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1)

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1)

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1)

谁误解了红楼梦

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1)

   

不要在《红楼梦》外探讨所谓“历史真相”

——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赵建忠

作家中评论《红楼梦》的很多,张爱玲、王蒙、李国文等,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红学著述,往往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也就能给人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时还是红学家们说不出来的,尤其是鲁迅对贾宝玉的评论,一句“爱博而心劳”,至今没人比这概括的更精辟。个中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诠释的。近十年来,以《班主任》一炮打响的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也转向了《红楼梦》研究,起先,我也没太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兴趣所至去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刘心武却认为他写的那些系列《红楼梦》小说为“学术小说”而非泛泛“戏笔”,是他多年来红学探佚研究成果的结晶或载体,他并且宣称开创了“红学”中又一新学派——“秦学”。最近,他又应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了系列红楼节目,还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作为书名,以书面结集形式由东方出版社公开发行。从2005年8月至今,该书销行以来,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现了盗版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创了红学著述的记录了!

刘心武真的解开曹雪芹“之谜”并“揭秘”了《红楼梦》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当然有理由奉献对他的敬意,因为他完成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者们前赴后继都未竟的事业,百年寻梦,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欢欣鼓舞?然而遗憾的是,我在通读了刘心武的一系列“学术小说”和红学论著之后,得出的感觉却是:他不仅在具体的情节描写方面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背离了《红楼梦》原著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很多具体结论更是荒诞不稽,于史无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由于刘心武本人作为著名作家的轰动效应,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的煽情渲染,更有新闻媒体、报刊的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以及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耸听的所谓“揭秘”已经和正在愚弄、误导着千千万万个读者和听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几代红学家们筚路蓝缕开创“红学”的艰辛成果以及为这门“显学”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为笑谈。红学界的师友们常常感慨:两百年来辛苦积累的红学著述在民间的影响和普及,还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见传播载体和舆论导向是多么重要!

刘心武是如何“揭秘”《红楼梦》的呢?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但通观他的红学著述,给人最深印象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一套路数。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特别强调“原型研究是一种世界很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并且在钻牛角尖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比旧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这种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心武的所谓“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同的而是他主观臆测的“原型”,何况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时“原型”也未必是一个。试问: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废太子后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么过硬的史料支撑?其实,只要查阅爱新觉罗宗谱、皇室玉牒以及清代养生堂的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并不难弄清楚。因为涉及到皇室血统,从怀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会有专门记载;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里宾客辐辏、门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著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小说中寻索“真事”。也恰恰是在这一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考证》,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导引着红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竟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去探讨所谓“历史真相”。遗憾的是,新红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陈独秀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这说明真正思想者的声音总是孤独、不合时宜的,所谓庸众的沉沦与哲人的悲哀!同时也由于我国古典小说理论相对于丰富创作实践的明显滞后,从而形成了一种看小说、研究小说总要“文史合一”的思维定势,这也不是刘心武一个人的问题,从蔡元培、胡适开始,这种研究路数已经形成,但蔡、胡的论点多少还有点史料文献的支撑,对红学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刘心武纯系臆断玄思,把蔡、胡的错误又发展到了极端,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新时代文化人,不能引领风骚反而与先进的价值文化体系背道而驰,做学术文化的促退派,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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