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会思想

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会思想

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会思想

红楼梦研究

第二章 曹雪芹的社会思想

   

一、引 言

研究一个人的社会思想,无非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他的著述言论;一个是有关他生平业迹的的传记材料。但是这两方面对于曹雪芹的研究来说,显然还都是比较困难的。据目前大家公认的曹雪芹的作品,仅是一部残缺不全的《红楼梦》,而《红楼梦》不仅又只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用“假话”掩盖了“真事”的小说,其写作本旨到底为何尚一直是一个谜。作为曹雪芹的传记来说,不仅文字不多,而且也并未怎么透露曹雪芹的社会思想,甚至连曹雪芹的几位朋友敦氏弟兄和张宜泉在他们的著述里也闭口不谈《红楼梦》。这些都不能不为研究曹雪芹的社会思想带来困难。

但是,是不是对于曹雪芹的社会思想的研究就无从下手呢?我认为,还不是的。目前还是挖掘出一些与曹雪芹有关的历史材料。只是说某些材料被曲解,某些材料被忽视,某些材料研究得不彻底罢了。

对于曹雪芹的社会思想一章节文字的研究,我准备分开四个部分来谈:

一是曹雪芹到底是汉族还是满族,曹雪芹到底有没有民族情绪。

二是也探讨一下曹雪芹祖父曹寅虽贵为满洲皇帝的亲信耳目,但是却在他与别人交往的文字里留下了带有民族思想情绪的痕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是通过曹雪芹密友张宜泉的思想的研究来看曹雪芹的社会思想。四是通过曹雪芹遗物“书箱”上的文字研究来直接探讨曹雪芹的社会思想。因为“书箱”箱盖背面的一首七律乃是曹雪芹保留下来最完整的一首抒情诗,不仅其诗句内容惊骇非同一般,而且还是曹雪芹的亲笔手迹。关于曹雪芹的旗籍,张书才在他的《曹雪芹旗籍考辩》(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已作了比较可信的论述;关于曹雪芹的民族问题,李广柏在他的《曹雪芹是满族作家吗?》(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一文中也列举了详实的材料,肯定了曹雪芹是汉族并非满族。所以我对于曹雪芹的民族问题一节文字准备从简,不准备用很多的笔墨。对于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由于我并未有一些原始材料,仅只想依据周汝昌的文字并摘录其文字作以说明。第三节文字是对曹雪芹至交张宜泉的社会思想的研究。由于未见人对张宜泉和《春柳堂诗稿》作系统地研究,即就是研究,错误也甚多。比如说徐恭时认为张宜泉是满族。还有徐恭时认为《题芹溪居士》作为癸未年;曹已卒于壬午年,何来《题芹溪居士》作于癸未年一事?等等。于是,此节文字原本分为“小引”、“《诗稿》概况”、“《诗稿》中某些诗的写作时间”、“《诗稿》的注释问题”、“张宜泉的家世生平”、“张宜泉的社会思想”、“张宜泉与曹雪芹的关系”七个部分来研究,但考虑到与文章不协调,最后删除其它六个部分只剩下“张宜泉的社会思想”这一小节了。

第四节文字,即曹雪芹遗物“书箱”上的文字的研究,本节只准备摘录其七律诗中的“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和“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坼天崩人未亡”四句来论证曹雪芹的社会思想,其它就不准备多谈了。因为还有我1984年写的专门讨论曹雪芹遗物“书箱”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也收入此书的第三章中,此处过多涉笔未免重复,因此只好寥寥数笔。

二、曹雪芹的民族问题

曹雪芹,究竟是满族,还是汉族,还是满化了的汉人,这个问题有必要说清楚:从历史事实来说,我们必须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从《红楼梦》的写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会思想来说,弄清曹雪芹的民族问题,更有助于对《红楼梦》写作思想的研究和对曹雪芹社会思想的划定。

在研究曹雪芹的民族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谈一谈曹雪芹的旗籍问题:因为大部分认为曹雪芹是满族人的认识都来源于对曹雪芹的旗籍问题的这一认识。

1、旗籍

在曹雪芹的家世问题上,胡适第一次提出“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99页)。解放后,何其芳和李希凡均在他们为《红楼梦》版本作的序言里写道:“曹雪芹的先世是汉人,但很早就入了满洲旗籍”,“成了皇帝的包衣奴才”(录自赵宗溥《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见《学刊》1981年第4辑247页)。其后,由于一些材料的出现,又有人提出曹雪芹是“正白旗汉军”。

在曹雪芹的家世问题讨论上,我认为应该将曹雪芹的民族问题和旗籍归属问题分开来谈,如果笼统地像何其芳与李希凡那样将曹雪芹定为“先世是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满洲旗籍”,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这种说法是对胡适的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的错误说法的更正,但他带来的后果恐怕更甚于胡适的“汉军正白旗人”的这一说法。

由于社会上某些人一直认为“旗人”即满人,亦即满族,所以大部分人一看曹雪芹属“正白旗”这一“满洲旗籍”,便错误地认为曹雪芹是满族人。

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族简史》,就将曹雪芹列为满族最为著名的文学家。其书主要编写人之一王仲翰,又专门写文章,阐述曹雪芹是满族正式成员。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的一些报导,并《辞海》中也都将曹雪芹定为满族作家。这些定论恐怕就是“曹雪芹先世是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满洲旗籍”属于“正白旗”的含混用语带来的后果。

关于曹雪芹的旗籍问题,《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4辑刊登了赵宗溥的《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1982年第3辑刊登了张书才的《曹雪芹旗籍考辩》,还有1979年第1辑冯其庸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略》一文,三篇文章都引用并占有了详实的历史资料。

在曹雪芹旗籍问题讨论中,张书才的文章材料比较详实,其论证也比较入理,也可以说其结论才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曹雪芹的旗籍最后归属问题。

冯其庸在他的文章中关于曹雪芹的“旗籍问题”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曹雪芹上世的旗籍,是由汉军旗转入满洲正白旗的,这才是他家的旗籍历史演变的全部面貌”(见266页。注:《学刊》与年份和辑期前已注明,均不再录)。赵宗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曹雪芹是满洲正白旗包衣的旗籍……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4)癸未除夕死去,他和‘汉军旗’根本没有任何来属关系”(见256页)。冯赵二人的结论是解决了曹雪芹属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曹雪芹的“包衣”的“满”、“汉”的问题。

张书才用详实材料从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得出:(一)曹雪芹是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人;(二)旗鼓佐领乃汉军佐领;(三)包衣汉军佐领下人称包衣汉军;(四)包衣汉军与包衣满洲有区别;(五)包衣旗人不同于满洲旗人;(六)曹雪芹隶正白旗包衣汉军籍。张书才得出“曹雪芹不仅先世是汉人,而且在被虏入旗并辗转成为皇室家奴之后,仍然被编在包衣汉军佐领之下,属于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一般称为内务府汉军旗人,简称内汉军”(见307页)。

张书才不仅对曹雪芹旗籍下了正确的结论,其结束语还有好多精辟的见解,为省笔墨,此处就不录了。

如果我们始终不弄清楚曹雪芹是满洲正白旗下的包衣汉军籍,一味含糊地认为曹雪芹“先世是汉人,很早就入了满洲旗籍”,或曹雪芹是“满洲正白旗包衣”或曹雪芹“可称汉军,也可称满洲”,或干脆称曹雪芹是“正白旗满洲”,这将不仅混淆了历史事实,恐怕永远也揭不开《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曹雪芹的社会思想与民族意识。

2、民族

在社会上和官方以及某些书籍在将曹雪芹定为满族之后,1982年《红楼梦学刊》第1辑上发表了李广柏的《曹雪芹是满族作家吗?》一文。其文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旗人≠满族人”;第二部分是“曹家是汉人”。

在此文中,李广柏提到王仲翰将曹雪芹划为满族的主要理由是“旗人即满族人”(见195页)。王仲翰提出了一个民族划分办法,即:“清代汉军旗人的民族成份如何划分的标准只能按当时是否出旗为民作为一条杠杠:凡是既已出旗为民的大量汉军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应该算作汉族成员了;否则就应该把他们当作满族成员看待”(录自李广柏一文198页)。

这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民族划分标准。一个民族成份怎么可如此随便划分呢?划分民族不同于划分阶级,阶级是用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来划分的,一个人几年或甚至几个月、几天之内就可由一个阶级转变为另一个阶级;但一个民族成员怎么可轻易由一个民族变成另一个民族呢?阶级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不管它采取什么过渡形式,经济过渡或暴力过渡,但一个民族却很难过渡为另一个民族。

划分民族固然是按地域、语言、风俗习惯和共同心理状态来划分;但某一个家族或某一个人是什么民族,则不能按此标准来划分,这里存在着一个血缘问题。一个人的民族成份是靠血缘关系来确定的,并不是某个人想加入什么民族就加入什么民族,什么人想承认他是什么民族他就是什么民族。尽管民族问题中也加杂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但血统则是划分民族成员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旗人是否是满族、曹雪芹一家是否是满族的问题上,满清皇帝口谕、律令以及曹家本人和曹雪芹的宗室朋友敦氏弟兄都作了说明。但我们今天的某些人却违反民族划分的一般标准,违反满清当时存在的社会事实,强用自己的错误观点加于古人,加于历史,人为地造成不应有的错误结论,实在有些讲不通。

曹雪芹一家虽然被列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但在乾隆初纂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凡例中就写道:“乾隆五年十二月初八日奏定:蒙古、高丽、尼堪、台尼堪(开原边门外汉人)、抚顺尼堪等人员,从前入满洲旗内,年代久远者,注明伊等情由,附于满洲姓氏之后”(录自赵宗溥《曹雪芹的旗籍问题考释》一文252页)。这里就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曹雪芹一家虽归入《满洲氏族通谱》,但他是按蒙古、高丽、尼堪(汉人)这些民族归类列入的;二是这种列入是“附于”“满洲姓氏之后”的。

这里标明年代久远的附属于满洲帝国的曹家等家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民族成份。

在曹雪芹一家是汉族还是满族的问题上,我们不妨来看李广柏和张书才引用过的一些材料。

天聪八年五月,皇太极在一道上谕中说:

朕仰蒙天眷,抚有满洲、蒙古、汉人兵众。(抄自李广柏一文195页)

道光年间宗室奕赓在其《寄楮备谈》中说:

内务府三旗汉军佐领,俱名旗鼓佐领,旧作齐固佐领。(抄自张书才一文291页)

乾隆年间宜兴编纂的《清文补汇》卷六页三五,光绪年间志宽,培宽编纂的《清文总汇》卷六页一四,也都有“旗鼓佐领”专条,两书同样写道:

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军佐领。(抄自同页)

康熙《会典》卷一509页《内务府二·会计司·三旗经管钱粮》下载明:

顺治元年令:原给地亩之人并带地投充者,归并于汉军佐领之下,催征钱粮草束,交该管官收贮。(抄自张文292)

卷一53页——《内务府五·都虞司》下又说:

凡三旗护军:内务府满洲佐领下设护军十五名,汉军每佐领下设护军十名……顺治十八年令:满洲每佐领下各添护军五名,设军校二员;汉军佐领及浑托各设护军十名,设护军校一员。(抄自同页)

在《内务府来文·人事类》档案中,顺天府学政关于包衣人员考试的咨文一再申明:

至包衣生监,务即注明满洲、蒙古、汉军以及官民字样……照得本年岁考,……希将内务府包衣满洲、蒙古、汉军应试文童册结,务于文到即日内咨送本学政堂衙门,以便汇册咨送兵部考试骑射,定期府试。(抄自张文293页)

同档案的礼部咨文也说:

本人如系包衣佐领、管领者,满洲即写满洲,蒙古即写蒙古,汉军即写汉军……(抄自同页)

同档案吏部致内务府的咨文有:

现任内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凡有包衣人员,于各员名下注明包衣字样,咨复本部。(抄自同页)

除此之外,张书才在其文中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此处就不一一抄录引用了。不过我们从满清皇帝的上谕和有关满清各制度的规定中,均可看出满清政府并没有把入旗或已成为内务府的汉族包衣当作满族成员看待。

再来看看满清有关曹雪芹一家是汉族还是满族的一些直接材料。

康熙皇帝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李煦奏请让满族人满都暂署盐运使的奏折中批复道:

两淮运使,甚有关系,所以九卿会选,已有旨了;况满洲从未作运使之例,不合。(抄李广柏一文202页)

雍正七年,内务府为补放内府三旗参领等缺,请皇帝钦点的名单中有:

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曹宜,当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领曹尔正之子,汉人。(抄自同页)

这曹宜不是别人,他就是曹雪芹的叔祖。

我们由这两条可以看出曹雪芹一家并未混入满族,不论在康熙朝,还是雍正朝,曹雪芹之祖父曹寅和其叔祖曹宜在皇帝及其政权的眼里,都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

我们也来看看曹雪芹祖父曹寅关于自己民族的自白:

曹寅和李煦在奏请让满人担任两淮盐运使的奏折中写道:

查定例内运使无题授满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陈请,惟求皇上恩允暂留满都署理运使印一、二年,与臣等同心协力,将从前积欠设法补完。(抄自李广柏一文202页)

这是曹雪芹家关于自己是何民族的自白。在这里可以看出曹寅并没有敢把自己当作满族人看待。

还有曹寅与河北丰润县曹鼎望的儿子曹鈖、曹鋡交往甚深,曹寅在给曹鋡的诗中有“吾宗自古占骚坛”(指曹操父子)。在这里也足见曹寅以汉人自居,并引以为自豪。

到了曹雪芹的曹家没落时期,宗室在《寄怀曹雪芹》中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曹雪芹一家是汉族人。

从以上材料来看,我们不论从民族划分标准,还是从满清王朝的律令规定与满清皇帝的上谕批示,还是曹雪芹祖上的自白以及曹雪芹的宗室朋友对曹雪芹民族问题的认可,都可以看出曹雪芹乃是一个汉族人,并非什么满族人。

三、曹寅的民族思想

在讨论曹雪芹社会思想的问题时,我觉得有必要把其祖父曹寅的民族思想拿出来略微研究一下,从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曹雪芹的反清思想在其祖父时期就已开始发生裂变。

由于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一些红学家自然将笔墨涉及到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过在对曹寅的研究问题上,诸红学家却一致认为:曹寅在举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太时岁收的同时,还肩负着笼络一批江南名流的特别使命。其结果是:“消弥了明末士大夫‘匡复汉威仪’的民族运动;监视了江南官吏的胡作非为;密报了江南民情与生产”(抄自刘长荣《玄烨与曹寅关系的探讨》一文。见《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第333页)。还有,曹寅在镇压“四明山”“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问题上,为康熙皇帝刺探情报,“担任了不光彩的职责”(同上)。

这样,诸红学家在研究曹寅生平和其思想上,特别是曹寅的民族意识上无疑忽视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但却是一个极重要的一面。

在曹寅的举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太时岁收的问题上,我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在对待曹寅笼络江南名士和作为康熙皇帝耳目刺探江南农民起义的情报问题上,我还不敢苟同诸红学家的观点。

曹寅是以一个“家奴”出身出任江南苏州及江宁织造的,并最后擢为三品“通致使司通政使”,亦曾一度充作了康熙皇帝的亲信耳目;他在举报一些江南官吏的胡作非为和江南一些民情生产上,确实也是尽心尽力的,有时可能也是就是如曹寅自己所说的“即肝脑涂地,亦不足仰报高厚于万一”(见易管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补遗》上。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329页)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用此来硬套曹寅在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上和收罗明末遗民、消弥他们的反满复明运动上同样忠心耿耿于满清王朝和康熙皇帝。

在对待曹寅的为康熙密报江南反清复明的民族起义的问题上,刘长荣在他的《玄烨与曹寅关系的探讨》中抄录了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江宁织造曹寅奏报自兖至宁一路闻见事宜折》。其折为:“臣闻得四明山通福建,历来盗贼之巢穴,此辈皆在别省行劫,归藏山中,形迹幽秘,其由来已久。以前未尝不犯,问官只问眼前,现在之案,不株连根抵,故四明山巢穴,人皆不知。去年有百姓未下海(与朱三太子有关——刘注)之谣,又巡抚中军令披甲拿人,致令上下纷扰;故问官详据口供。今蒙皇上差各大臣严审,将来自可穷绝根窝,永无夜警。至于纤僧一念委给札付之事,即如响马贼歃血结盟一类,皆由于地方官懦弱懒惰,诚如圣谕不勤不慎所致”(见刘文331——332页)。刘长荣好像以此就是曹寅刺探密报江南民族起义的一个证据。但曹寅的这一奏折显然有一个不得已的成份:曹寅并非一个屈膝求富贵的卖国者,他是一个几代就沦落为满清皇室的家奴,他必须有他尽忠于满清皇室的成份。关于这一事,我们不妨看看几个月前,即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的一份奏折。

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臣曹寅谨奏:恭请圣安。

臣前具摺启奏,伏蒙御批:“今岁江南亢旱,朕心甚是不安。又闻盗案甚多。钦此。”皇上忧民忧岁,虽在边陲,栉风沐雨,犹时时俯念江南,有加无已。臣寅跪诵之下,不胜感泣。臣系包衣之奴,蒙圣恩拔于下践,参列人群,但臣职司丝盐,不敢越位妄奏。今蒙谕旨,敢不竭诚剖实具以上闻。(录自易管《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

我没有见过曹家奏折档案的全部材料,我手中只有《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2辑和1980年第1辑易管的《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补遗》(上)与(中),所以,我对曹家的奏折了解就难免以偏盖全了。但是,就依此曹寅奏折中谈到他“越位妄奏”“盗案”一事,也可见实出于不得已成份。

还有以下曹寅对“盗案”的一些奏折: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廿日曹寅给康熙奏折的后半部:

……再,盗原系浙江旧案,鼠窃狗偷之辈。当时匿家光福山中,转攀拿获,自知不免大戮,恐该衙门动刑痛苦,遂妄为大言,使问者不敢施威,以免一时之累。缘巡抚远出苏城,又无老成之官,一时城栅过于严防,以致百姓惊慌。其实不过甚常盗案,并无连海结夥不轨之事。后恭闻皇上圣谕,责地方以不加查察盗案,凡臣民无不欢忭,以为天鉴如临,明洞万里。目下各官知戒,小民俱安堵如常。理合一并具摺奏闻,伏乞圣鉴。

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摺:

原附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十二日开案摺内。

浙江审事略:

浙江所审之案,张廿一、张廿二,即江南获解之张君玉、张君锡。廿一妄称总爷,廿二自称二爷。又有陈天祥、王文秀、王公亮妄称将官,施尔远称施先生,又称军师。又有未获之叶天祥,妄称先锋。此辈无知之徒,自称此等名色,其实每人名下率领不过五六人,六七人不等,其余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误入。其所称朱三太子,不过借端煽惑,恐吓愚民。一时受刑,辗转胡报,究竟供称某人与朱三太子往来,某人系朱三太子不离左右;与供其所居门面楼房如何,其人年纪面貌如何,有子若干?及提到细问,总属不符。(其下还有奏报“一念”“朱三太子,一名禾老先生”等案,文字太长,不录)。(见同文335——336页)

曹寅奏陈江西地方盗案摺:

原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四日请安摺内。

再,臣探得江西彭泽县地方有盗案一起,内有刘名扬、朱黄友二名漏网脱逃,地方官将伊家属拘禁。而刘名杨、朱黄友遂勾结各处流民,纠合二百余人,欲图劫狱。因借此恃强抢夺客商米船,当经地方官传集士兵等人,协力擒拿,已经安定。又闻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处,因旧年地方荒歉,穷民乏食,遂有地棍勾连,向殷实之家借米索食,地方官亦现查拿抚慰无事。诚恐流言讹传不一,有廑圣怀,故敢奏闻伏乞睿鉴。(见同文343页)

我们从以上抄录的曹寅这些有关“民变”“盗案”以及一些“反清复明”的起义奏折中看到,曹寅是向康熙皇帝密报了事情;但是,我们也从这一些奏折中也看到曹寅在奏折中有意偏袒江南一带人民,曹寅丝毫没有夸大事件,而且每每有缩小事件的成份。比如说奏折中的“其实不过甚常盗案、并无连海结伙不轨之事”和关于张廿一、张廿二案件奏折中的“此辈无知之徒,自称此等名色,其实每人名下率领不过五六、六七人不等,其余或被捉挑行李,或雇跟随服事,多系误入”,以及另一个奏折的“又闻望江、宿松、桐城、太湖、建德等处,因旧年地方荒歉,穷民乏食,遂有地棍勾连”等语,这些奏折用语实有缩小事件的成份,它跟一些缴功行赏过分夸大其词的奏折相比,我认为还是有根本的区别的。最起码来说,这种奏折避免了满清王朝对江南一带人民的大屠杀。至于奏折中一些对反清头领的一些诬蔑之词,此官样文字总要得写的。

有些人也可能会说,不论怎么说,曹寅毕竟向康熙皇帝奏了些一些密折,为康熙平息江南一些反清复明起义起了作用。但我们话又说回来,康熙帝每每向曹寅李煦等下旨“尔密密访问明白奏来”“再查再奏”(抄自刘长荣一文,见333页),曹寅能不上奏一些有关事件吗?而且康熙皇帝在曹寅上奏的“曹寅奏陈浙江审张廿一案由摺”上已批有“山东地方将姓朱的父子三人都已拿住了,口哄(供)亦甚明白,但一念拿住方好”和在“曹寅奏僧一念辑获日期摺”上已批的“早已知道了”以及在“曹寅奏报朱三太子在鲁获解摺”上批的“已有旨了”(见《学刊》1979年第二辑易管编的《曹家档案史料补遗》336页、340页、338页),这都说明曹寅奏报这些不奏报这些都无所谓,在曹寅奏报这些之前,康熙皇帝已知道了全部,而且已行文下旨了。那么说来,曹寅就不奏报这些,又对于当时一些反清复明势力又有何用呢?

不论怎么说,在曹寅密奏江南一些反清势力的问题上,我认为:其一是曹寅作为康熙皇帝耳目,在此问题上,他还有一个不得已的成份。其二是曹寅在密奏此事上,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它避免了一些血腥屠杀,这还是偏袒于江南的汉族人民和一些抗清志士们的。当然这种奏折也无形中起到了缓和满清王朝和江南人民的矛盾,起到了维护满清王朝的作用。

在人们认为曹寅在密奏有关江南抗清民众起义的同时,人们还几乎一致认为曹寅在收买笼络软化江南的一些“匡复汉威仪”的明末逸民,在有意的消灭明末士大夫的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刘长荣在他的《玄烨和曹寅关系的探讨》一文中似乎特别突出。刘长荣认为康熙曾“密诏曹寅作好江南统战工作……玄烨密令曹寅担负了统战重任。但恐露马脚,玄烨再三嘱咐‘千万不可露出形迹方好’、‘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有什么闲话,写折来奏’、‘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见《学刊》刘文326页)。

对于刘文这一段康熙密令曹寅作江南“统战”任务的文字,由于刘文未引明出处,也未说明此几处的引文是专指康熙指示曹寅笼络江南逸民一事,还是兼指曹寅密报江南的地方百务,官民动态各个方面的,这个我不明白。不过刘文在下一页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曹寅交契,似乎有意偏重于明末士大夫,若非玄烨指示,难道不怕玄烨怀疑”(见《学刊》刘文327页),若按照刘文这句话的意思,“难道不怕玄烨怀疑”将成为曹寅结识江南名士乃是受了康熙秘密指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这里,我希望刘长荣弄清楚一个时间界线问题,也即就是刘长荣自己指出的“杜(氵+睿)大曹寅55岁,杜芥大曹寅52岁”(见刘文326页)。实际上刘文这种说法不确。

杜(氵+睿)生于1611年,死于1687年,死时76岁。曹寅生于1658年,死于1712年。杜(氵+睿)应比曹寅大47岁,而不是55岁;杜芥比曹寅大44岁,而不是52岁。我们按杜(氵+睿)死时76岁,曹寅又比杜(氵+睿)小47岁,按此计,杜(氵+睿)死时,曹寅才29岁。在这个时间,曹寅尚未曾出任江南。曹寅出任苏州织造时为33,出任江宁织造的时为36岁。这是刘长荣一文中提供的材料。既然如此,刘文指出的曹寅在29岁前结交江南名士杜(氵+睿)等人是受了康熙皇帝密诏指使,这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了吗?反过来也就是说,既就是康熙指使曹寅秘密做一个文化特务,结交江南名士,那亦当在曹寅上任就职江南之后,绝不会在曹寅与杜(氵+睿)杜芥交往这个时期。

在曹寅与明末士大夫的交往问题上,周汝昌在他的《献芹集》一书中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一文里,倒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周汝昌在其文中谈到曹寅与明末逸民的交往问题上,他感到“新奇的,是一大串的‘草衣卉服’的‘岩穴幽栖’者,竟和满洲内务府郎中、苏宁织造曹寅交往过从,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交往过从”(见周文65页)。周汝昌在谈到这些交往过从中特别强调了一个身价气节极高的杜苍略。

据周文介绍,侨居南京最避远的地方的杜苍略,气节极高,也极难接近,但他和“曹楝亭从很早就成了知交”(见67——68页)。

周汝昌又写道:“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玺既卒于官,有诏晋曹寅为内务府郎中,即须进京当差;这时曹寅在南京已经安居二十三年之久,至此遂赋北征。登舟之日,杜苍略特意江干送别,并珍重以诗为赠。这首诗——五古为体,《思贤》名篇,长达三百四十言”(见68页)。周汝昌认为这首“《思贤》名篇”“情词切至,真是非同小可”(同页)。

对于此“长达三百四十言”的《思贤》名篇,我未见全部,周汝昌在其文中这样介绍道:

那诗中有云:“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倾盖立”;今天,“举目判关河,携手百端集”了,感怀无限。后言“宿离(读若俪——周注)恒不贷,忧患亦难述;伊余既缔交,宁禁弹清瑟?摆脱优游谈,欲宽行者恤。”意谓既属深交,无事肤泛,欲吐肝隔,以慰行人。他教导楝亭,要明哲、素位,勿贪富贵,以老子“外身”箕子“恭”“寿”(九畴中恭为“五事”之先;寿为“五福”之首——周注)、周易“柔顺”之道为处世南针,可以春水野航、悠游自泛,最好努力从事著述、赏奇文,析疑义;最后,举吴季札和曹子建二贤为例,要他深思远鉴。(见同页)

周汝昌在谈完这杜苍略的“《思贤》名篇”后,认为“这事真透着‘玄’”;并随后介绍了在这之前,曹寅和杜苍略的交往中,曹寅曾对杜苍略有“愿为筇竹杖”之言,从其中可见曹寅对杜苍略“倾倒之致”(见同页)。

这是周文中介绍的曹寅与杜苍略的一段关系。

在这里,我接着谈刘长荣一文中所涉及到的曹寅与杜苍略交往的时间界线问题。曹寅之父曹玺卒于织造署时,曹寅27岁,曹寅奉旨升为内务府郎中北上时,曹寅28岁,此时杜苍略写了《思贤》名篇。既然如此,曹寅与杜苍略深交之年也当在曹寅28岁以前,这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曹寅受了什么康熙密旨在履行“统战”任务的问题。

既然二人的深交关系不是属康熙什么密旨所左右,也即是曹寅此时并非以一个文化特务的身份在愚弄杜苍略,那么,这里面二人深交必然有另一个原因。

除了康熙指令这一特殊原因外,人跟人的交往显然还有其它成份,这就是慕势,贪财,慕品德、慕才、慕气节等。曹寅与杜苍略自然也不例外。但作为曹寅这一方,是一个显赫满清皇家官奴;而作为另一方的杜苍略,却是一个民族气节极高的拥明排满分子,二者毫无相通之处。这又倒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交往并以至成为至交——曹寅北上时,杜苍略写三百四十言长篇《思贤》名篇相赠;而曹寅又对杜苍略“愿为筇竹杖”的如此倾服。这里面两人默契的成份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的除了人们认为的曹寅负有“统战”的特殊使命之外,莫非杜苍略还有慕势利逐富贵的成份?这些对于一个气节极高的杜苍略来说,显然绝对不可能。

除此之外,难道杜苍略对曹寅的交往还真有慕曹寅之才之德的成份?不过,在这里请不要忘记,明朝初亡,汉人沦为亡国奴,在这种时候,这一些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气节极高之士真会在此之时去有心慕一个满清家奴的才华?这自然也不可能。

那么,我们就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了。即曹寅能够受到气节极高的明末名士杜苍略的青睐,如果单凭曹寅之才或礼贤下士之德显然是不够的,这里面二人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常言道:“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况二者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敌对阵营。

我们在这里能不能考虑到这一个问题:曹寅的祖先,我们不论他们是怎样沦为满清王朝的家奴,但曹寅之父毕竟是为满清王朝卖命并屡进前程的;但到了曹寅时代,虽由于其父其母的特殊原因并成为康熙皇帝的亲信,但曹寅在其年轻时期,在与明末气节极高的一些名流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一个民族意识的“复原”这一问题。也即是在曹寅在与杜苍略等人的交往过程中,不是杜苍略等人被曹寅收买笼络了;而是曹寅被一些明末反清复明的志士的意识异化了。

这看来是不可能的问题,但它却是我们研究曹寅民族思想裂变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

对于此一事,曾引起了周汝昌的疑问,周汝昌按照他的不明白曹寅与杜苍略的特殊交往的思路查到了曹寅“寄诗集于苍略求序”一事。周汝昌写道:

楝亭既与苍略分襟,想念特甚,至屡行梦寐;苍略得知之下,感怀赋诗,写出:“异姓交情笃,唯君知我心;情疏千里外,梦寄一灯深……”(着重号为周所加)的句子,太息“茅屋”“华筵”,等伦非匹,人生梦梦,觉路难寻。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次年七十三岁的老人,特濡大笔,又写下一篇惊心动魄的文字。(见周文69页)

对于周汝昌的这一段话,我不太明白。周汝昌笔下的“分别四年之后,楝亭寄诗集于苍略求序”是指曹寅28岁二人离别之后,还是其它时间。若按苍略73岁写序,当在曹寅39岁之时(因为苍略比曹寅大44岁),亦当曹寅已在江南任职之时。

对于杜苍略写的“惊心动魄”的序文,我没有见过,周汝昌笔下介绍是这样的:

那序上来就单刀直入:“与荔轩(曹寅——周注)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涂、以出户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这先是老实表明曹寅于“同学者”乃是“异类”。接云:“既而读陈思(曹植——周注),《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这说明这位“异类”的思想实与“异类”不同。然后说荔轩以诗为性命,辗转反侧,无时不有诗魁垒郁勃于胸中,“精微烂金石”,与曹植何异?然而曹植当日,有刘桢、王粲、丁厂異为唱酬,有白马王彪为弟兄,求知甚易,今荔轩两千里外,独求于我,“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此予所以欲笺释要眇,为之旁皇抚卷而不能已也!”最后说,读荔轩之诗,当知人论世,盖其诗中有物,有“奇怀道韵”,有“君子之心”,有“要眇”之音,最为要紧;“使徒赏其诗、渊渊尔、锵锵尔,非曹子所以命予者已!”(见周文69页。着重号均为周所加。)

周汝昌在写完这些之后,认为:“这简直‘玄’透了”(同上)。

我们从周文如此简短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杜苍略认为曹寅的诗,特别是在杜苍略看了曹寅的诗之后又看了曹植的《仙人篇》之后,得出:“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也。杜苍略此句评释,实亦不过是他序中说的曹寅的诗乃“如鱼山天乐,写为梵音”;杜的序文乃“笺释要眇”而已。

对于曹寅与曹植的对比一说,朱淡文在他的《曹寅小考》(见《学刊》1982年第3辑)一文中,曾认为杜芥在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送曹寅北上写的《思贤篇》中的曹植与吴季札一事,乃是指曹寅还有一个同胞弟弟曹宣(见《学刊》276页),并论证了曹寅与曹宣的兄弟不合。当然朱淡文在他的文章中仅涉及到杜苍略写的《思贤篇》,并未谈及杜苍略为曹寅诗集写的序文中的“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一事。

不过,虽然我对朱淡文一文暂且尚看不出什么毛病来,但我也不敢将杜苍略笔下曹寅与曹植的对比一事简单地认为是指曹寅曹宣兄弟不睦。因为在杜苍略笔下的对曹寅这个“以南北为修涂,以出处为户限”的“异类”的“释要眇”一词就简单到如此地步。

在这个问题上,幸喜的是周汝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他后来读到的“楝亭过东阿绝句”一首,其诗为:

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即鱼山——周注)何必树松楸。

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

周汝昌又谈到曹寅又在他自己写的诗下注了“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见周文69——70页)

在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上,杜苍略的“惊心动魄”的序言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骇人的事实,即曹寅的心理实乃是曹植的心理;而周汝昌列举的曹寅的“过东阿”绝句更直接的说明了这一问题:曹寅诗集中的《仙人篇》的思想并不是什么仙境仙人;而他的“天乐”“梵音”实乃是不忘、亦不满于曹丕篡汉一事,实即指不满于满清王朝借明末农民起义之机灭掉了几千年的华夏古国。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却望临淄作首丘”这最后一句,乃是借《后汉书》《班超传》“上疏”中的“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仍在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岂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以及其它有关“首丘”的古典在发泄他思想深处的民族亡国耻辱。曹寅好像还怕别人不明白,又专笔注了曹丕纂汉这一古典。

当然,曹寅这一民族思想乃是一种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观念,不是曹植思想中的朝代更替的君臣正统观念。

周汝昌对杜苍略的序言中的“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一事,在他读了曹寅自己写的并自注的“过东阿”绝句之后,“又读了复社张溥之论子建”。周汝昌说张溥之论道:“论者又云:禅事代起,子建发服悲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当然,则王者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见周文70页。着重号为周所加)。在周汝昌读了张溥之此段话之后,“于是恍然,杜老(苍略)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见同页)。

周汝昌算是明白了一个问题。周汝昌由发现曹寅与一批江南逸民的交往的不寻常,最后逐步查对到曹寅的“臣汉”之心,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

本来当周汝昌在曹寅思想研究上大有进展的时候,周汝昌却怕涉“索隐派”之嫌,而忙忙退却了。周汝昌在他得出的曹寅有“臣汉”“之心”之后写道:

这也许是“求之过深”罢。说曹楝亭必有此心,则凿;然而,说杜苍略必无此意,则固。……但要看看楝亭的……“鹦鹉巢中感‘寄生’”,“羞入金瓶伴牡丹”,……“服官愁过日,识字悔终天”……“回翔几触抨弓怒”……——我们就可知道:要真正深刻地了解他,并不容易。说曹楝亭如“索隐派”所解于雪芹的是有“反满复明”的思想,那也许是个笑话;而把他只看作满洲豪华公子、八旗达官贵人,则诚恐又失之太简单。这是个复杂的题目,这里“话”不清。(见周文70页)

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话’不清”的问题,实际上是周汝昌有不愿深究、到此为止的问题。作为曹寅思想的研究,本来已明显地存在这么一个问题:曹寅这个满清的皇室家奴为什么受江南一批明末名士的青睐;而且曹寅又为什么对民族气节极高的杜苍略倾服之至,以至“愿为筇竹杖”;还有曹寅为什么与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有“羞入金瓶伴牡丹”(见周文70页,此诗出处不详),“临风渐影形”(见周文65页、出处也不详),也即周汝昌说的曹寅“自渐形秽”(见周文65页。着重号为周所加),其根本原因就是:曹寅乃是汉族,其父虽在忙于建功立业,效忠于满清王朝,但到曹寅时,在曹寅与明末江南一批名士的交往中,曹寅逐步在被这一批名士的民族意识复原,最后发展到有如不满曹丕篡汉一样的不满满族吞并入主华夏,常以曹植“终身臣汉”以自喻。

当然在曹寅的思想问题上,我也不赞成曹寅有“反满复明”思想;但是我也不同意周汝昌认为这“是个笑话”。在这里,我请周汝昌弄清楚一个界线问题。即“索隐派”是在研究《红楼梦》而不是在研究曹寅。还有“索隐派”的“反满复明”论的蔡元培在他的“索隐”里提出的“《石头记》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芦庙起火,烧了一夜,甄氏烧成瓦砾场。即指甲申三月间明愍帝殉国,北京失守之事也”(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第7页),这种见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红楼梦》不存在“真事隐”与“假语村言”的问题,那么一个偶然的凭空偏造的“三月十五日”自然与李自成三月十五日兵临城下,三日后攻破北京城池,明愍帝三月十九日上吊煤山这一历史事件无关;要说有关,自然是一种附会的偶合。但《红楼梦》是一种以“真事隐”与“假语村言”为基调的“游戏笔墨”;而且还有几处的《红楼梦》日期与明末清初事件有关,比如说,一个令人不解的薛蟠“生日”的五月初三和林黛玉的“泣残红”的四月二十六日,被曹雪芹写成同一天又不同一天,这本身就是多尔衮于五月初二占领北京、五月初三发号满洲命令和“扬州十日”于四月二十六日开始大屠杀日期的变相重合。

《红楼梦》的“索隐派”认为曹雪芹有“反满复明”(实际上曹雪芹是一种“反满复汉”思想,张宜泉的“浮名应付楚弓遗”和《红楼梦》中的有关内容便是一个明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曹寅有“反满复明”思想,因为曹雪芹与曹寅毕竟所处的时代与地位不同。曹寅仅有不满于满洲入主华夏有背于他的民族“正统”观念而已,其“臣汉”思想才是曹寅民族思想的精髓。

对曹寅思想的研究,周汝昌除了以上研究外,在其文中还列举了曹寅在他的《续琵琶·制柏》一折中借蔡文姬之口写出的一只《风云会四朝元》的曲子。其曲中有“胡羌猎过,围城所破多,斩截无遗,尸骨撑卧。妇女悉被掳。又长驱西去,詈骂难堪,捶杖频加、号泣晨行,悲吟夜坐。——欲坐无一可!(口茶)!彼苍者何辜,生长中华,遭此奇(阝厄)祸?……”(见周文36——37页)。

这是曹寅笔下的词语。这词语实不过是当时满洲杀掠辽东一带的写照,这个问题周汝昌已作了举例说明,此处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过只要我们细心一看,从曹寅“胡羌”一词的运用和曹寅的沉痛用笔就足见曹寅的民族意识如何了。

曹寅的民族思想就研究到这里。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只看到曹寅与康熙皇帝特殊关系一面;还要看到曹寅在明末名士交往过程中其民族意识“复原”的一面。这曹寅思想的两面性就变成了曹寅既有报效康熙皇帝的“知遇之恩”,又有不满于满清借明末农民起义亡明之机而强夺入主华夏的“臣汉”“之心”,它组成了曹寅独特的民族思想。

我们通过对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的发现,曹家的民族意识在曹寅时期就开始发生裂变,他已不是一个纯粹效忠满清王朝的忠实“奴才”,而是一个颇感民族耻辱的炎黄子孙。当然由于其地位所在,曹寅思想当然还发展不到彻底与满清王朝决裂的程度,不过曹寅的这种民族思想已为曹雪芹的更强烈的“反满”民族意识开了先河。

当然对曹寅民族思想的研究,它对曹雪芹的社会思想的研究,仅仅是一个侧面,也即是曹寅的民族思想对曹雪芹思想潜在影响的一面。至于曹雪芹是否有一个“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我们下面再接着研究其它一些问题。

四、张宜泉的社会思想

对于曹雪芹社会思想的研究,在当《红楼梦》真面目尚未确切弄清以前,我们还是先对与曹雪芹接触比较频繁、交往比较密切的一些人物来进行研究,正像通过曹寅和杜苍略的关系研究一样,这样可以从侧面披露曹雪芹的一些思想内幕。

在我们已知的曹雪芹的交往中,关系密切的有敦氏弟兄,还有一个张宜泉。当然还有一些其它人,包括一些市民、农夫、小商小贩、优伶、店主和店员,甚至还有一些达官贵宦和一些小官员们,以及一些其它诗朋酒友。这个问题不仅从《红楼梦》作者笔下的纷繁的人物素描中可以看出作者交游之广,而且曹雪芹当时的处境要求曹雪芹必须应付如此繁多的社会场面,不得不接触各种五花八门的社会人物,这是曹雪芹社会环境变迁的必然。但是,这一些人际交往却无法说明曹雪芹的思想意识。比如说,曹雪芹与邻居们的交往,甚至促膝而谈,不论是农夫,还是市民小商小贩们,尽管这些谈话是诚心诚意的,但大多数是为了消遣,曹雪芹不会暴露他的灵魂深处。比如说曹雪芹也会跟一些酒店主仆谈心,但这大都是曹雪芹作为店主常客而叙故。又比如说曹雪芹得与某些达官贵宦或小官吏们周旋,但这大都是为了应付场面而逢场作戏。当然,我们不能说曹雪芹在与这些纷繁的人物交往中,不可能在某些人物中间一点也不暴露他的社会思想。但是对于这些来说,显然还有最起码的一条:这还缺乏文字记载。就目前看到的与曹雪芹交往的文字记载中,很直得注意的是敦诚敦敏弟兄和张宜泉三个人。

作为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的关系,显然也非同一般,自然也有互吐肝胆的地方。比如说曹雪芹一次访敦敏,敦敏未出,正好碰见敦诚,敦诚立“解佩刀沽酒”以待雪芹,于是二人借酒长歌,出语不凡,这是一例。还有曹雪芹死后,敦诚有“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的诗句,这诗句显然也属肺腹之语。这些都说明敦氏弟兄与曹雪芹的交往之深厚了。

敦氏与曹雪芹如此交往,其中显然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敦诚的五世祖先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三子英亲王阿济格,阿济格后被赐自尽,开除出宗室;曹雪芹也因抄家而沦落京师,敦氏弟兄与曹雪芹处境相同,二人有同病相怜之感。二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在诗的造诣方面,双方都达到了互相倾慕的程度。如敦诚在他的“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一语。三是敦氏与曹雪芹的某些情趣相投。如敦诚《赠曹雪芹》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敏《赠芹圃》中有“一醉(毛+冒)(毛+匋)白眼斜”和敦诚《寄曹雪芹〖HT6〗霑〖HT5〗》中有“接篱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这些情趣相投显然也是敦氏弟兄与曹雪芹交为好朋友的基础。如果敦氏弟兄视曹雪芹的如此放荡不羁为不雅,那么敦氏弟兄和曹雪芹绝不至深交如此。

对于曹雪芹与宗室的敦氏弟兄们的交往,我们不可忽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还有另外一位至交密友张宜泉。张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诗稿》中就有七首诗专门写他跟曹雪芹往来的,张宜泉在诗中有“一别”如“三秋”之感,在曹雪芹死后,张宜泉有“怀人不见泪成行”之戚。这足见其交情深厚了。但可以说这只是现象的一面,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一面:张宜泉在他的《春柳堂诗稿》中流露出来的“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的民族不满情绪和“雄剑今将赴石梁”的“驱逐鞑虏”的反清思想;张宜泉在他的《诗稿》中反映出来的他与曹雪芹的“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的神密交往关系;张宜泉在他《诗稿》中披露出来他的“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的交往标准;还有《诗稿》中的某些诗句与《红楼梦》中某些文字的重合,以及曹雪芹的遗物“书箱”最后归属于张宜泉等问题,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张宜泉思想和张宜泉与曹雪芹特殊交往的注意。而且可以说,对于这些的研究才能为我们研究曹雪芹的社会思想提供扎实的基础。

张宜泉家,可能是一个破落了的“旗人”。但他是汉族,并非满族。这一点在《诗稿》中的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可以得到证明,徐恭时论证他为满族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张宜泉是不是旗人,以及他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的包衣旗人,没有详实材料,此处暂不追究。但是不论张宜泉是不是出身于上三旗包衣奴才,它都将无碍于张宜泉社会思想的研究,他的思想表现在他的言行之中,《诗稿》中某些诗句的特殊含义将是他具有何种思想的充分证明。

在研究张宜泉的问题上,周汝昌在他的《曹雪芹小传》的《村塾过从》一节中谈到,当他看见张宜泉试贴诗《东郊春草色》中的“日彩浮难定,烟华散不穷……几度临青道,凝目血染空”(着重号为周所知。下同。)之后,感到张宜泉这诗中的“后十字是结句(这里应该“颂圣”——周注),——真是令人不胜骇异了”(见163页),在当他看到张宜泉《诗稿》中的“锦瑟离宫曲,膻笳出塞声”、“同声相与应,殊类故难参”、“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之后,周汝昌感到特别吃惊,周汝昌写道:

〖HT5K〗这简直奇怪到极点了!这些句子,分明是讽怨当时满洲贵族的统治的。在乾隆时,这样的话,不要说屡屡出现于一本诗集子里,只要有一例被摘,就足以杀身灭族了!——即是使曾兴文字大狱的那些例子也都只是些隐语暗喻,还没有见过这样显露激烈的!(见164页)

周汝昌在又列举了《读史有感》一诗和摘录了“惊兔”、“射鼷”、“猎虎豹”、“樵虬龙”等句之后认为:

结合上面所举的那些令人骇异的句例而看,张宜泉的思想大有可以探讨之处。(同上)

周汝昌的这一看法是很有见识的,在研究张宜泉的思想的问题上,周汝昌显然有他的独到之处,这如同周汝昌在研究曹寅的民族思想问题上的独到之处一样,他毕竟为弥盖在曹雪芹社会思想问题上的迷雾撕开了一道裂口。当然周汝昌的这种研究是无意的,甚至还有他固有的禁锢成份。

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其诗虽在人们眼里看来有些“俗”,但其诗中的思想内容却颇为丰富。其诗中不仅述及自己的生平、经历、亲朋往来、妻儿老小,还展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阶级状况的看法,对满族政权统治的不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一面,即张宜泉有驱逐满洲政权,问鼎逐鹿天下之意,以及他进步的历史政权更替观念。

张宜泉在“游举业”“破产”之后,谋得了一个“垦砚田”的课童职业。从此之后,“一馆由来绊此身”(见《在馆遥阻叶肯堂到家枉访》)“闷摊经史课儿郎”(见《拨闷》)便成了他的谋生生涯。当然,“课童”仅是张宜泉的谋生手段,并非他理想的职业,于是他的一些非凡的政治抱负和反清排满情绪便时时在他的《诗稿》中泄露出来。

张宜泉在《题家大兄内室壁四首》的第四首中有“振羽欣鹏鸟,托身笑蠹鱼”;在《闲兴四首》第二首中有“大器成方晚,予非亦觉迟”,在第三首中有“早知投笔好,今或得封侯”;在《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第四首中有“愿君书箧东迁后,奋翮凌云上碧霄”;在《遣怀》中有“汉坛早遂封侯志,渭水终兴隐钓才”,这些都是张宜泉虽居“馆中”,而仍雄心勃勃立身政治的写照。

抱负毕竟只是抱负,雄心毕竟只是雄心,张宜泉必须面对现实,现实对张宜泉来说是“半床风共冷,一枕月同孤”(见《秋夜》)、“王侯容易福,乞丐自然贫”(见《与刘二弟闲话》)、“拾薪子尽蓬头惯,荷篑人多赤足流”(见《西宫即事》)和“柴米只争终日贵,人家益较去年穷。妓楼鲜润榴裙雨,僧寺清凉蒲笠风”(见《四时闲兴》)。这些社会现实不能不给张宜泉的非凡抱负增添一点异样的东西,这一种异样的添加剂将会在张宜泉的思想中发生质变。

还有另一个问题,张宜泉处在一个异民族的统治之下,这在张宜泉的思想上不能不产生反响;特别是对于一个过问政治的人来说,更是如是。张宜泉在《与刘二弟闲话》中有“休喜城乌产,当愁塞马训”,在《闲兴四首》中有“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在《四时闲兴》的第五首中有“莫言枣剥林园下,不是庸夫得意时”,以及更甚者是在《闲兴四首》第四首中的“一水撑倾厦,雄支未足夸”两句更是对满清王朝统治者的挑衅。此两句中的“一水”与“雄支”皆指满洲政权,它并不是取源于那一古典,而是一种现实的自造词汇。

随着张宜泉的阶级不满情绪和民族不满意识的滋长,张宜泉逐步形成了他的反清排满思想。这一点在他的《送同学张次石归东安》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其诗的第二首中有“鸣琴未肯留金水,雄剑今将赴石梁”便是这方面的写照。在这里,张宜泉不愿效仿子产之贤,而愿效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刘锜大败金兀术于石梁河的事例来作一个民族英雄。在这一方面还表现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第三首中的“虎豹何堪猎,虬龙未易樵”和第四首“砚山碑遗泪,燕然石勒勋。他年同树德,当似此超群”方面。

在这里已明摆着这么一个事实:张宜泉在深感明天下已亡——“往事既成秦鹿失”的同时,每每已存问鼎天下之心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依以上的事实来说张宜泉也有一个明末逸民的简单的反清复明思想,张宜泉在“拍手高歌叹古今,闲披青史最惊心”(见《读史有感》)之后,深感“百代兴亡成戏剧,一家哀乐尽荒唐”(见《四时闲兴》之三)之弊端,实际上也即明白明天下已亡,不可救药,它已成“秦鹿失”的“往事”。今后吗,不论谁揭起起义大旗,只要能推翻满清王朝,谁“捷足先登”都可以。这一种进步的政权更替历史观念表现在张宜泉的“浮名应付楚弓遗”(见《四时闲兴》之五)一语里。其意思是说,过去明亡于清,这“秦鹿失”已成事实;今后的帝王“浮名”,应当像“楚弓楚得”,只要不为外族所取,谁得到都一样。

张宜泉的这一反清排满问鼎天下的抱负不仅在他的抒情言志里得到表述,在张宜泉回答一个朋友的诗句里也得到证明。这诗句就是《答叶肯堂见访兼谢未遇》中的“不可称龙高誉望,只堪题凤任嘲诙”。

我们从张宜泉的诗句中看到的绝不是以上的仅仅语言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诗句披露出张宜泉付诸实施方面的东西。张宜泉在《同李二甥婿沈家四世兄登天台山夜宿魔王寺》中的“来逢白鹿无”一语,可能就是这一方面的暗示。还有《四时闲兴》第六首中的“几度埋头灯焰里,破帷不怯五更寒”更是这方面的说明:它意味着张宜泉不仅与他的同志们在一块畅谈反清排满之志,共聊问鼎天下之心,而且还参与并主谋了一个秘密的反清组织。“破帷”只能用于“军机”大事,“几度埋头灯焰里,破帷不怯五更寒”除解释为张宜泉曾参与秘密反清组织之举外,没有第二种含义。

当然张宜泉的这种思想和举动是徒劳的,在满清政权的极盛时期,它无异于杯水车薪。

尽管如此,张宜泉到晚年,这种问鼎满清政权的抱负仍然未曾泯灭,他在他死的前一年的《毙犬》中还留有“难期舐鼎还”一语。

在谈到此,我想插这么一句,就是在研究张宜泉思想时,一些人上了张宜泉自注的双行夹注的当了。在这一方面,不要说别人,就是对张宜泉思想颇有见识的周汝昌也没有例外。比如说周汝昌在他的《村塾过从》一节里,曾将张宜泉在《闲兴四首》的“传家笏未遗”下注的“谓余先世曾屡受国恩”一语,解释为:“这是旗人回顾身世的套语,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措词;揆其家世,可能也是内务府包衣旗籍”(见周文161页)。周汝昌的这种看法就错了。我们先不谈张宜泉所说的“笏”本为明以前朝臣的用物,在清时已废止;就此诗的第四首中的“一水撑倾厦,雄支未足夸……亭沼非秦苑,山河讵汉家……”等句已足见张宜泉对满清王朝的态度了;既然如此,满清王朝对张宜泉来说,还有什么“国恩”可言?我们不觉得张宜泉的注释奇怪吗?还有《四时闲兴》中的,在“往事既成秦鹿失”下注曰“言家业无存”;在“浮名应付楚弓遗”下注曰“言功名未就”。我们这些红学家们为何不问问:“秦鹿失”乃取源于《史记·淮阴侯传》中的“(蒯通)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和《六韬》中的“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这些古典;这古典与张宜泉自注的“家业无存”有什么关系呢?在词义的运用上,不仅过去没有,就是词性的内涵在不断变化的将来,恐怕谁也不会用“秦失其鹿”来形容自己的“家业无存”的。“浮名应付楚弓遗”取自“楚弓楚得”这一古典。内容是传说春秋时期,楚共王出猎,遗失宝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这一古典的含义是:楚国丢失了东西,仍为楚国人所得,虽有所失,而利不外溢。这古典与张宜泉“功名未就”又有何关系呢?难道张宜泉此句的意思是:“对于考取功名,不论谁考上都一样,我不在乎这些”吗?我们不觉得这样理解可笑吗!我们再将此含义缩小一点,其注特指张宜泉兄弟两个,但张宜泉之兄在此诗的第四句的注释里已“言兄旋继已逝”,这显然也讲不通。

到此,我们难道还不觉得张宜泉《诗稿》里的某些自注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与可靠性;当然我在此不是说《诗稿》的全部注释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诗稿》中处处流露着张宜泉的反清排满思想,张宜泉的这一社会思想实际上并不是起自晚期,而是在他“游举业”时便已形成。张宜泉在他习“举业”的试贴诗中已到处可见。

在五言排律这一集试帖诗中,张宜泉有“带雪傲严冬,谁知竹与松。心贞能忍冻,节劲最禁封”(见《冻雪封松竹》),这是他注重民族气节方面的表现。他有“刻形羞比鹜,引类耻同鸢”(见《冲天羡鸿鹄》)、“自有昂藏态,繁芦讵久萦”(见“鹤鸣于九皋))、和“击鼓夸鱼刻,为琴耻爨伤”(见《梧桐生朝阳》),这是他抱负非凡的表露。试帖诗中自然还有“几度临青道,凝目血染空”(见《东郊春草色》)、“到头堪悦怿,行处更彷徨。莫厌飞觞乐,于今不是唐”(见《美花多映竹》)、“锦瑟离宫曲,羶笳出塞声。羁囚悲(出+兀)(目+木+出),嫠妇泣孤茕。……蜗涎遗剑匣,虿螫上棋枰”(见《警秋诗二十韵》)和“感今时序度,忆昔岁华殊。……日照关河远,烟消寒岭孤……怀国浑忘苦,勤王岂弹劬”(见《雨雪载途》)这一些反清排满的基本思想。也可能正由于他非凡的气节和超人的胆识抱负,再加上他的民族政权意识,他在“游举业”时期便一直在“……刺血情偏苦,穿床意独欣。赏奇开妙悟,析义破疑群。果腹充经史,撑肠刮典坟”(见《三冬足用》)的发愤学习,以备将来推翻满清王朝所用。

到此,我想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问题,张宜泉并非仅一个“嗜酒好饮,不肖不材”和“时时在穷愁中滑稽为雄”(周汝昌语,见《村塾过从》161——162页)的人物;可以说,他是陈胜吴广一流人物,也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一类人物,若说到近代史上,他也绝不次于孙中山。只所以他毫无成就,是因他生不逢时,在满清政权的极盛时期,再大的抱负,再大的经纶才能也无济于事。

张宜泉的社会思想,若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实不外乎孙中山思想的前半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字。

说到张宜泉的这一思想,我很怀疑张宜泉的社会思想的形成,很可能与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后从金台李夫子游举业”有关,也即与他的李夫子这一老师有关。我们就不说张宜泉的反清排满思想是由其老师的传授影响诱导而来,最起码来说,张宜泉的反清思想得到了其老师的容忍。也就是说,张宜泉在游举业时,其老师也具有同样的思想,不然绝不会容忍张宜泉的反清思想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说严重一点,恐怕张宜泉早已被逐出师门了——须知此有杀身灭门之祸呀!还有,张宜泉用“鸣琴未肯留金水,雄剑今将赴石梁”来送行的张次石“同学”,也可能与张宜泉一样,出自李夫子门下。

张宜泉是一个思想如此激进的人物,反清排满已成为他思想的主流;而曹雪芹与张宜泉的关系又是“同君一别时”“似历三秋阔”(见《怀曹芹溪》),以及他们的交往还有“不便张皇过,轻移访载舟”(见《晴溪访友》)的秘密关系,张宜泉交往人的标准又是“同声相与应,殊类固难参”(见《萧然万籁含虚清》),这些问题都不能不令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曹雪芹与张宜泉的关系真是周汝昌说的“张宜泉的几个显著特点是:身世可伤,家庭多故,嗜吟好饮,不肖不材,坎坷穷愁,孤独愤激,看其性情,也是傲骨壮怀,诙谐放达,而不为世容。所有这些,却或多或少地和雪芹有共同之处,因而这也必然就是他们的友谊的基础”(见《村塾过从》161页)吗?

张宜泉与曹雪芹某些处境是相同了点,嗜吟好饮也可能为他们的交往开辟了前提;但曹雪芹与张宜泉若在“反清排满”这主要思想问题上没有相通之处的话,我认为二人的关系绝不会发展到如此非同一般的地步的,在曹雪芹死后,张宜泉恐怕绝不会伤心到“怀人不见泪成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张宜泉单方面有此反清排满思想,而曹雪芹则毫无此思想的话,那么曹雪芹对张宜泉这个“异类”绝不会来往的,最佳也只能敬而远之;那么反过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果没有此类同于张宜泉的反清排满思想的话,张宜泉也会视曹雪芹如粪土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携琴情得得,载酒兴悠悠”去会这位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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