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宝玉的变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1)

第9节 宝玉的变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1)

第9节 宝玉的变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1)

红楼梦中国旧家庭

第9节 宝玉的变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1)

   

《红楼梦》虽然描写贾府的盛衰历史,而以荣国府为主。而在荣国府之中,又以宝玉为中心,配以“金陵十二钗”,并副以侍妾丫鬟等“十二金钗副册”二十四美,所以我们讨论《红楼梦》,不能不述宝玉之为人。

宝玉生长于富贵之家,中举之后,出家为僧。王梦阮、沈瓶庵所共撰的《红楼梦索隐》,以为是书全为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而作,“董鄂妃即秦淮旧妓嫁为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南下,为清将所掠,辗转献于清世祖,有宠封贵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至极,乃遁迹五台山为僧”。胡适对此考证,根据孟纯荪的《董小宛考》,谓“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清世祖生时,小宛已有十五岁了。若以顺治七年入宫,时清世祖方十四岁,而小宛已二十八矣。小宛比世祖年长一倍,何能入宫邀宠”(见三民版《红楼梦》,饶彬著《红楼梦考证》)。

余虽然不同意王、沈的考证,亦不赞成胡适的反对理由。胡适根据顺治与小宛的年龄,以为十四岁的男孩绝不会爱上二十八岁的妇女。但世上固有畸恋之事。畸恋多发生于两性关系不大正常的家庭之中。顺治之母即孝庄后有下嫁皇太极(顺治父)弟多尔衮的传说,多尔衮“本称为皇叔摄政王”,寻又晋为“皇父摄政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张苍水《奇零草》有《建州宫词》十首,其七云:“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迎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摄政王死于顺治六年,则皇太后与摄政王私通,寻又嫁之,当在顺治冲龄之时。顺治幼失母爱,及长,爱上年龄较大的妇女,乃是畸恋的普通现象。远代不谈,即以明代言之,明宪宗年十六即位,万贵妃已三十有五,宠冠后宫,即万贵妃比宪宗年长一倍以上。此犹就宪宗即位时言之。其实,宪宗在东宫时,万贵妃已擅宠,即宪宗未志于学以前,已经爱上了万贵妃。(《明史》卷一百十三《宪宗后妃各传》)宪宗为英宗之子,英宗北狩,代宗即位,代宗性忌刻,自己无子,而又深嫉英宗之子,英宗回国,居南宫,不自得,此时与英宗相伴者乃无子之钱后(同上卷一百十三《英宗钱皇后传》)。宪宗自幼,由于代宗的监视,即与生母(周贵妃,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隔离,万贵妃之能邀宠,至死不衰,亦由于宪宗的畸恋。吾引宪宗与万贵妃之事,并不是赞成王梦阮、沈瓶庵的考证,而是反对胡适谓“小宛比顺治年长一倍,何能入宫邀宠”之说。

宝玉于性欲方面,似有变态心理。他看到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第七回),即动了遐思。他在冯紫英家里,遇到蒋玉函,“见他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取出玉玦扇坠相赠,蒋玉函亦解下一条大红汗巾以报(第二十八回)。吾国古代以魁梧奇伟为男子之美,《诗》云:“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诗经注疏》卷五之三《国风·猗嗟》)这是形容鲁庄公之美。子都为古代的美男子,他所以美,美在身体魁梧,孔武有力。郑伯伐许,他“与颖考叔争车,颖考叔辀辀以走,子都拔棘(棘戟也)以逐之”(《左传·隐公十一年》)。“争车”不对,“拔棘以逐”更不对,但可证明子都的勇敢。魏晋以后,美的观念就不同了。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魏志》卷九《曹爽传》注引《魏略》)。是则此时人士之所谓美,非刚强的美,而是病态的美。卫玠风神秀异,“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然“多病体羸”,卒时年仅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晋书》卷三十六《卫玠传》)。降至南朝,凡风貌昳丽的,常见重于朝廷,而侍中之选竟然“后才先貌”(《南齐书》卷三十二王琨等传论)。由是傅粉施朱就成为膏粱子弟的习气。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颜氏家训》第八篇《勉学》)南朝人士以柔弱为美,于是起自“关中之人雄”的北军,一旦南侵,便势如破竹,南朝遂至于亡。

宝玉自己也是一个美男子,“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第三回)。他有三位女性中表,无不貌美如花,但他不爱“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的薛宝钗(第四回),也不爱“英豪阔大宽宏量”的史湘云(第五回),而只爱言语尖刻,胸襟狭隘,多愁多病,肺病已入第三期的林黛玉。此种变态的爱好乃发生于变态心理。

宝玉生于富贵之家,长于娥眉堆里,日夜接触的尽是娇娆的妇女,环境可以铸造性癖,因之宝玉的性癖,一言以蔽之,是重女轻男。他说: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

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观宝玉之轻男重女,可知蔡元培之《石头记索隐》,谓《石头记》是一本宣扬民族主义的书,“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引自三民版《红楼梦》,饶彬著《红楼梦考证》),极有问题。何以说呢?清乃“女”真之后,明的皇室则是“汉”人。世多以“汉”指称男人,最通行的则为“男子汉”一语。《红楼梦》果是抑清捧明,何以宝玉常常有捧女抑男的思想?“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第三十六回),这更可证明宝玉如何讨厌男子“汉”。换言之,《红楼梦》果如蔡元培的考证,则《红楼梦》作者绝不是抑清捧明,反而是抑明捧清。明宪宗有变态性欲,又因口吃,不欲接见大臣,与其交谈。自是而后,明代天子多匿居宫中,不见朝臣。(《陔余丛考》卷十八《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宝玉长于裙钗堆里,入则在丫鬟之手,出则唯小厮清客,习以成性,故和明宪宗一样,深居简出,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这样,更助长了他轻男重女的观念。

宝玉憎恶士大夫,不欲与之接谈。案士大夫阶级乃发生于春秋之末,到了战国,人数愈多。他们或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或出身于城市的商贾,或出身于农村的地主。单就儒家一派言之,孔子为孔父嘉之后(《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索隐》),孔父嘉则为宋之司马(《左传·桓公二年》),其后裔畏华氏之迫而奔鲁,遂为鲁人。孔门四科,“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孔子门人有子贡,善货殖,家累千金;有子华,适齐之时,乘肥马,衣轻裘;又有子路,衣敝缊袍;复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同上)。即孔子门人贫富皆有,而形成为士大夫阶级。此辈士大夫之富裕的,固可如曾晳“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同上),作优闲的生活;其贫穷的则入仕途。春秋时代,士大夫人数甚少,求职不难,所以在《论语》一书之中,孔子门人虽有学干禄的子张(《论语·为政》),而多数均不以出仕为意,甚至如闵子骞者,辞费宰而不就,若必强制其就职,他将远避于汶水之上(同上《雍也》)。到了战国,士大夫人数增加,而令他们不能不注意出仕问题。所以在《孟子》一书之中,其门下喜欢问仕,而孟子且以出仕为君子(士大夫)的职业。吾人读周霄与孟子的对话,即可知之(《孟子注疏》卷六上《滕文公下》)。孟子不但以出仕为士大夫的职业,且以出仕为士大夫救贫之道,故说:“仕非为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同上卷十下《万章下》)士大夫出仕,目的多在干禄以救贫,所以宝玉憎恶士大夫而斥之为“禄蠹”(第十九回)。“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反生起气来”。并说:

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第三十六回)

他本来以甄宝玉为“知己”,及听到甄宝玉所说的话,又认为“近了禄蠹的旧套”。宝钗问“那甄宝玉果然像你么”,宝玉道:

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第一百十五回)

吾国自汉以后,士大夫要想干禄,必须经过考试。考试之法开始于汉文帝十五年之亲策郡国所选举的贤良,当时所谓选举是令郡国守相察贤举能,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所谓考试则注重佐国康时之论,而不尚空言浮文。西汉以后,历代均稍有变更,简单言之,唐用诗赋;宋分诗赋与经义以取士。元代取士乃以经义为主,由《四书》内出题,用《朱子章句集注》。所以韩性说:“今之贡举悉本朱熹私议,为贡举之文,不知朱氏之学,可乎。”(《元史》卷一百九十《韩性传》)明兴,依元之制,取士专尚经义,由朱注《四书》内命题,文有一定格式,称为八股,文章不在于穷理,更谈不上佐国之言,康时之论。清室开科取士,纯依明制。宝玉对此考试方法,极力抨击。袭人述宝玉之言:“只除了什么‘明明德’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宝玉心里又想:“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宝玉听黛玉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宝玉接着说道:

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第八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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