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学争论—什么是红学(1)

   

红学论争中竟然有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如何理解该学科的对象、范围和特性问题,红学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给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以及《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和《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周汝昌:《献芹集》第187页、第217页和第225页至2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正面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应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毫无疑问,他是把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等而同之、合而为一了,其结果自然局限了红学的范围,引起争论在所难免。

最先起来与周汝昌论辩的是应必诚,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刊出《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对周汝昌的主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还说:“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而排除了《红楼梦》本身研究的‘红学’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来愈细,专学林立,这样一种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会取得怎样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为题,写了反批评文章,刊载于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

周汝昌认为应必诚批评的要“开除”别种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实”。他说他的目的是想使红学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把红学一般化,就是“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他进一步解释了红学的定义:“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

《文艺报》在刊载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时,加了一段编者按语,写道:“本刊今年第3期发表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也谈什么是“红学”》,对周汝昌同志有关‘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以及当前《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周汝昌同志寄来了答辩文章,现发表于后,供读者参考。围绕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已持续了很久;在新情况下,又产生了新问题。我们希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红楼梦》研究推进到更加健康的科学道路上去,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参见《文艺报》1984年第6期,第62页。按语的观点和倾向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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