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争论—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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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学争论—红学三十年的评价问题

   

这是笔者引起的一次论争。1979年,我应《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之约,写了一篇回顾1949年以来《红楼梦》研究状况的文章,题目叫《红学三十年》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375至第416页。,后来发表在1980年第三期《文艺研究》上。文章对1954年的《红楼梦》大讨论,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红楼梦》研究取得的成果,对七十年代中期掀起的“红学热”,以及对索隐派旧红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新红学,做了历史的评述,并从学术思潮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讨了新的时期开始以后《红楼梦》研究如何突破的问题。

我为了写这篇文章,阅读了大量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三厚册拙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共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至1984年出版。,就是我当时阅读的结果。但文章发表之后,红学界有一些议论,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则持有异见。1980年夏天,全国《红楼梦》讨论会在哈尔滨召开,我将此文提交给大会,也听到了不同反映。不久,1981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便刊出了丁振海写的商榷文章,紧接着;又在该杂志第三期登载两篇,一篇的作者是傅继馥,另一篇署名王志良、方延曦,同时发表了我对丁文的答复。论争就这样开始了。但发起讨论的《文学评论》,并没有继续发表讨论文章,只在1981年第六期摘编了一篇“来稿综述”。与此同时,《红楼梦学刊》却收到了不少未被“摘编”的《文学评论》的退稿,并在1982年第一辑上选刊了两篇,作者分别是张春树和周笑添。这一下,使论争激烈起来,反而不容易继续讨论下去,除《红楼梦学刊》在1983年第一辑又刊载一篇傅继馥的反批评文章,不同观点之间事实上已经休战。至于双方的具体红学观点,以及论争中的是非曲直,就不一一介绍了,好在《文学评论》和《红楼梦学刊》都是不难找到的刊物,文章俱在,读者可以复按。

笔者注意到,林亦乐先生曾在香港《明报》撰文,对这次论争连续加以报道参见香港《明报》1982年2月16、17日及8月1日所发林亦乐先生撰写的“特稿”。,同时做了有倾向性的评述。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如果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次论争有何看法,我会说压根儿就不该写那篇文章——何必由我来回顾什么“红学三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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