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学论争—关于“”和“点犀”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饮器叫,给黛玉用的叫点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中,释“”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类名,所以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释“”为古代碗类器皿,“点犀”用的是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沈从文:《“”和“点犀”——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载1961年8月6日《光明日报》。,对人文版《红楼梦》的注释提出商榷。他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士绅阶层中,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还要仿照古代铜玉器物,做成各种形态花纹。,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沈从文说“正好相反”,这是就“务实”方面而言,至于“务虚”方面,他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利、虚假,因为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说法。疑是“班包假”的谐音。至于点犀,沈从文说系宋明以来,官僚贵族为斗奢示阔,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间有白线直透到角顶。书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会意,与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沈从文是文学大家,又是古器物专家,他出面从历史、文物、习俗和修辞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注释进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独为训诂,同时也是一篇卓见别具的赏析之作,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涉及对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谈“”和“点犀 ”》在《光明日报》刊出,表示赞同沈从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写这些古怪饮器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他不同意说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红楼梦曲》中的《世难容》一支,充满了悲愤,没有丝毫讥嘲口吻;是续书把妙玉糟蹋了。他说:“我以为,特笔写出给钗、黛二人使用的这两只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还应该从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宝钗用,暗含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与书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正合。而“点犀”,周汝昌说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 ”,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不能采取会意的解法,这与书中描写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还提出,“”应该是古匏器,而不是沈从文所说的明清时代的葫芦器;“”字也没有“高足器”的意思,因为书中明言“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钵。

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是明清器物,与古代器不相干。他说古器和明清仿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还是“杏犀”,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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