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论争—《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红学论争—《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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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红学论争—《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最先提出地点问题,倾向于书中所写的事情发生在北京,但也表示不能遽下断语,搜寻作品的例证,与南方对景的地方也不少。他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从本书中房屋树木等等看来,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无线索,自相矛盾。”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6页。因此俞平伯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1924年4月,即《红楼梦辨》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之后,刘大杰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撰写商榷文章刘大杰:《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晨报》“艺林旬刊”第2号,1925年4月20日出版。,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这在当时确乎是出入意表的新见解,因为《红楼梦》的地点之争,向来只有南京和北京两说,从未有人主张写的是陕西长安。刘大杰的证据,主要是书中有几处提到“长安”字样,如第十七回介绍妙玉:“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胜迹,去年随了师父上来”;第三十八回宝钗持蟹赏桂诗:“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第五十六回甄宝玉在梦中说:“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以及第十五回凤姐为水月庵老尼之事,“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等等。他的这一观点立即遭到李玄伯的反对,认为《红楼梦》的地点,不过是作者所经历过的各个地方的代表,“谓为南京既非,北京亦不是”,当然更不是长安,因为曹雪芹从未到过陕西。至于长安两字,李玄伯解释说:“长安两字常为文人所用,已变成京师之意。文章内或欲模古或避重复,每称京师曰长安。”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0日。

李玄伯的文章,发表在1925年4月20日出版的《猛进》第八期上,5月11日,刘大杰即在《晨报副刊》著文作答刘大杰;《再说红楼的地点问题》,载《晨报副刊》1925年5月11日第104号。。5月 22日,李玄伯又在《猛进》上刊出《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一文,继续进行驳难。12月1日,《晨报》出版七周年纪念增刊,刘大杰在《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中,再次提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长安。他并且把文章送给胡适看,胡适说:“据种种的考证,曹雪芹永远没有和陕西长安发生过关系。他死的时候,确实在北京。书中虽说长安,因古人多称京师为长安的缘故。”见刘大杰《红楼梦里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一文的“附记”,载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但刘大杰并没有接受胡适的意见,仍然坚持长安说。这之前,他还曾写信给俞平伯,结果遭到俞的反驳,认为他的证据是“水中捞月”,明确表示“不能赞同”,并推荐李玄伯的文章要他看参见刘大杰和俞平伯的通信,载192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16号《晨报副刊》,题目标为《通信二则》。,等于在刘、李论争中站到了李玄伯的一边。

刘大杰的长安说显然无法成立。特别后来甲戌本出现,前面有一篇“凡例”,明确标示:“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使长安说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理由。但这一场关于《红楼梦》地点问题的论争,却很有影响,后来不断有人重提这一“旧话”,即使未获一致结论,也可以起到激发人们的红学兴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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