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3)

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3)

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3)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如何看待《红楼梦》的“本事”(3)

   

绘画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老实地抄写实在,绝不会讨好的。所以我们能以考证的,仅系真人物与理想人物性格的关系,绝不是一步一趋丝毫不错的照真的抄写。以前考证《红楼梦》的影射法,固属可笑,即胡适之先生也不免此病。他考出了曹雪芹死后还留一位飘流的新妇,于是就以为不知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如果这样说法,歌德自杀后才能写《维特》,因为维特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可是维特因烦恼而自杀了。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

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本事”的看法,与索隐派和考证派有很大不同。他们基于不同的红学观念,互相批驳起来,难解难分,煞是好看。就各自的出发点来说,红学三派各有其所是的方面,而且如上所述,都有一定的材料依据。分歧的焦点在于,到底把《红楼梦》当做文学作品看待,还是当做历史著作看待。在理论上,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信史,但实际上,在处理方法上并不如此,否则考证派就不会提出“京华何处大观园”的问题了。

俞平伯在1922年写的《红楼梦的地点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红楼梦》所叙述的各处,确有地的存在,大观园也绝不是空中楼阁。这个假定所根据的有两点: (1)《红楼梦》是部‘按迹寻踪’的书,无虚构一切之理。(2)看书中叙述宁、荣两府及大观园秩序井井,不像是由想象构成的。而且这种富贵的环境,应当有这样一所大的宅第、园林。既承认《红楼梦》确有地的存在,就当进一步去考订‘究竟在哪里’的问题。”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11页。但考订的结果,并没有使问题获得解决,相反,却陷考订者于荆棘丛中。俞平伯在文章的结尾处失望地说:

所以说了半天,还和没有说以前,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究竟不知道《红楼梦》是在南或是在北。绕了半天的弯,问题还是问题,我们还是我们,非但没有解决的希望,反而添了无数的荆棘,真所谓所求愈深所得愈寡了!俞平伯:《红楼梦辨》第120页。

考证派在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虽然此后涌起的新说仍不断出现,甚至形成主南和主北两大派别,但并不能使考证派在这个问题上摆脱困境,反而为小说批评派的攻击留下无穷口实。1972年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宋淇的《论大观园》宋淇的《论大观园》载香港《明报月刊》1972年9月号。,就是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奠立了小说批评派的红学观念。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也是以分析大观园的内在结构为中心,确认“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自然也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参见胡文彬、周雷编《海外红学论集》第31页至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反对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

宋、余的文章发表后,海外考证派的主将赵冈曾著文进行商榷赵冈:《“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载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坚持大观园就是南京织造署的西花园,但论证带有防御性质,缺乏攻击力量。而余英时的回答则圆转自如,富于论辩性,他写道:“我可以承认作者在个别人物和事件方面曾经取材于他的生活经验,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究竟是以真实的生活材料为‘主’呢?还是以他自己虚构的创造意图为‘主’呢?毫无可疑的,这时他的材料必须为他的创意服务,是为创意的需要所驱遣。换句话说,许多真实的材料在《红楼梦》中都经过了一番虚构化然后才能派得上用场。”又说:“我们最多仍只能肯定《红楼梦》是大量地取材于作者生活背景的小说,而不能说它是曹家真实事迹的小说化。这一分别在字面上看来很细微,但实质上则极其紧要,因为这里确实涉及了主从的问题。在曹雪芹的创作世界里,他的艺术构想才是主,而一切建造的材料,无论其来源如何,都是处在从属的地位。”还说:“考证派所发掘出来的曹家历史当然极为重要,它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于《红楼梦》的背景的认识,然而作者在根据创作上的需要而运用其见闻阅历为原料之际,已赋予这些原料以崭新的艺术内涵,因而在本质上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余英时:《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香港《明报月刊》1977年2至5月号连载,参见余著《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78页至第80页。这些论断清晰而明确,理论上无懈可击,从《红楼梦》是小说的角度看,在红学观念上占据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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