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2)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2)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2)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2)

   

1920年《小说月报》刊载的署名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5至第29页。,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批评文章。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绪言;二、《红楼梦》主义;三、《红楼梦》在文学上的价值;四、《红楼梦》的人生哲学;五、《红楼梦》人物新评;六、《红楼梦》的缺点。作者首先指出,对《红楼梦》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眼光,有的当言情小说看,有的当哲学小说看,有的当历史掌故小说看,有的当政治小说看。他的目的,是想以批评的态度“重新给他一个价值”。于是他提出《红楼梦》是描写和批评社会问题的小说,包括婚姻问题、纳妾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弄权纳贿问题、作伪问题等等,如看不到这些,便辜负了作书人的一片苦心。而批评社会所使用的方法,则是用客观的态度描写社会的实在情形,即如同明镜一般,“把社会生活,一齐映照出来,令观者彻底感悟”。所以佩之肯定《红楼梦》是一部“极好的写实派小说,别的小说,都赶他不上”;其文学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结构精密、笔墨纯洁、描写人物极细到。他说:“中国小说里,善于描写人物的,莫过于《水浒传》。而《红楼梦》一书,描写人物之能力,实在不在《水浒传》之下。黛玉有黛玉的品性言语,宝钗有宝钗的品性言语,决不会误会的。《水浒传》描摹一百零八个强盗,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各人的品性,便从他的事业里摹拟出来,显露出来。而《红楼梦》所描写的,无非是家常琐碎的事情,要从家常琐碎的事情里,显露出各人的品性,却不容易。”又说:“书中摹写各人的性格,尤以摹拟感情为最擅长。宝玉、黛玉诸人,俱是富于感情的人。书中曲折写出,没有丝毫格格不入的地方。本来感情一物,不比他种,是不可以用言语摹拟的,用文字更是不易。作者却能将至难的地方,一齐传达出来。现在读的人,都觉得宝黛诸人的感情,牢牢印在脑海之中,不易磨灭。作者的魔力,不可谓不大了。西洋小说里面,描写人物极工,若把《红楼梦》里人物,两相比较,《红楼梦》也不在它们之下。”

这些论述,把《红楼梦》和《水浒传》加以比较,又和西洋小说加以比较,是典型的小说批评的写法,赏析之中,透露出逻辑的力量。文章在讲到《红楼梦》的缺点时,认为不该写太虚幻境的几段神话,显然是谬见,也许是过于强调写实的价值所致,于全篇有小小的不谐调,但不影响仍是一篇颇见水平的、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评论《红楼梦》的文章。

还有吴宓的《红楼梦新谈》,与佩之的《新评》发表于同一年,载《民心周报》,也属于小说批评范围的文章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1至第14页。;而且直接援引西方小说观念,认为“凡小说之杰构,必具六长”,即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作者依此“六长”为绳墨,来评估《红楼梦》,结果发现“处处合拍,且尚觉佳胜”。虽行文不无生硬之感,其为小说批评无疑。使用这种方法,容易见出《红楼梦》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发表,小说批评派红学会出现更好的势头。因上述季新、成之、佩之、吴宓的文章,都发表于1921年以前。胡适的《考证》问世后,情形为之一变,人们为胡、蔡论战所吸引,随之而来的是家世问题、本事问题、地点问题的讨论,着眼于文学价值的小说批评,便退居其次了。这种状况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没有多大改观。1925年《清华文艺》发表的《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以后》《清华文艺》第一卷,第2期。,及同年刊载于《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上的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可以说是小说批评,但前者着眼于介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后者亦嫌过于简略,创见不多。比较起来,还是鲁迅1924年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中,说的一段话,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甚具启示意义。鲁迅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全集》第八卷,第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要言不繁,即使置诸今天,仍不失经典之论。这段话前面一部分,意在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人们常引用;后一部分讲《红楼梦》的影响和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于小说批评尤具理论意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小说批评的不发达,小说批评派红学的不为人所重,与中国人看小说的习惯,也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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