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具体寻求影射,实际上肢解了《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包括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确切的地方,就其对《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发掘来说,总是一种扩展和深入。这在盛赞《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风气之下,也不失为有勇气的表现呢。可惜索隐派在方法论上犯了错误,把由于读书心得间捕捉到的点,扩大成为面,把局部当作整体,把索隐变成猜谜,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我们从索隐派红学论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隐者的想象,他们凭借立论的最初的某些会心的发现反而被冲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长期以来,红学索隐著作在读者中难得有更大的市场,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由一点就可以看到索隐失去规定性、走向扩大化和琐细化的不良后果,即书中的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索隐者可以指认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对象。如宝钗,蔡元培说影射高江村,王梦阮说影射陈圆圆,邓狂言说影射王鸿绪,寿鹏飞说影射雍正,杜世杰说影射洪承畴,赵同说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认为影射朱竹垞,王梦阮认为指董小宛,邓狂言认为指方苞,寿鹏飞认为指太子胤礽,赵同认为是曹。几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隐者眼里,都有不同的影射对象。仅就这一点而言,索隐的可靠性便大可怀疑了。因为依照各家的索隐逻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隐对象。结果是,适合一切的判断,判断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早期索隐的始于猜测、止于猜测,不做过多论证,只是作为读《红楼梦》之一得,聊供解颐谈助,纵使不对,也不至于深陷泥淖,不可自拔,于己于人并无害处。索隐而成为派,反而害了索隐。如同钱静方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26页。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不时地为人们所运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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