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的终结(1)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1)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1)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索隐派红学的终结(1)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时代思潮及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中国文学的特性和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红学索隐派存在的理论前提。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书面语言必须借助于文字方能表达。中国字的特点,是形、音、义的结合,凭借方块字可以变化出许多花样来。所以《文心雕龙》有“谐隐”篇犹嫌未足,复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语和复义问题。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还列举春秋战国以来许多婉曲表达和讽喻的例证,说明隐这种修辞格具有怎样的语言效果。所谓“重旨”、“复义”、“伏采”、“遁辞”,是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最常见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学重意在言外,讲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在探讨隐语和复义时,已经联系到小说,写道:“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当然刘勰是用小说作比,证明谐隐这种文体,或谐隐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说做比,也由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容易包纳隐语和复义的表现方法。特别是进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说,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见惯,隐象是小说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研究中出现索隐的方法,不仅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需要。因此索隐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应该承认其产生并存在的理由。

应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对《红楼梦》的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红楼梦》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举了《世说新语》里以“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当“绝妙好辞”的例证,并指出《儒林外史》的庄绍光即指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连竭力反对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认的。《金瓶梅》问世后,猜测书中人物系谁之化身,不绝于编关于《金瓶梅》的影射问题,袁中道的《游居柿录》、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均有记载,可参阅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第81至第83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只不过对《红楼梦》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学索隐派。作者在开卷第一回公开宣称,他已经“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写了“甄士隐”其人,还能怪寻根问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吗?何况《红楼梦》中确有很多谜语,不独研究者,一般读者也想来猜一猜。香菱的判词是:“根并荷花一茎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甲戌本的批语在第三句后面注明“拆字法”三字。凤姐的判词是:“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其中的“一从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释?研究者意见纷纭,迄无定论。“人木”自然是一个“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个“冷”字,但“一从”呢?还有元春的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头一句是个时间概念,绝不是随便凑数的,但作者说的是哪一个“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干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个年份呢?实难索解。而元春的命运又与朝廷有关,自属重要,人们都想猜出这个谜。

更可诧异者,是迎春的判词,劈头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写法上与其他人的判词迥异,不是直接写迎春,而是骂孙绍祖,未免骂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风格上也过于剑拔弩张,显得不够蕴藉。赵同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认为迎春和孙绍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气才那么大。当然他说得不一定对,但如此写法,总有特定的原因罢。更不要说书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谐音取名,如贾化(谐假话)、娇杏(谐侥幸)、单聘仁(谐善骗人)、卜固修(谐不顾羞)、詹光 (谐沾光);地名则有十里街(谐势利街)、仁清巷(谐人情巷)、湖州(谐胡诌)等等,例子不胜枚举。总之,《红楼梦》中确有隐语、隐事、隐物、隐义,甚至包含着一些谜语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写出了“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长的话,他是怕读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与对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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