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索隐派红学产生的时代思潮

   

索隐派红学的产生,既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又有时代思潮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原因。文学研究是一种科学探讨,研究者必须尽量以客观的眼光看待作家与作品,不能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作品的思想,不应把今人的东西强塞给古人,这是众所周知的文学研究的最起码的准则。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实际上每个研究者都企图用自己的思想去拥抱研究对象,哪怕是不自觉地也难以避免。因此,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红楼梦》与曹雪芹。就像《红楼梦》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一样,红学研究各派别的兴衰也不能完全脱离开特定的时代环境。

索隐派红学的大规模兴起是在清末民初,当时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历史时刻。觉醒了的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反思历史,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被赋予新的内容。小说在传统文化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人们惊异地发现,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恰恰是小说这种形式,所以谈《红楼》、说《水浒》、话《聊斋》,一时蔚为风气。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本来就包含有反满的内容,种族主义的思想因子以各种方式渗透其中,在这种特定的风潮下,演义清朝开国的历史,传播清宫的野史轶闻,变成一种时尚,而且作为动员民众的一种思想渠道,当时的革命先驱们也高兴出现这种情况。何况《红楼梦》本身思想成分的复杂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特殊性,容易形成各取所需。这就是何以王梦阮和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具有代表性的索隐派著作,都在辛亥革命前后相继酝酿、出版的缘由。

特别是蔡元培的索隐,开篇即提出对《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的总体看法,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是著名的学者兼革命家,曾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自然具有反满思想。他们为《红楼梦》做索隐,与其说出于学术的目的,不如说思想的原因更加重要。至于邓狂言,反满的种族思想尤其强烈,许多发挥之处简直是破口大骂。他在《释真》中征引的清朝野史和宫廷轶闻最多,因此附会的程度也超过其他索隐著作。“政治历史小说”的概念,就是邓狂言提出来的邓氏《红楼梦释真》对第九十八回的一段索隐写道:“近人谓红楼可谓之言情之书,而实不能谓为高尚纯洁贞一之爱情之标准。又曰红楼之言情,只写得痴儿女之一部分,此言诚深得红楼之表面文字矣。夫所谓高尚、纯洁、贞一爱情,宁易言之。古诗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尚未能到此程度。意惟《聊斋》中之乔女,足以当此。然彼固劈空撰出,而实别有所托,未必女界中果有其入。《红楼》之底面为种族的政治历史小说,乌得有此?”。从根本上说,蔡元培和邓狂言都是政治索隐派,时代思潮和文化环境方面的因素不可忽视。寿鹏飞和景梅九虽然去辛亥革命稍远,但辛亥革命面对的问题,在他们生活的二三十年代并没有全部解决。三十年代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陷中国人民于水火,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学者们的种族思想再次被唤醒,以弘扬种族思想为特征的红学索隐派又跃跃欲试,正不足怪。

关于这一点,景梅九在《红楼梦真谛》的代序言中说得很直白,毫不隐讳促使他为《红楼梦》做索隐的时代的和政治的因素。他写道:

乃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两绝句,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似不觉亡国之可悲。及至唤醒痴梦,始知大好河山,与我长别,则“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矣。噫!此非黛玉葬花时节时之痴想、之悲情欤?“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印度耶?安南耶?高丽耶?波兰耶?“我有宫室,他人是保;我有车马,他人是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为鞭笞,我为畜类。“前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昔者唯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平素心比天高,一旦身为下贱矣。将如金寡妇之忍辱乎?抑如刘老老之谄事耶?将如林四娘之殉义乎?抑如花袭人之惜死耶?将如柳湘莲之肆志乎?抑如包勇、焦大之屈身耶?将如尤三姐之烈性乎?抑如尤二姐之柔情耶?将如邢岫烟之沉默乎?抑如晴雯之暴露耶?将如林黛玉之孤高乎?抑如薛宝钗之圆滑耶?将如薛宝琴之和顺手?抑如夏金桂之乖背耶?将如史湘云之豪爽乎?抑如香菱之痴呆耶?吁嗟乎,今后之同胞,何拒何容,何去何从,或死或生,或辱或荣,其所以自择自处之分位,均在红楼一梦中。

景氏写作《红楼梦真谛》正值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发挥民族感情,可谓理所必然。但三十年代毕竟不同于清末民初,人们不满意借题发挥的红学,要求对《红楼梦》给予科学的解释。就世态人情来说,我们对景氏以及其他的强调《红楼梦》具有种族思想的索隐派寄以同情,因为每个研究者都不能离开他所生活、所感知的时代环境;就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来说,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以意为之的非科学性。如果仅仅是作为读者,目的只是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不妨各取所需,投其所好;但作为写给别人看的意在对一部作品给予科学解释的研究论著,则不能简单地把文学作品当作浇自己块垒的一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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