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思维与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二元对立思维与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二元对立思维与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正解金陵十二钗

二元对立思维与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虽然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即19世纪前半期,《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流行之时起,对薛宝钗的评价就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现象,但是直到20世纪前半期,几乎一百五十年之中,认为她人品极差,虚伪奸恶,完全否定薛宝钗的,仍然十分罕见。通常是指出她的某些缺点,有些话重些而已。即使全盘否定者,也属于误读。薛宝钗仍然是广大读者最喜爱的少女之一,这大体上符合曹雪芹在作品中给她的定位。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将《红楼梦》与红学研究泛政治化,薛宝钗成了《红楼梦》人物中最大的受害者。人们把她看得过于意识形态化与成熟化,她成了一个城府很深满脑子封建道德意识者,成为大观园中年轻一代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甚至被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她的一些优点也往往由于先入之见的影响而被认为是奸诈,是心机,是虚伪,似乎她的一切行为都始终围绕着“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进行。几十年来我们长期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与这斗,与那斗,其“乐”无穷,其实是其痛无穷,其害也无穷。斗惯了,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地从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

在对薛宝钗的评价中,人们有时忽略了她在金陵十二钗中的地位,她是曹雪芹充满爱心和悲悼之情的一个少女。《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她与黛玉的放在一起,位居正册之首,暗示着并列第一。当然曹雪芹在林黛玉身上倾注的爱心最多,寄托的理想与先进理念也最多,清人就早已指出黛玉为“群钗之冠”。不过薛宝钗位列第二是没有问题的。警幻仙子让贾宝玉听的十二支《红楼梦曲》的《红楼梦引子》中最后一句是:“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在这里,“悼玉”显然是指痛悼林黛玉的不幸而亡,“怀金”则明显地表现出曹雪芹对薛宝钗的深切怀念之情。这种对举具有并列作用。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基本态度是我们解读这个艺术形象的一把总钥匙,进行人物道德评价的基准。而这一点在那个特殊年代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于是对薛宝钗的评价自然就不能不走入误区。

对艺术形象的分析必须遵循文本至上原则,即一切从文本提供的全部信息出发,将文本作为判别的最重要的依据;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政治需要出发,不能存先入之见。我们不能脱离时代特点来要求人物这样那样;不能脱离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刚来与后来的变化)、人物自身当时的实际年龄来评价人物。第八回说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是她的性格特点,确实不错,但是也和她刚来到荣府不久,与大家还不熟有关;况且她又是客居姨家,一些荣府内部的事自然不便过问,“罕言寡语”是理所当然的。但宝钗毕竟是个姑娘,第八回她只有十四岁,足岁最多才十三。按现在的标准,是个才上初一甚至小学六年级的小女孩。把她看得过于成熟化,是我们在解读薛宝钗艺术形象时走入误区的一大原因。而随着宝钗与大家熟悉起来,这种“罕言寡语”、“藏愚守拙”的情况就有所改变。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专门讨论。

由于受那个特定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在读《红楼梦》时,有时会不自觉地对同一个问题采取双重标准,对黛玉和宝钗,同样的事情,往往是一个从宽,一个从严,而且这种宽严的距离还相当大。

薛宝钗确实说过一些“混账话”,那些年中人们对此反复深挖宝钗的思想根源,猛烈批判。而宝玉进家塾读书之前来向黛玉告别,黛玉说:“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所言的性质与程度和宝钗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人们通常对此都略而不见,或者一带而过。四十二回由于贾母让惜春把大观园画出来,因此惜春要向诗社告假一年。大家说起刚刚离开荣国府的刘姥姥,林黛玉说:“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他是个‘母蝗虫’就是了。”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下面她再次提到要画上“母蝗虫”,而且取名为《携蝗大嚼图》,结果众人更是开怀大笑,湘云还差点连人带椅子摔倒在地。这话如果从宝钗嘴里说出,那么当年一定会招来许多口诛笔伐,上纲上线不定有多高,起码也是“严重侮辱劳动人民,表现出了什么什么”。即使现在,恐怕也要挨批得重一些。但由于出自黛玉之口,大家一概从宽处理,觉得她说得风趣俏皮,至多不过认为她说话有些尖刻罢了。虽然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却反映出人们在潜意识层面对宝钗的要求往往比较“严格”,而这是在思维定势上实行双重标准的流露,是一种对宝钗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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