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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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正解金陵十二钗

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由于对秦可卿艺术形象解读的角度不同,引起了关于红学甚至涉及文艺学、历史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结合秦可卿形象作一些澄清。

有读者问:红学中究竟包含多少个分支,里面还有多少个“学”?

在这里首先要分清三个概念:对某个方面研究形成的“学问”、“学”和“分支”不是一回事,三者很不一样。许多名家、名作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种学问,下面都可以有好几个分支,但是这门学问也许还不能称为“某学”,底下的分支就更加轮不上了。总之,“学”的范围要比“分支”大得多,地位更比“分支”高得多,不是对任何一种学问的研究都可以称得上“学”。

据我的理解,一门学问要构成“某某学”,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否有一个足够品位与宏大的研究对象;第二,是否已经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第三,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而言之成理的理论体系与大量研究成果;第四,最主要的是,是否已经被除了本领域以外的学术界所公认,为广大学人所接受,至少是大多数人默认,不反感。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中国语言文学”是十一二个一级学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大概是二级学科了。据说没有“三级学科”这一说,如果有,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大概只好屈居或者荣登了。按照这种排法(这是我杜撰的,请原谅),研究《红楼梦》的红学顶多算“四级”学科(如果将来有四级的话)。因为严格地说,研究《红楼梦》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只是一句戏言的“红学”,竟然约定俗成地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研究它居然形成了一个“学”,据说和敦煌吐鲁番学、甲骨学并称为三大“显学”,可见成为“学”之不易到何等程度!我认为所有热爱《红楼梦》的人都应该感到已经万分荣幸了。因为许多其他大文豪、名作家、泰斗级大师级学者、经典著作,也都有不少人研究,队伍之庞大有些也许还超过《红楼梦》,其中不乏学术造诣高深、非常令人尊敬的专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大批优秀成果,甚至比研究《红楼梦》的多得多;而且这个那个学会的成员有时也称自己这方面的研究为“某学”或“某某学”。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很难听到响应的声音。尊敬归尊敬,但是外界通常只说他(们)是研究什么的,是搞什么的,而不说是搞什么“学”的。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诗、词、散文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全能冠军;他政治上也颇有建树,经历十分曲折;对儒道佛三家都有很高造诣;还有其他好几个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大散文家,合称“三苏”,所以苏轼的家世也很值得研究。研究苏轼的学者很多,有人重点研究他的诗词,有人重点研究他的散文,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自称研究“苏学”或“苏轼学”,或者说主要研究“苏学中的散文学”。也许有人说过,我孤陋寡闻,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只听说过“某某人是研究苏轼的”,或者说“某人重点研究苏轼的散文”。所以要成为什么“学”,是极其不易的。光是自己说固然不行,光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圈儿里的学者说也不行,还要学术界广泛接受才行。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审批手续,没有谁准谁不准的问题,那是一种习惯,是约定俗成。光是他们自己称呼这“学”那“学”,别人仍然说“研究谁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没意思,交流起来不方便,不大提了。如果谁对我说他是研究“苏学”的,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是研究前苏联的,可能就会问他:“你是研究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所以一部《红楼梦》居然弄成了一门“红学”,这里有多种因素起了作用,当然首先是《红楼梦》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票友们都很知足,好好地把这一个“学”弄好就行了,就够不容易的了,别再折腾出什么别的“学”来了。

其实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红学”的发展中已经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一个时期“曹学”非常红火,而且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许多著名学者都担任理事。但是没过几年就证明当初有些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那就是,所谓“曹学”实际上就是红学中研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个分支,把它弄成一个“学”,不但很难得到整个学术界的认同,连红学界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所以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就不大用这个术语了。至于什么“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等等,确实有些学者用过这种说法,但是现在似乎用得已经越来越少。人们通常只说“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评”。想必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成为“学”的崇高与艰难,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而不在于非要标榜个什么“学”。至于什么“红楼饮食饮馔学”、“大观园学”之类的提法,我从未听说过,尽管我也写过一篇《大观园没有原型》的论文。从探佚研究《红楼梦》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几十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愿意说研究“探佚学”也行,不过既然称“学”,那就更加是学术研究,和“探佚小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探佚小说”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中心词是小说,探佚是定语,它仍然属于小说创作范畴而不是学术研究范畴。创作用不着遵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小说嘛,虚构都可以,何况联想、猜测!从某些小说或其他典籍中探寻一些资料,然后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以写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说倒不失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品种。不过“探佚小说”不是学术研究,是创作。探佚小说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成果。

有的读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问题上造成了许多误读,归根结底是由于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故。

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最早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

《红楼梦》某些重要内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确实有一些关系,曹雪芹在书中运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适在写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鲁迅当时受胡适的影响,也认为是自叙传。胡适对《红楼梦》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与思想意义,曹家与清朝皇室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在红学研究上与过去比是一大进步,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自叙传”说并不正确。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红学界许多人对此都不持赞成的态度,尤其不认同他说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观点。1954年批判俞平伯,后来批判胡适,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把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历史的悲剧,如今已经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适对红学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定论。但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并不全都正确。对那场在错误的时期发动的错误运动的否定,不等于胡适关于《红楼梦》是“自叙传”的观点就对了。尽管《红楼梦》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贾宝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着他的理想与理念,但是《红楼梦》是一部高度艺术化了的小说,它运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艺术手法将许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编织成了这部不朽的艺术巨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反对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有红学家认为新红学应该从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算起,此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不过尚无定论——但是“自叙传”说20世纪中期以来却被人发挥得越来越离奇,70年代末以后更发展成为新索隐派,有些索隐走得比当年的旧索隐派更远,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正如两条直线一开始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只形成一个30度的夹角,两线端点(终点)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远。但是当那条错误的直线不断延伸,那么它与正确之间的夹角虽然依旧是30度,但是两线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由于不能自圆其说,索隐者只好不顾学术规范,一味“大胆的假设”,而不去“小心的求证”。有时对自己既定结论不利的重要材料干脆视而不见。这种从新红学倒退到旧红学而索隐大行其道的现象,恐怕是胡适当年始料不及的。

搞索隐者都要寻找《红楼梦》中人物、事件的原型。其实,其他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也要探索其中的原型。区别在于:一,是不是“《红楼梦》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二,这种原型是曹雪芹创作的素材之一,还是人物本来就那样,甚至里面还有秘密得两百五十年来(从脂砚斋算起)只有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才终于破译了的神秘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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