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我有何“不能”!

刘心武:我有何“不能”!

刘心武:我有何“不能”!

刘心武现象面面观

刘心武:我有何“不能”!

   

电话中,刘心武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外界的赞扬与批评,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说,对自己的研究有着基本自信,并立志要将“秦学”进行到底。

撰稿/罗栀子

究竟如何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如何看待如今的红学热?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北京家中的刘心武。

“秦学”或秘史

记者:为什么您的讲座和书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读者?

刘心武:没想到我花甲之后,还能被诸多人士赐以如此的关注,我整个的心情,确实必须以欣慰两个字来概括。我认为不能强迫年轻人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最好是先让他们觉得有趣。我在《百家讲坛》上采取“悬疑式”的话语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人们阅读的兴趣。现在的确有一批年轻人因为听了这个讲座,看了这本书,产生出了阅读和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很高兴。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研究是在以政治解读文学,看您的书好像在看秘史,因此大受欢迎。您是怎么看的?

刘心武:对于我的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所以许多人误以为我把《红楼梦》完全解释成一部政治小说。我的看法是:曹雪芹有政治倾向,有必要分析解读他的政治情绪;但曹雪芹又终于超越了政治,使《红楼梦》成为一部高于表达政见的,充溢着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怀的书,我将在讲座下半部里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这个月底,《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也将由东方出版社推出,相信支持我、鼓励我的红迷朋友是乐于见到的。

记者:现在,您的“秦学”也被人们广泛关注,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秦学”吗?

刘心武:我的“秦学”研究绝对不是对秦可卿一人的研究,通过她,会涉及到许多人。这属于探佚学范畴。我主要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这个探佚的意义是什么呢?有4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写《红楼梦》所处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背景。第二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他的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的艺术思维他的创作心理。

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现在已经出了5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当然,我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

掌声或“臭鸡蛋”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您的研究确实以全新的思路开拓出“红学”的另一维空间又借助大众媒体和演讲的形式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民间化发展间接帮助了传统文化瑰宝的普及和传承以及学术自由风气的培养。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研究的?您认为自己是红学家吗?

刘心武:不敢称“家”,算是一个平民红学研究者吧。之所以说算是平民,是因为我不是红学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成员,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没有红学方面的职称,也不是大学里讲授这方面课程的教授,在某些(当然不是全部)那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个别红学权威看来,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全部论说都是“外行话”。当然,我和另外许多平民红学研究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毕竟算是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跟他们比,我有一定的优势。

我在讲座中引用了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常用这两句诗鼓励自己。我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没有能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先天不足,弱点自知,但是我从青春挫折期就勉励自己,要自学成才,要自强不息。我为自己高兴,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成为了一个作家,除了能发表小说、随笔,我还能写建筑评论,能涉足足球文化,并且,经过十多年努力,还在《红楼梦》研究中创建了秦学分支。我只是一朵苔花,但是,我也努力地像牡丹那样开放。我们的生命都是花朵,我鼓励自己,也把这样的信念告诉年轻人,特别是有这样那样明显弱点和缺点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要清醒地知道,相对于永恒的宇宙,我们确实非常渺小,应该有谦卑之心;但是跟别的任何生命相比,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记者:您的讲座和书在得到不少掌声的同时,也有不少批评。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

刘心武:因为家里有病人,最近比较忙,因此也没仔细看最近的这些批评。等有了比较空闲的时间,我会集中起来一一细看。

但是,我注意到胡文彬先生在《新京报》上对我的批评里,有一句话实在读不懂,现在引出来请教大家:“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承蒙胡先生还允许我在家“猜谜”和写出著作,但他宣判我“不能”,即“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自己怎么能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了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邀我去录制节目,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怎么“不能”接受邀请呢?而且节目录制后也不是我想播出就播出的,是不是?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赴伦敦进行了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呢,我除了在家里研究和写书,怎么就“不能”到公众中去讲我的观点呢?再说,把我的研究简单地概括为“猜谜”,也是不准确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有位戏剧家叫梅耶荷德,他对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你一个作品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为“梅耶荷德定律”。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定律”,是我觉得按他那说法衡量,自己这回像是获得成功了,但我真的获得成功了吗?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

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行外”的人说话。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对于我在“红学”方面的研究,我有着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当然,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

“红学热”实或虚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红楼书”一下子出了50多种,在网上更是热闹。打开百度,输入“红楼网站”,出来627000个页面,输入“红楼梦网站”,出来970000个页面。其中大部分网站都是普通“红楼迷”建的。你是怎么看待这股红学热的?

刘心武:我的书能热卖,和主流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但《红楼梦》能“热”,归根到底是由其本身魅力决定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以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文学顶峰的象征性标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无论是从爱情、人生、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在我眼里,“红学”能热当然是好,这比日本漫画热、韩国影视热、哈利·波特热、美国大片热更舒服一些。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

记者:但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这股红学热是虚热,是红学的“大跃进”,大众的文学狂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表面上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眼下的现象很可能就是一种“红学泡沫”。红学是不可能大众化的,它是少数人的东西。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曾说,红学的生机在民间,事实根据何在?

刘心武: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这说明,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现在的态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与专业人士共同奋进的成绩。

关于红学究竟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或者说是在“升虚火”,对红学做出宏观判断,不是我这样的一个“红学票友”所能承担的。我就是自己喜欢《红楼梦》,作了点研究,研究的成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就给他们出版,电视台邀请我去录制讲座,开始我一再推辞,但是他们一再诚恳地邀请,也就去录制了节目,如此而已。如果说现在红学不是真繁荣,我不是相关责任人,问责问不到我这样的“票友”身上。好比一种戏曲现在不繁荣,或者出现了“假繁荣”,你不能去跟“票友”发火,向“票友”问责,如果出来指责的是专业人士,那就真让人发愣。希望指责“假繁荣”的人士,赶快营造出真繁荣来,让公众共享。

记者:有不少人说您已经江郎才尽,写不出好的小说,因此在《红楼梦》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是这样的吗?

刘心武:我并不认为我进行“红学原型”研究是不务正业的行为。我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

至于说我写不出小说,那更是别人对我的误解,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我最新的小说集《站冰》去年夏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写的主要是外地到北京的民工的故事。今年我已经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央视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记者:《红楼梦》研究与您的写作是不是有冲突?

刘心武: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对自己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就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此外,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可称为“‘红学’探佚小说”。这种“学术小说”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在这些小说中,我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80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记者:有人认为您现在将精力放在研究《红楼梦》上是放弃了关注现实,是一种不务正业。您怎么看?

刘心武:《红楼梦》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普及宣讲《红楼梦》与当年写《班主任》同是一种现实关怀,并无矛盾,更无所谓“堕落”。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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