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心武承继下来的学术观点的评价(2)

对刘心武承继下来的学术观点的评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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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红学之疑

对刘心武承继下来的学术观点的评价(2)

   

半个世纪以来,周先生在坚持“自传说”方面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里说:“现在这一部考证,惟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说之不误。”因此,他把曹家和贾府合二为一,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说“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后来“惟一的儿子曹颙病死”,“曹钤诙此晟媳还谈帜浮薄?

1954年批评俞平伯运动之始,周汝昌作了一个检查,说:“我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处处以小说中人物与曹家世系比附,说小说中日期与作者生活实际相合,说小说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响很深,”以致“成为胡、俞二人的俘虏”,“导引读者加深对《红楼梦》的错误认识”,从此就放弃了“自传说”。在1976年4月增订本《红楼梦新证》中,周先生把“写实自传说”全部删光了。他在该书的《重排后记》中说:过去“全书存在的中心问题是主张‘自传说’,全部各章各节,都从这个错误观点出发,拱卫着它,简直成了一个‘体系’”。他还说:“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还可能影响一些初学创作的人,忽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原则,即典型化与能动反映论。那将不利于现代创作的提高和发展。……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周先生的这种自我批评显然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并不是出自肺腑之言,而是违心之论。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论著中逐渐全面恢复了旧版《红楼梦新证》的观点,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正写的是他曹门的‘家史’”,“表明了我对‘自传说’的认识较之早年更为明晰不疑”。八十年代以后,周汝昌先生开始为“自传说”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建构,提出红学的四个分支:曹学、脂评学、版本学和探佚学,走入一个更加偏执的学术状态之中,固执己见。他的观点越是不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越是独立不移;他的提法越是受到红学家的广泛的批评,他越是独行而进。此时,能够和他的观点同声相应的,只有像刘心武先生这样的寥寥数人而已。

(二)创建“四学”,在《红楼梦》文本之外寻找“真故事”

周汝昌先生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于“自传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内心却顽强地固守着。一旦政治空气松动,他便接连爆出一个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尽管红学界的大多数人摇头置疑,但难在无从下手。当批评者还在尴尬之时,一些索隐啊,探佚啊,纷纷而出,为了所谓红学的“普及”。自然周汝昌的著作以其盛名,更胜一筹。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周汝昌倡导红学四个分支,不是单纯的理论建构,而是将四者的界限打破,融会贯通。无论谈论哪一个问题,即使小到一个词语的解说,都在“四学”中游刃有余,俯身拾取,犹如探囊取物,……直指所谓《红楼梦》的真故事。诚如周先生在《红楼真梦》开篇语所讲到:“这本书很特别,题个什么书名方能表其性质体裁?最初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是七个字:《红楼梦的真故事》。……我又想改用《红楼寻梦》四个字,最后定名为《红楼真梦》。”“‘红楼’之梦有真有假。真梦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砚批语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梦就是流行已久、蒙蔽世人的程高伪续一百二十回本。”

我们以《楼榜天香》一文为例,说一说周汝昌先生这个特点。这篇小文章只有一千二百多字,却多处涉及到“四学”:

第一,题目的缘起:“秦可卿命尽之处,叫做天香楼。”这是从脂砚斋关于“秦可卿之死”“删节”的批语谈起。

第二,“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孙、弘皙之女,因祖、父两代的政治祸变而隐去真名,寄养在‘营缮郎’秦业家。‘营缮郎’者,是内务府营造司的郎中(或员外郎)。这家人因把她养不了而转给了‘贾(曹)府。”这段介绍从清代历史跨入了曹家本事,从曹家本事又过渡到《红楼梦》文本。

第三,“这件‘隐’去的‘真事’,是曹家二次抄家的罪款之一条。这实在关系太大了,雪芹终于将她死去的真情节全部删去,并另想办法来‘写’她。”寥寥数语又以探佚的手法与《红楼梦》文本组接到了一块。

第四,“这‘办法’之一是借香菱以叙可卿。……周瑞家的送宫花,第一次碰到香菱,有一段特写——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指香菱)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笑道:‘倒好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这就把可卿和香菱联系了起来。……”周汝昌先生这段文字稍多,意思是从《红楼梦》字里行间探佚出“送宫花”的细节,笔笔都落在秦可卿身上。既然“宫花”与秦可卿相连,其背后的隐语不正是“宫中之女”、“皇室之女”吗?正如周先生的结论:“可卿之死,绝非什么‘淫丧’,那是烟幕或故作诬谤之词。其时,大约当政者已然得到秘信,探知了这个女子的真身份,是政敌‘危险人物’胤礽之孙、弘皙家的匿隐者,也是祸根一条,不会容她存在。可卿为人,心胸识见,一切洞然,不愿因己而又为两府引惹灭门之祸,故此一条绳索自己先‘行’,于心方安。”

第五,为了证明此结论之确切,又在行文中不加说明引出了甲戌本回前诗: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

相逢若问何名姓,家住江南本姓秦。

这又涉及到了版本学,因为百二十回《红楼梦》根本没有这首诗,一般读者哪里知道?如此一篇小文,便调动曹学、脂评学、版本学和探佚学的东西,自如地组合,水乳般交融而生成。正如陈维昭先生所指出的:“周汝昌的这些文章已经不能用索隐红学、考证红学、曹学、探佚学、脂评学、版本学等来归类,这些文章就是所有这些‘学’的融会贯通。周汝昌潇洒地游刃于各‘学’之间,令人瞠目结舌而难置一问。”“他在材料之间的过渡全凭‘悟’性的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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