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趣相与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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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解梦

雅趣相与析

   

我从90年代初,就发愿要将自己在“红学”探佚方面的心得,以小说形式体现出来。经过不断的努力,1993年完成了《秦可卿之死》,1995年完成了《贾元春之死》,1999年初完成了《妙玉之死》,这三个中篇小说,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不仅破解了——秦可卿究竟是怎样的出身?贾元春究竟是怎么死的?妙玉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这“三钗”之谜,也连带把真本《红楼梦》八十回后其他许多人物的下落、归宿,作了交代。三个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山东作协的《时代文学》双月刊上——我要感谢他们延续多年而未曾减退的支持;1994年华艺出版社汇集我关于《红楼梦》的文字出版了《秦可卿之死》一书,1996年出了增订本,可惜排印中舛错甚多,现在该社又把三个中篇和新的探佚文章以及原有的研“红”心得诸文,重新出成一本《红楼三钗之谜》,并精心校对、高质印制,估计五月可以面世。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之所以进入“红学”探佚领域,如痴如醉地探究秦可卿、贾元春、妙玉等人物的真面目、真结局,是因为我想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审美追求中获取营养。我知道,有的中国当代作家,不喜欢《红楼梦》,甚至不能卒读这部长篇小说。我以为,这恰恰说明,曹雪芹和《红楼梦》是个性鲜明的。唯其率性呈现,才不会是人见人爱,才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才会聚讼纷纭,才会令有的人怎么也找不到感觉,敬而远之,甚或不敬而弃之。

秦可卿、贾元春、妙玉这三钗之谜,最难破解的是妙玉。不仅八十回后妙玉的结局究竟如何是个大谜,就是前八十回《红楼梦》里,妙玉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本身,也是一个谜——这性格是怎样形成的?需要破解的,不仅是人物的“后传”,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悬悬。撰写“三死”最后一“死”过程中,王蒙来电话,问及我“忙些什么”,我在电话里刚呐出“妙玉”芳名,他那边便本能地反应道:“妙玉讨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当然不是他对妙玉的直感式评价,而是能以无遮拦的真性情相对,并无意中大大激活了我解读妙玉那招人嫌厌的乖僻性格的决心。王蒙的研“红”,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鹗的续书作为一个整体来发言的,无探佚之意;我则把高续视为与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干,甚至大相径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只露出“过高”、“过洁”的一面,八十回后曹稿无存,而高续大加荼毒,也难怪不少读者对她嫌厌,甚至视为“假惺惺”。我曾在1998年,两次撰文探讨妙玉性格及命运的底蕴,都发表于《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现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两篇文章对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整。我觉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对妙玉性格的形成、发展,以及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最终怎样开放出凄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绵密细致地层层推进,并自圆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之叹;我这探佚小说,至多只是对曹公雅趣的一种刻意靠近罢了,但正如“疑义相与析”一样,曹公如此刻画妙玉性格命运的雅趣,也需要我们相与究析;我期待着同好的批评指正、诘驳论辩。

有人问我:你从事“红学”探佚,写这三钗之死,难道没有某种对现实的关照,寄托于内么?那种狭隘的“关照”,如影射、比附,是没有的。但广义的、深层的关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红学”探佚文字里,融化着我的生命体验。我早在1978年,就写过一篇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内心深处呼吁尊重个性,二十多年来,这诉求一直贯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更强化着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孤僻、比较难于被泛泛接触的人理解与容纳的,因此,解开妙玉那“讨人嫌”的性格内核中的人性之谜,于我来说,也确有某种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运”,那么,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现实的文字,乃至我的“红学”探佚小说,融为一体,正是我无可逭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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