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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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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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华艺出版社的盛意,将这六部拙著重加印制流布,并锡以嘉名,命之曰《周汝昌红学精品集》,既感且愧。因为拙著皆难跻"畅销"之荣列,六部书中绝大多数是"只印一次"的,而且几乎都有十分曲折离奇的经过(一言难尽)。如果华艺是为了赚"大钱",决不会看中了我这些书稿--我之既感且愧,首在于此。

这六部书,虽非我研红50年的全部述作,但也确实具有其代表性与创始性(originality)的意义,因此不妨乘此机缘略为申说。《红楼梦新证》初版于1953年9月,当年三个月内连续再版、三版(校订、增补),为彼时海外人士诧为异事,评价也高〔注一〕。但当时的认识,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这原不足异。在我个人自忖,则此书的真正精神意度,并不在此。只看引用书目多达700余种,"挖掘"了一批"史料",等等,未免"买椟还珠"之叹了——此书的首创性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绾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同时也对比了高鹗伪续后40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世界的迥异于雪芹原著)。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1980年,原是《曹雪芹》(1964,作家出版社)的修订扩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证》考订粗备,而生平则史料奇缺,本是无法成"传"的,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勉力以赴,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来。书出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鼓舞,于是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

上文已述,《新证》虽然"曹学"成份很重,实质是文、史、哲综合型论著。因此可以说"曹学"的正式成型,应以《小传》为其代表。 《红楼梦真貌》实质是"版本学"与"脂学"绾合同步的创例论述(这两门红学专科分支,在《新证》中也曾初步研论,但不及深入详究)。此书揭示的是众多古钞本中异文的繁多、复杂之惊人与难以审辨,我与亡兄祜昌对此所下的苦功夫最为浩大,此书乃一提要"结晶",用科学的大量表格与数据显示了雪芹原笔与后人(多层次)妄改的实况--例如有人迷信《庚辰本》,说它"最好",其实从《真貌》中一看即知并非如此,它已有改得很坏的文句了。

同时探究了脂砚这位批书人与作者雪芹的特殊亲密深厚的异样关系。 《红楼访真》是考索雪芹笔下的"西府""东府"的历史地点的奥秘问题。我的观点一向坚持认为雪芹的文学手法是以写实为基本的,其地点、人物,皆有"原型"。本书人多个层次证明了"荣国府"实址,由民间父老口传以至学者的诗文记载,加上我自已的研求,得出一个结论:此府原系康熙内定嗣位人皇十四子胤祯的废府所在,胤祯是被雍正(即胤禛)软禁而篡夺皇位的受害者〔"东府原是胤■(敦郡王)废府,胤■是被雍正第一个惩治的政敌〕。这一份专题研究,不但可以引人"入胜",而且揭示出这所关于曹家上世政治命运者至为重大。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在美国讲学客居时的研究成果(1986-1987),北京、台北分出两本。此为首次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两结合的特例,前所未有。这并不是说此书即能包括偌大辉煌内涵,而是要点醒这一重大文化关系与芹书的文化地位与价值。仅此一点,其历史意义也就很重要了。

书分三编,上编专研"自传说"。中编讲"痴"的历史命题与涵义。下编提出芹书的独特叙事美学--大对称对比的结构法则。全部是具有独创性的研论,甚异于一般常谈套语。

上编从巴金、鲁迅的红学观讲起,追溯了"自叙传"文学在中华文化上的源流,指出清人早已揭示《石头记》是雪芹"自况",胡适只是"复活"了这一识见,而非创始。同时也引及了海外著名学者、小说专家夏志清、浦安迪(Andrew·H·Plaks)、高友工、刘绍铭诸位教授的论述意见,以为参证。"自传说"是"红学史"上的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受到批判最为激烈,本书的研讨,可供学人深思反省〔注二〕。

《红楼梦的真故事》不待多讲,它是我的"探佚学"的一个艺术形式的表现,体例新颖,目的是想窥视雪芹原著(被高鹗等人篡改以前)的小说重要思想内容与情节的发展变化。因为要想真正深刻理解雪芹的头脑与心灵,除此以外,尚无良法,是以应当不拘一格,设法寻究。我们虽难作到好处,但事情总要有个认真求真的开端,方可逐步接近较为完善的境地。

这六部书,已然十分清楚地表明:我的"红学"努力是"分科"而又"综绾"的。这六大方面,也许就都是"红学"的要害与精髓,其它分支衍生之学,应居次要地位。我们总还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更多学人给以关注。

粗略而叙,已然可知:这门学问并非"文艺""小说写作"的层次范围之事,而是属于中华文化大课题的一个项目了。对此,个人的学识才力,差距太大,万难胜任。50年所作,虽说"尚称勤奋",而成绩实在微薄。回顾一下,惭愧得很。

华艺出版社的诸位,包括金丽红女士、郑治清先生,对于重新出版这六部书,热切逾常,多方敦促,这使我更是既惭且感。六部书最早的创始于1947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本科西语系,忽然旁务"红学",确是不自量力。以后愈深入下去,愈觉自身学力识力之不足,加上各种工作条件也不理想,以致50年间,所获不过如此而已。即此可知,惭愧之言,不同于泛常的谦辞套语〔注三〕。我以为,"红学"既非一般文艺学而是中华大文化学,在她的面前,敢于染指涉足的,自然都会各显其"能"--同时也会各出其"丑"。"红学界"目下的千姿百态,恰好说明了这一大道理。

感谢华艺出版社,感谢各方面的友好的支持襄助,感谢真正学者的批评指正--凡真正学人,与人为善,绝不自私自利。50年研"红",没有以此为"衣食父母",借此为升官得禄、沽誉钓名的阶梯。拙著中历史留下的痕迹,不必复存的,略加收拾,但亦难尽掩,大体是以存原貌为主旨。还望读者多加鉴谅。

戊寅新正记于惜纸轩

〔注一〕以周策纵教授为代表的评语是"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彼时海外以高价求购套购,也立即有了盗版书牟取厚利。(至于六部书中所获其它好评与事例,今不具列了。)

〔注二〕本人的"红学"观点的核心即是"自传说",服膺鲁迅先生的论断:"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属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批评批判者以为这违反了"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理论,斥为错误以至"反动"。但时至本年(1998)二月份,我注意到,《文艺报》报道了已有一套"自况体"文学作品编辑出版;相隔数日,又有《中国文化报》报道,1997年的长篇小说是"写实为主"。这是可资思索研究的重要课题。

(注三〕本人著述,所得鼓励,绝大多数来自普通读者群众的投函。至于公开发行专业刊物,则近年连续发文指教与批判,其势不减昔年。是以舆论界已有"围剿"之说复出了。在此形势下,华艺竟肯重出拙著,不能不说是胆识超常。我之既愧且感,是字字有其真实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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