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定是红楼梦里人

第五十二篇 “胡适考证派”

   

评坛人士早已指出,以名作家享誉世界而兼作红学研究的,以张爱玲为第一例,而且作的不同凡响,超迈等伦。

这是事实,并非夸张抬捧之俗态。

但,红学流派甚多,风格各异,她属于什么“派”?价值何在?为什么她有过人的见解和成就?这都应该深入考论一下,方能使流辈获切磋之功,后贤知引路之惠。

很清楚:她是个“胡适考证派”。

她不是书呆子,弄书本,作校勘,别的不会;不是的。她通西文,工翻译,创作小说剧本,曾获最高评价,列榜第一。她读的古今中外的小说,不知其数,烂熟于胸中——这样,才真算有资格作个被人嘲贬的“考证派”。

她的红学学识,集中在作者、版本两大方面,就表明了这即是“胡适先生红学”一线的继承者。

她学贯中西,所以不仅仅是通古文,富有“乾、嘉朴学”的流风遗韵……。

这就值得世上自命为“红学家”的许多人闻声失色。

“胡适考证派”的骂名最“盛”了,人皆畏而避之,敬鬼神而远之。“红学革命”的呼声也不满于以研究作者、版本为深切理解作品的重要前提的这个“考证派”,曾被认为是“山穷水尽”、“眼前无路想回头”,呼喊“红学革命”。这“命”怎么“革”法呢?据说是要“回到文学创作上去”。

这个“革命口号”和“宗旨”,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对《红楼梦》所以产生“红学”的内在原因是不知重视的,对中华文学传统的“知人论世”这条原则也是不太理解的。他只要“文学创作”这个观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那么,这种“革命”由学者教授去领导、实践好?还是由大作家担任好?

无疑,应属后者,而由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实现“红学革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不知缘何,让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证派”,即“革命”的对象!

这个事例十分耐人寻味。

张爱玲在香港生活,后转美国,她应早已闻知那个在香港首倡的“红学革命”了;可惜她没有认识这条新道路。

她的“考证”可谓变本加厉,细腻之极——也繁琐之甚了!

我并不喜欢她的“考证走向”。我佩服她治学的精神态度,专诚挚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创获,为人所不能见,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认一部伟大作品须有一个大家基本共识可读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即应视为艺术既定型体,而不再是逐步制作、修改、打磨、润色的“历程”,即片段的积累组织的“工序”状况。无奈,张女士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却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组缀,如何改动,如何“补苴”……。

曹雪芹的《红楼梦》,魅力由哪儿产生?绝不会是那么琐琐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张爱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为“用武之地”了。

对此,我是惋惜而感叹的。

诗曰:

尽如己意世间难,何必吹求仁厚宽。

敬佩心情兼叹惜,通达理会味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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