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狂欢化、民间诙谐文化

《红楼梦》与狂欢化、民间诙谐文化

《红楼梦》与狂欢化、民间诙谐文化

红楼评论

近代以来,“红学”研究一直是中国文人学界的一大显学。“红学”研究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人都有不同的评说。借用当代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重新解读《红楼梦》, 不啻一种新的尝试、新的途径。本文试图借助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对《红楼梦》“从世界文学的民间节庆的、狂欢的基本原因角度重新思考”①, 力求为红学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方法。

巴赫金是原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同时他还是20 世纪最富创意的大思想家之一。巴赫金被世人誉为文学批评的奇才, 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理论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时空体理论等。狂欢化诗学②是巴赫金多年来潜心研究、精心架构的理论体系。它博大精深, 涵盖神话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 是俄苏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碰撞的产物, 它是用于文学批评和文本分析的代码、诠释策略。它倡导一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思维方式、新的文学观念、解读策略和新的研究方法。狂欢节是欧洲民众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它的异常旺盛的生命力和经久不衰的魅力, 可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在欧洲狂欢民俗自我调节的自然演化过程中, 那种通过苦难和死亡而得到新生的感受一直是狂欢文化的深层积淀。巴赫金认为不能把狂欢节混同于一般的节日游艺活动, 而应把它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生活”, 是一种现实的杂语现象。狂欢节体现了诸种意识形态(官方的与非官方的) 互文性。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总是企图把社会秩序塑造成一个统一的文本、一个固定的、已完成的、永恒不变的文本, 而狂欢节是社会组织的一道裂缝, 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和变易性, 因此它具有巨大的颠覆作用。

狂欢节上形成了一整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这一语言表现了意蕴深邃的狂欢节世界观。它的主要精神是: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异性、快乐的相对性和双重性、反对孤立自足的封闭性、反对思想僵化和教条。它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狂欢的世界观可以渗透到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型的庆贺、仪典、形式的总和) 之中, 而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 这就是“狂欢化”。在现代, 狂欢节已式微,“日常生活中只留下狂欢的泛音, 而在文学中它可以成为基音”③。可以这样对“狂欢化”作一简单的界定:狂欢化, 是一种特有的文学思维方式或世界观。它深深地植根于民间诙谐文化的沃土中, 具有深刻的哲学认识论和人类文化学的基础。它是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强大手段。它承认文学文本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体, 而是一种生机勃勃、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开放体系。

狂欢化, 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或符号系统。它将众多难以相容的因素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相互共存, 多元共生。它讽刺摹拟一切高级体裁的语言。这个语言中的词语和形式具有双重指向性和巨大的象征概括力量。文学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方面, 确切说是许多深层的东西, 只有借助这种语言才能发现、理解并表达出来。

狂欢化, 不是狭义上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 但它和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渗入到作品的体裁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体裁结构的狂欢化, 可以为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创作方法所采用。不可把它只看作是某一种文学流派所独有的特点。不过, 不同的流派和创作方法总是独特地理解和更新它。

狂欢化, 可视作宽泛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凝聚着人类历史进程中深刻的文化积淀。它是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和交流的产物。它是一种自文艺复兴以来或追溯到更早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 , 西方文化中业已存在的一股智性反叛的潜流,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其辉煌的折射, 20 世纪现代文学则是它在当代的全面复兴。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 它发现并揭示了狂欢化文学独特的艺术原则: (1) 新的艺术思维——以狂欢节的眼光看世界,“颠倒看”, 正面反面一起看。以这种视角观察世界, 可以看到许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 (2) 鲜明的指向性——针对高级的、权威的语言、风格、体裁等, 拿它们“开涮”, 动摇其绝对的权威性和等级的优越感; (3) 从下层制造文学革命——以旧修辞学贬低的体裁, 如小说等颠覆传统的体裁观念。以官方文化贬低的人物, 如小丑、傻瓜、骗子等发挥特殊的形式体裁面具功能。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广场语言、狂欢的笑、各种低级体裁讽刺摹拟一切高级语言、风格、体裁等。赋予粗俗、怪诞的意象以深刻的象征寓意; (4) 独特的手法——杂交。有意混杂不同语言、不同风格、不同文体⋯⋯打破文学性与非文学性、高雅与粗俗⋯⋯的界限。在巴赫金看来,这种渗透着狂欢精神的小说最少独白(它强调平等对话)、最少教条(它强调变易)、最富创造性(它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活生生的人民大众的语言、丰富的民间创作形式⋯⋯)、最富生命力(它是未完成性的、开放性的)。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还为小说体裁创建自己独特品位的理论, 为当代叙述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揭示了狂欢化文学在狂欢表层下隐含的逻辑联系和深层意义, 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策略和研究方法。

毫无疑问, 狂欢节型的节庆活动并非欧洲独有, 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但我们关注的并非狂欢节本身, 而是狂欢精神、文学狂欢化, 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诙谐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在此则着重探讨《红楼梦》的狂欢化文学品格和民间诙谐文化源泉的问题。我们相信, 掌握这两把钥匙, 进入曹雪芹的创作宝库, 就能发掘出许多过去未被发现的深层的东西。

《红楼梦》这部书, 无论从其外在的特点, 还是其内在的性质诸方面来看, 都可谓一部狂欢化程度较高的作品。书中的节日形象(如: 元宵灯节、中秋节、行酒令、制灯谜⋯⋯, 广义的, 如: 做生日、举家宴、省亲、嫁娶、出丧⋯⋯) , 其形式和内涵的丰富性毫不比巴赫金分析的欧洲狂欢节形象逊色。《红楼梦》始终笼罩着狂欢的氛围, 充满狂欢的双重性: 悲喜交替、苦乐相间, 时而严肃而悲伤, 时而轻松而欢快。譬如, 书中出现众多家庭宴会的场景, 而每次家宴的席上风光绝不雷同。小说第2 回中, 贾母捐资为宝钗生辰摆宴,搭台演戏庆贺。围绕着点戏、看戏、听戏、说戏、品评戏子扮相⋯⋯黛玉、宝钗、湘云之间爆发了一场微妙的纠纷。在喜庆的氛围中, 一连串的反常、突发、意外、巧合、误会等细节描写构成了人物多角关系矛盾发展的曲折性, 使小说情节发展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小说中家宴喜庆欢乐的背后, 无不包涵悲剧性的深刻意蕴。小说第43、44 回中的家宴场景, 是典型的狂欢化笔法。在贾母的撺掇下, 贾府内眷集聚一堂, 攒金为凤姐作寿, 当场一片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谁知在欢声背后演出了一场凤姐与尤氏、赵姨娘之间的智斗。生辰正日, 在寿宴喜庆的气氛中, 先是一段宝玉遍体素缟, 躲进水仙庵撮土为香, 私祭金钏悲凄哀婉的插曲, 随后又是一幕贾琏私通小丫头的丑剧, 在紧锣密鼓之中接着又上演了一场凤姐泼醋的闹剧和贾琏夫妇吵架殃及平儿, 竟使平儿哽噎难言, 多方受屈的悲剧。在这里喜悲相杂, 冲突频繁, 波澜起伏, 变幻莫测。

狂欢的气氛离不开笑。《红楼梦》中幽默谐趣比比皆是。有嘲讽的笑、鄙夷的笑、欢快的笑、戏谑的笑⋯⋯充满喜剧性的幽默趣笔, 寓庄于谐, 寓理于趣, 常令读者忍俊不禁, 兴味无穷。诙谐与严肃、荒唐与严肃看似冰炭不能熔于一炉,《红楼梦》中却使庄谐达到完美的统一, 达到“诗融雅俗”的美学高度, 在轻松谐趣的笑声中,寄寓深邃的思想。《红楼梦》中的笑独具狂欢化的文学品格, 源自民间诙谐文化。

《红楼梦》打破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 既有“仙姝”之雅, 又有“村姥”之俗, 书中市俗取笑的份量很大。一种市俗取笑选自书中人物所熟悉的民间戏曲, 如第22 回黛玉说宝玉“还没唱《山门》, 你就《装疯》了”(取自鲁智深醉打山门, 唐尉迟敬德金殿装疯的故事) ; 第54 回秋纹笑道:“外头唱的是《八义》, 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用《混元盒》中人物“金花娘娘”谐趣金鸳鸯与花袭人) ; 以诨名打趣, 是市俗取笑的又一种, 如以“西洋花点子哈巴儿”打趣袭人(姓花, 以花点子喻其心机点子多, 以哈巴狗喻其奴性)。又如, 以“玫瑰花”称探春(“又红又香无人不爱, 只是有刺扎手) , 以“美人灯儿”称黛玉(“生怕这气大了, 吹倒了”) , 以“辣子”称凤姐⋯⋯, 妙在神肖; 赌咒、骂人, 也是市俗取笑的一种,如第23 回宝玉戏语惹怒黛玉, 急不择词便赌咒以明心迹:“好妹妹, 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 要有心欺负你, 明儿我掉在池子里, 叫个癞头鼋子吃了去, 变个大王八, 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 我往你坟上替你驼一辈子碑去。”说的黛玉“扑嗤”的一声笑了。第28 回宝玉问黛玉为什么不拣他得的东西时, 黛玉又拿“金玉”二字来刺他:“我没这么大福气禁受, 比不得宝姑娘, 什么‘金’哪‘玉’的! 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 ”宝玉发誓道:“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 天诛地灭, 万世不得人身! ”这里描写宝玉出于至诚表白爱情, 以粗俗的赌咒自贬, 一片真诚却又令人发笑。市俗取笑之种种皆与民间诙谐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对民间诙谐文化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 或者把它看作纯否定性的讽刺; 或者把它作为纯娱乐性的、没有思想深度的, 缺乏洞察力的感官愉悦。而在《红楼梦》中, 民间诙谐文化的功能及其价值远非那么简单、浅薄。书中的幽默趣笔, 乍看去, 似乎无关宏旨, 细味品尝, 才觉其中意味无穷, 决非游戏笔墨, 诙谐凑趣。《诗·卫风》曰:“善戏谑兮, 不为虐兮”。挑逗刺戟不是艺术。《红楼梦》谑而不虐,“于嘻笑诙谐之处, 包含绝大文章”。

《红楼梦》第1 回开宗明义, 跛足道人与甄士隐关于“好了歌”曾有过一番议论。廖廖数语, 却体现出狂欢的包罗万象性(涉及功名、富贵、娇妻、儿孙⋯⋯) ”那道人念过“好了歌”后说:“可知世上万般, 好便是了, 了便是好。若不了, 便不好; 若要好, 须是了。”在这里盛衰转换、加冕脱冕、“好”与“了”之间的变化, 充分体现出狂欢的双重性和“快乐的相对性”:“好”便是“了”,“了”便是“好”, 历史螺旋上的葬礼和新生。如甄士隐对“好了歌”的注解:“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由盛及衰,“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由衰复盛;“因嫌纱帽小, 致使锁枷扛”——由“好”及“了”,“昨怜破袄寒, 今嫌紫蟒长”——由“了”转“好”, 可见“好便是了, 了便是好”,“好了歌”包含着万物荣枯递变、人生悲欢离合、生命、阴阳消长之理。

《红楼梦》呈现一种脱冕加冕结构, 狂欢的时空。如甄士隐的人生荣枯, 贾雨村的仕途沉浮, 特别是香菱的遭遇, 一连串的改名换姓, 一连串的脱冕加冕, 回峰路转式的名份改称, 描摹出她苦难多舛的一生。先是甄姓乳名英莲, 而后在薛家为妾, 唤名香菱, 薛家娶金桂为媳妇, 香菱遂改称秋菱; 金桂施毒计自焚身, 香菱被扶为正室; 而最后, 当甄士隐在急流津觉迷渡口向贾雨村宣告香菱的结局时, 才使她又回归到最初“英莲”的身份, 完结了她的一段俗缘, 并将她送往太虚幻境销号。

作者曾一度把《红楼梦》书名定为《风月宝鉴》, 在第12 回里借跛足道人之口讲, 这“风月宝鉴”是“单与那些聪明俊秀、风雅王孙等照看”的, 并嘱咐:“千万不可照正面, 只照背面”。《红楼梦》通篇

正是这样寓褒于贬、寓正于反、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例如, 作者在交代写书意图和目的时说,“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 或避事消愁之际, 把此一玩”, 果真如此吗? 显然不是。这里用的是“障眼

法”。这与拉伯雷在《巨人传》中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人物塑造中亦如此, 例如对宝玉的描写,“通部中笔笔贬宝玉, 人人嘲宝玉, 语语谤宝玉”, 从正面写宝玉的“痴”、“呆”、“傻”, 贾政骂他为“逆子”, 王夫人称他为“混世魔王”、“祸根孽胎”⋯⋯却从反面的否定中肯定了宝玉尊重人格平等、追求个性解放、视功名富贵与仕途经济为粪土的叛逆性格。而对宝钗的描写, 正好相反, 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这是典型的狂欢化手法, 必须颠倒过来看。

狂欢化文学中成双成对的形象, 在《红楼梦》中比比皆是: 甄、贾两个宝玉, 依谐音正好一真一假, 在写法上甄(真) 隐、贾(假) 显,写甄宝玉用虚笔, 写贾宝玉用实笔; 甄士隐(真事隐) 和贾雨村(贾语称) 亦如此虚实相照; 一黛一晴、一钗一袭则明暗互映。狂欢化文学中相反相成、亦庄亦谐的形象, 如“聪明的傻瓜”、“悲剧的小丑”等, 在《红楼梦》中也频频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小丑这类形象, 因其地位卑微, 人物渺小,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 非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评价, 反而常遭鄙夷和贬损, 而这一类人物在狂欢化的小说中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发挥着重要的文学功能。如华莱士·马丁所说:“如果复杂人物参与了日常事件, 或者假如这些事件被一个远离我们的意识(小丑、狂人、天真汉、来自另一文化的访问者) 所看到, 日常事件就会变得有趣。”④此类复杂人物, 如刘姥姥、跛足道人、癞头和尚, 他们戴着各自的面具, 以他们的眼光看世界,利用自己的权利, 说常人不能说和说不出的话。如在《红楼梦》中首先发现无才补天, 幻形入世的石头是这一僧一道, 讲述绛珠仙草还泪故事的也是这一僧一道, 帮士隐悟道, 在紧要关头常提醒宝玉,到最后又携宝玉返回青埂峰下的仍是这一僧一道。他们穿插于神话故事之中, 并担负着讲述全书的创作意图和交待故事发展线索的任务。而曹雪芹把刘姥姥从“千里之外, 芥豆之微”引进大观园,不惜浓墨重彩, 郑重其事地来写她, 这其间自有深意。刘姥姥是一个见过世面、深通世故、善于见机行事、逢场作戏的丑角人物。环境和性格的反差如此强烈, 经过撞击, 产生了一系列喜剧性矛盾。在大观园的宴席上, 这位村野老妪在贵族大家的夫人、太太、小姐、丫环之间独具异彩, 在行酒令中毫不怯场, 不失庄稼人的本色, 她寓谐于庄、藏弯隐曲、铺垫夸张、自然大方, 既象是在任凭大家捉弄,却又象在搞抓不住岔子的反捉弄, 靠着她的村言俗语征服了大家,竟成了席上最受欢迎的人物和读者最熟知的人物。刘姥姥的三次造访, 涵有多种文学功能: 作者借刘姥姥为序幕人物, 引出重要人物登场, 展开故事, 为尔后情节发展作铺垫; 借乡下老妇的眼光看贵族大家繁荣世界, 制造“新奇”、“陌生化”效果, 既包含许多作者没有说出的社会内容, 又体现狂欢的精神; 让刘姥姥利用丑角的权利, 亵渎神圣, 差一点在“省亲别墅”的圣洁牌坊下拉屎; 让“村野人”成为贵族大家的“座上客”, 狂欢的亲昵化, 打破等级屏障, 填平高雅与卑俗的鸿沟。

《红楼梦》以狂欢精神摧毁了不同思想体系、不同文化、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它消弭一切界限, 热衷于各种因素非同寻常的排列组合, 混杂交融, 文白相杂, 散韵结合, 雅俗互补, 庄谐成趣。譬如, 仅从体裁上来看,《红楼梦》前80 回兼及诗(包括五言、七言、古、今体)、词、歌、赋、书启、小曲、戏文、对联、酒令、灯谜、笑话、脉案药方、参禅话头等; 除此之外, 后40 回还涉及四书讲章、八股破题、状子及批子、家信、无名贴、琴操、佛偈、谶经等。总之,《红楼梦》以狂欢精神给古典美学和正统文学所蔑视的范畴“加冕”, 而给先前高贵的范畴“脱冕”, 使之降格。它使崇高与卑下、神圣与滑稽、高雅与粗俗、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等相互接近或融为一体, 打破界限、填平鸿沟。它使各种语言众声喧哗、平等对话, 旨在表明狂欢化小说的未完成性、开放性和多义性。

最具狂欢化特色的“双声语”、“潜对话”, 在《红楼梦》中通篇可见。有《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型对话, 还有书中的内在对话: 癞僧跛道的隐语、太虚幻境中宝玉的所见所闻、画册、判词、仙曲、秦氏托梦、元宵灯谜、谶语⋯⋯“自我指涉”与“预示性”相互交织, 体现出《红楼梦》的互文性。至于小说的语言, 那更是一个“狂欢的实验室”, 真可谓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红楼梦》。

从世界文学的民间节庆的、狂欢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 决不是将巴氏狂欢化理论简单理解为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学因素的运用, 我们是在承认中西文化语境不同, 即使继承同一传统的作家作品亦有不同的前提下, 甚至是在研究小说体裁诗学和整个文学创作活动更广泛的意义上(《红楼梦》仅作为一个范本) 来重新解读的, 它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它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模式, 从方法论上为红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事物, 包括艺术地认知事物的方法, 是基于正统的世界观的。这种世界观的特征是: 所有的价值以其空间的位置来决定, 从高到低, 从中心到边缘, 等级越高, 越具权威; 距中心越近, 越趋完美。这种思维模式强调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上ö下、高雅ö粗俗、严肃ö诙谐、神圣ö卑俗、官方ö民间⋯⋯) , 非此即彼, 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肯定, 要么否定, 特别强调用绝对否定来代替“否定之否定”, 即否定中不包括任何肯定。这种崇尚中心地位和高级权威的认识论, 实际上遵循的就是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独白原则”。这种独白意识的弊端是: 强化等级制, 导致单一性、片面性、简单性和思想僵化。然而, 在正统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以狂欢的世界感受为基础的非正统世界观也顽强地存在着。虽然它多半处于被压制、被排挤的地位, 但却屡屡利用其在节庆期间的合法性, 利用其下层的民众性, 以大无畏的狂欢精神, 不断对以中心、权威自居的正统世界观发起挑战, 产生威慑力量和颠覆作用。这是一种狂欢思维, 或称“意识的狂欢化”。它潜在地同一切独白型的认知定势、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习惯心理针锋相对, 颠覆着认识论中的等级制。狂欢思维具有强烈的变更意识, 它强调“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狂欢思维具有“快乐的相对性”, 并以此捣毁绝对理念, 瓦解绝对权威。因此, 绝对的肯定和否定, 一成不变, 是与狂欢思维格格不入的。狂欢思维中的生命和活力是在否定之否定中生长出来的。死亡孕育着新生, 埋葬意味着复活。狂欢思维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文化意识。它承认世界是由差异构成的, 差异就包含着矛盾和对立, 但它倡导在保持各自的差异特殊性的前提下,多元共存、相互作用, 而不是机械地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只要我们打破“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 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 不机械地认为二者中只有一个是对的,《红楼梦》中许多过去无法回答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例如“真假”问题, 大观园和太虚幻境, 甄(真) 宝玉和贾(假) 宝玉⋯⋯何者为真?作者的意思也许是不确定的(因而是多义的) : 既然“假作真时真亦假”, 那么“真作假时假亦真”。

以往的红学研究, 大致有二种方法: 一为历史社会学方法, 如“索隐派”(兴趣不在作品本身) , 而在作品之外, 广征博引、扒罗剔抉, 醉心于从作品的人物和情节中探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考证派”(感兴趣的是书中之人与事与作者其人其事的对应, 贡献主要在材料的校勘方面) 等; 二为美文学方法, 如“评点派”、“题咏派”等(多带感悟性质, 虽不乏精彩之笔, 但限于一鳞半爪, 不够系统、深入。近年来, 有从神话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 研究视野大大扩展。应该说, 这种种研究角度和方法都有其合理成分, 都对红学研究产生过影响, 有些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但这种种方法都有各自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发展到后来都产生致命的弱点: 囿于传统思维模式, 片面地强调自己这一方法的作用和意义, 忽视甚至排斥其他方法的作用和意义。而我们主张对话, 强调每一种解读都是一种误读, 每一种理解不过是对话链环上的一个环节。每一种理解都具有未完成的性质, 而凭借它的“未完成性”可以不断生成新的意义, 将人们引向更广阔的天地。文本是开放性的, 因而理解、释义活动是永无止境的。如恩格斯所说, 方法是研究对象的“类似物”, 红学研究对象本身是多层次、多侧面、多序列、多质态的, 研究方法亦应是多元的, 而且应该在众多方法的相互对话中多维综合, 跨界研究。

从世界文学的民间节庆的, 狂欢化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研究象《红楼梦》那样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经典作品, 考察固定在小说体裁中的记忆(人类文化的积淀——“集体无意识”) 并研究作家是如何推陈出新的, 我们走的是一条“兼顾内外、综合研究”的道路。在这里强调的是, 作家笔下的生活, 并不是日常生活本身, 而是作家通过语言叙述出来的日常生活; 语言是在用它自己的意象“创造”出一种日常生活、一种现实。所有的语言都深深地包含着内在的隐喻结构, 这种结构暗中影响着“意义”的表达, 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包括祭礼、仪典、节庆活动等,因而文学研究与语言、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研究必须将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 才能克服“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互排斥、各自为政的弊病。

限于篇幅, 我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不能在此完全展开, 文中引发的种种问题, 将吸引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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