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研究:说不完红楼梦 道不尽红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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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评论

李希凡自谦:我不能称为红学家

在“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

年近80的李希凡先生非常谦虚,他说:我不能称为红学家,写的有关《红楼梦》的东西占不到我的东西的五分之一。

但是,做红学研究,是绕不过李希凡这个名字的。李希凡因“小人物”而闻名,而“小人物”的称谓是毛泽东同志赋予的。

1954年,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他与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在《文史哲》上。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敢于向权威挑战,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热切关注,毛泽东读到了这篇文章,十分重视,于是就有了后来关于“小人物”的种种故事。

一篇文章在全国文化界、思想界引起巨大的波澜,当然是李希凡始料未及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时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

有专家给记者介绍说,李希凡与蓝翎合著的《红楼梦评论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了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及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并提出了新的见解:《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伟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现实主义杰作,“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并不是一部作者的“自传”或“爱情小说”,红学研究应更注重对小说本体的研究,而不应是漫无边际地对作者家世的烦琐考证。这些观点在半个世纪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李希凡说:《红楼梦》是一个伟大的奇书,遗憾的是没有写完,半部“红楼”让后人评说不尽。红学研究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学者太随意,想怎样就怎样,太离谱。还有一些老学者不太自重,添了不少乱。一些青年学者热衷于新发现,很多观点都是过去批评过的,是旧的东西的泛起。还有一些人起哄,干扰了正常的研究。

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人不一定能看懂《红楼梦》,青年学者要研究《红楼梦》,就要注意自己的文化积累、加强文化修养,这样才能真正读懂《红楼梦》。李希凡这样寄希望于青年红学研究者。

李希凡向记者透露说,他最近几年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华艺术通史》上,40多人弄了9年,是填补空白的巨著。在《红楼梦》研究上,他想写一本《红楼梦人物论》,40多万字,已经基本写好了。

杜春耕和他的“聚红轩”

杜春耕长期从事光谱光学仪器研究,真正搞红学研究只有11年。但是,在北京红学圈内,提到杜春耕和他的“聚红轩”,是非常有名的。

杜春耕的“聚红轩”这处聚集“红楼”的“大观园”到底收藏了多少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聚红轩”的主人杜春耕自己也不知道:“具体数目不清楚,反正两大屋子里装得满满的。”

虽然没有亲临“聚红轩”,但是记者还是体会到了杜春耕的材料丰富。在宾馆的房间里,杜春耕像“变戏法”似的不时地拿出点珍贵的《红楼梦》资料,让记者大开眼界。

杜春耕告诉记者,他最感兴趣的是《红楼梦》怎样写出来的,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有资料,于是就开始广泛地收集。但凡与《红楼梦》有关的物件,包括瓷器、象牙雕刻、镜画、烟标、月份牌、邮票甚至各种版本的小人书都在他的收藏之列。杜春耕透露说,有关《红楼梦》最早的12张彩色情节画原件就在他的“聚红轩”内,这套画由汪惕斋绘制,汪氏生于曹雪芹卒后12年,《红楼梦》最早版本出版时他才10岁。

最让杜春耕满意的还是关于《红楼梦》版本的收集,有人说他对《红楼梦》版本的收藏已超过国家图书馆。杜春耕告诉记者:“《红楼梦》老版本有100多种,从程甲本、程乙本、东观阁本一直到民国时期的一些版本,我基本上都有。从版本系列来说,已经较为齐全了。”他不无得意地向记者说:“国家图书馆借我的书摞起来就有半人高。在北京,只要有有关《红楼梦》的东西,他们首先想到送到‘聚红轩’来。”

在给记者展示了几件《红楼梦》资料后,杜春耕遗憾地说:“我有林则徐手书咏红楼组诗的扇面,忘记带来了,英豪也自爱红楼呀。”

杜春耕介绍说,目前所知《红楼梦》的最早版本乾隆五十六年的木活字版,后来有木刻版,光绪年间出现石印版、最多的当然还是铅印版。

《红楼梦》在清代被认为是“淫书”,出版是要被查禁的,而书商们也自有对付的办法。从杜春耕带来的有关资料显示,光绪十年甲申孟冬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增评补图石头记,可能此书受到了官府的查禁,到光绪十二年六月再印时,不但没有了书局的名称,而且书名也改成了《增评绘图大观琐录》,此外还有《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等名称。有些书的内文版式都是一样的,只是书名换了,内页提到的原书名甚至是用毛笔涂黑的。

杜春耕幽默而豁达地说:“我不爱写、可是爱说。但凡有人需要资料,需要图片我都会很爽快地提供。这次来,就给一些朋友提供了不少资料。我不是收藏,而是收集资料,资料就是要用的。”

著名红学家蔡义江批评某些“研究成果”

不是“百花”而是“垃圾”

蔡义江先生是著名红学专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等,其名著《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已发行逾百万。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蔡义江教授透露说,他正在编写高中语文的选修课本,其中就有《红楼梦》的选读。

谈到红学研究的现状,蔡义江说,近年来,对《红楼梦》研究现状的议论很多,褒贬不一。说好的,似乎是红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红学的春天已经来临;说坏的,认为红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我以为过分乐观或悲观估计都太极端了,也不符合实际。我们要全面地、理性地、有分析地来看待研究现状”。

蔡先生认为,红学研究的成绩是主要的,《红楼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深入,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相关的建筑学、园林学、医药学、管理学、娱乐文化、饮食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蔡先生承认干扰也不少。他认为,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从横的方面讲,目前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多与商品经济大潮中文章著作商品化及借此谋取名利有关。以学术为幌子,标榜创新,猎奇立异,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比如以解梦为名,说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与他的旧情人阴谋毒死的;比如有人说,曹雪芹有三个,一个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是乾隆年间的,还有一个是道光年间的;还有人说《红楼梦》其实是《青楼梦》,“金陵十二钗”是秦淮河畔的十二个*女。“如此糟踏曹雪芹和《红楼梦》,如此奇谈怪论,我认为它们不是‘百花园’中的‘百花’,而是垃圾场里的垃圾”。奇怪的是这些荒诞的说法还有市场。一些报刊、出版社一方面看重畅销赚钱,一方面又对红学十分无知,所以这些东西总能源源不断地出笼。

从纵的方面讲,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评《红楼梦》,头开得很好。但后来发展到*“政治打击”,人家心中是不服的,所以,那些被批评过的观点后来才会重新抬头。

蔡教授说:“我以为红学研究的主流还是好的,种种奇谈怪论别看一时闹得欢,但是长不了。红学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形成求真务实的学风和文风。看法可以不一样,但寻求真理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

链接

关于红学研究

●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公开发表,标志着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辛亥革命后,《红楼梦索隐》、《石头记索隐》等索隐派著作相继问世,红学索隐派取代红学评点派成为红坛霸主;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红学索隐派予以迎头痛击;1923年,俞平伯的论红专著《红楼梦辨》出版,红学考证派一跃成为红坛盟主;

●1952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经增删修改后,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1954年开始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给红学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1963年,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在北京故宫举行,这是有史以来最隆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曹雪芹纪念活动;

●1973、1974、1975、1976年,再版和出版了多部论红专著;1975年,文化部《红楼梦》校注组成立;

●1978年后的红学研究,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多部专著已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1979年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

●1980年7月,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红学研究逐渐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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