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位是维护文学的审美性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位是维护文学的审美性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位是维护文学的审美性

红楼评论

红楼梦文化研究是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红楼梦文化研究在国内外文化热潮的携裹下,也越来越红火。从文化视野来透视文学表层中内含的文化因素,在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关照中揭示文学的深层内涵,显然是一种新的学术视角。虽然它的外延很宽泛,但始终应以文本为基石。简言之,就是文本所提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化世界里的具体时空。然而多年来在红楼梦文化研究中却出现一种泛文化的倾向,有的说到文化,便大而无当,离开或超越文本所提供的文化空间;有的以文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研究的思路是文化——文学——文化,文学只不过是个由头而已;有的则是重新给“考证”和“索引”贴上文化的标签。总之,这种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倾向,已经引起人们在理论层面上的反思,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学术意识:红楼梦文化研究要定性、定量和定位。

红楼梦文化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散篇零章谈论到了,从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多篇文章,涉及到了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和性文化许多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讨论中国文化热潮中,鲜明地倡导红楼梦文化研究,并最早推出红楼梦文化研究成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周汝昌先生。这可以说是红楼梦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野、新起点。周先生强调了三点:

(一)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人才。他说:

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悠久,少说已有七千年了。这样一个民族,积其至丰至厚,积到旧时代最末一个盛世,产生了一个特别特别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这位小说家,自然早已不同于“说书”人,不同于一般小说作者。他是一个惊人的天才,在他身上,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他是古今罕见的一个奇妙的“复合构成体”——大思想家、大诗人、大词曲家、大文豪、大美学家、大社会学家、大园林建筑学家、大服装、陈设专家、大音乐家、大医药学家……。他的学识极广博,他的素养极高深。这端的是一个奇才绝才。①

(二)红学是文化学。“‘红学’所要涉及到的众多问题,只有将它在文化史上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才能谈得到分析评议”。②

(三)《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他认为明清小说,“没有哪一种能够象《红楼梦》具有如此惊人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了。”“汉学中出现了三大显学:一曰‘甲骨学’,二曰‘敦煌学’,三曰‘红学’。”③

在百年红学史上是周汝昌先生把红学与文化提到如此高度,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倡导学术研究新视角,作为一代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可以说开学术界研究红楼梦文化之先。《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下编作品结构论,便是对曹雪芹民族文化心理与《红楼梦》审美格局同构的探源和实证。他说:一部《石头记》,“‘三春’和‘三秋’是全书大关目,这就是大对称。节序的春与秋之对称,是文之相;贾府的盛与衰之对称,是事之质。……一共写了三次过元宵节,三次过中秋节的正面特写的场面。这六节,构成全书的重大关目,也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对称法。”④中国传统文化讲求整体性。“三春”“三秋”的结构“章法”隐喻了《红楼梦》整体生命形态的趋动,其实一部大书就是写了衰败的过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本身就具有巨大文化意义隐喻功能的构成。任何一个学者都不会忽视对这种文化空间的文化密码的解读,这种启迪无疑是可贵的。

但通读全书却感到作者对文化理论的准备不足,从上面引证的三点,可以看出作者文化视野高远,高远得大有替换文学的架势,什么“红学是文化学”、“《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文化小说”,文化与文学的区别在其阐述中被忽视,文学审美性的特征被模糊。究其原因,对红楼梦文化缺乏定性、定量和定位的研究,直接导致这部著作的泛文化的议论。也可能作者尚未从传统的思维轨道转过来,或者说“思力不能真正集中于一义一事”,“行文草草”,因此,如作者所言:上编、中编“是以温故为主”,“唯有下编,或者够得上一个探新的名义。”可知作者的自谦中确实道出了学术上的准备不足,除了下编作品结构论而外,其余泛泛而论,缺乏对红楼梦文化内涵的实实在在的开掘,与作者开创文化研究新视野的真正用意相去甚远,尚未起到大师级的学者肩起探索的闸门,为红楼梦文化研究学术领域注入新鲜的活水。

中国学术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热潮当中趋之若鹜者多见,而甘心坐冷板凳呕心沥血地为之者、勇于拓荒艰辛跋涉者少见。红楼梦文化研究是一个广阔而艰深的学术领域,不仅需要一批有才气有实力的红学家和研究者做着脚踏实地的努力,而且需要有一个文化环境的氛围和理论的准备。经过红学二十多年的朝起朝落,近来,我们看到了红楼梦文化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成穷的《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27万字)、胡文彬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2005年1月,53万6千字)。这两部著作的学术成果姑且不论,单从二者学术研究的路数的比较中,就发现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理论问题,即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所谓“定位”,就是如何把握文本文化空间的界限。即文本的某一具体形态的文化内涵到底是什么文化范畴,在这一范畴中文化空间的张力到底有多大。这就触及到了每一位学者的研究路数和对问题的切入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引证下面一段话: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同一个事物,我们对它们进行观照的文化维度不同,它们似乎就成了“不同的”事物。例如一座桥,自然科学家的“眼光”放在了诸如“体积”、“重量”、“拱度”、“应力分布”、“材料强度”“建筑结构”等方面,桥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眼光,则放在这座桥同人的实际生活的关系上。他们注重的是它的用途、社会意义、建筑时代、存在史、发生在它之上或它之旁的“故事”等等;而对它所进行的美的观照,则超越了它的物质性、科学性、社会性、道德性、实用性等等,它纯粹地成了一座“美”的桥:人们关注的是它的形象的“可爱性”,比如说半园型的桥洞的曲线美,石雕的栏杆的工艺的精湛,青色桥石的平滑与凝重使人产生的愉悦等等。⑤④

因为每个学者审视问题的文化维度不同,所以必然有自己的研究路数,和对问题的切入点的“选择”。成穷先生很看重研究的路数,在其书中用专门的篇幅论证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以往研究《红楼梦》的路数有三种:一是“外在化”的研究倾向。“迄今为止的‘红学’研究大抵还在作品的外部兜圈子。‘索引派’和‘考证派’所做工作的性质颇类‘侦探’和‘考古’。……他们翻遍了几乎所有的档案和资料,可就是对作品本身不做触动。作品本文的精神和意义,对他们来说基本上仍是一个封存完好的密室。他们在这密室外用学问之锤敲敲打打,用考据之锄挖挖刨刨,长期都在为打开这密室作准备。可就是不想亲自动手去打开这密室并走进去窥其堂奥。”⑥二是“社会学”一派。“由于一开始就把《红楼梦》当做所持理论的一种佐证,因而除了在作品中寻找印证其理论的有关社会事实外,对作品本身并无真正的兴趣。后来,当此种倾向发展到仅把《红楼梦》当作单纯政治工具来使用的时候,作品与该派及其研究方法的外在性质便暴露无遗了。”⑦三是“美文学”一派,“所从事的主要是对作品主题、人物、性格、语言、情节、结构等方面的具体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多半是通过流俗的艺术理论进行的。该派对作品本身的内在精神特别是从此种精神中透视出来的文化精神缺乏明确的意识和深入领会。”⑨对以往《红楼梦》研究的路数的缺陷,成穷先生看得十分真切,甚至评价得几近刻薄,但他还是强调对《红楼梦》文本的文化研究。“本来,它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接近、敞开并进入作品的内在精神之中,但当它们在打通通向作品的路径的时候,却忘记了这一根本任务而留连中途。如果永远只满足于外部的清扫工作而不登堂入室,那么,此种工作做得越多,耽搁的时间越久,对作品本身的遗忘就会越深。”⑧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他对自己研究的定位,在“题记”中做了直白的概括:“以《红楼梦》为话头,对中国古代的精神气质与国人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度的解读。”并在其著作的“下篇”分了十个题目,展开了论述。以其中《存在的焦虑与呼唤——<葬花词>与中国文人的伤时》一章为例,全文写了5小节:1、《葬花词》是黛玉的象征;2、《葬花词》核心意象是“飘落”;3、《葬花词》倾吐出存在的焦虑;4、伤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5、黛玉的生存处境就是中国文人的生存处境。虽然每节用一句话概括有些太简略,但大体可以看出全文的思路。从黛玉的《葬花词》出发,探讨中国文人的伤时的精神世界。不可否认他的解读很多地方的确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如果能在文化广阔的背景和视野中来审视黛玉的心灵和性格,就理应跃到一个不乏感性、也不乏理性的更高的审美境界中。可事实上却并不尽如人意,其解读的整个过程中,《红楼梦》只是“话头”,其阐释的归宿点仍是“中国文化”。用哲学家的角度看问题,如此解读也许恰到好处。而从文学的角度审视,就越过了文本所提供的文化空间,漫游在哲思的天地里,文学的审美功能被忽略了,文学只是进行文化论述的一个载体而已。

文化研究的范围很大,而文学的文化研究只能是某一个层面,不能大而无当。仿佛文化是一只筐,什么东西都能装,其结果必然流于泛文化的倾向。宁宗一先生说过发人深省的一段话:

由于我的学术视域的狭窄,对文化研究知之不多,开始虽有新鲜感,可是越到后来越产生诸多怀疑。也许这是因为人们在把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其作宏深广远的观照时,往往不自觉地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构成。……

比如格林布拉特是当今西方学术界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把自己的新历史主义称之为“文化诗学”。但是几年后,他就发现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界限,保留各自的界限是必要的。文学的某些‘文化研究’的一个致命弱点,即无视文学的界限,脱离文学文本,结果是过多的误读,或过度诠释。我想格林布拉特的认识过程对我们还是有现实意义和参照价值的。⑩

我认为这是红楼梦文化研究中值得深思和探讨的一个课题。

文化研究中出现泛文化的倾向,实质上是缺乏对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也就是在《红楼梦》文化研究中到底文化空间的界限如何把握?文化空间的张力是以什么为制约机制?文化研究中如何体现和保持文学的审美性?这些理论问题才是我们正视的问题。

解读在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创造,没有止境。每一位学者都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解读。然而无论怎样解读,都不会绕开文学审美性这个根本的问题。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设立专节“《红楼梦》文化解读在红学研究中的地位”,谈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开始思索过去十多年间自己走过的研究道路,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教训,同时也开始思考过去十年间红学研究中感到困惑的一些学术问题。寻找其症结,也是在寻找解开这些症结的方法。想为自己的继续研究和前进找到一个最佳的途径。”⑪胡先生没有具体讲自己的做法,但我们可以从全书的结构和论述中反观其解读的路数。

其一,《红楼梦》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形态是作者文化思维的体现和物化,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作者潜在的审美思维定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选择;另一方面是作品文本对中国文化的多层次、多类性的雪藏和显现。前者抽象,后者具象。因而,对《红楼梦》文本文化形态的研究,首先从后者研究入手,归纳和梳理出不同的文化形态的范畴,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涵恰当的概括和外延明确的切入。也就是对文化对象的定性。只有这样,才能渐进到前者,才能把握前者。《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分为21章,如“诗性文化”、“戏曲文化”、“绘画文化”、“园林文化”、“医药文化”、“饮食文化”等等。虽然在具体切分文化形态时,出现重合和交*之处,譬如民俗文化中包含“避讳文化”、“梦文化”、“姓名文化”等;“礼文化”与“官制文化”、“家族文化”、“服饰文化”交*,但毕竟以开创之功勾勒了《红楼梦》文本文化的基本形态。因为对文化范畴的切分,把握了文化研究的定性,所以才能既避免了《红楼梦》文化研究中大而无当的泛论,又节制了过度的诠释。

其二,红楼梦的文化性的本体属性都是润物无声地伴随、贯穿、体现在文学具体形态之中,在每一个范畴内只有将体现这一文化形态的情节和细节都勾勒了出来,条分缕析,提升概括,才能进行定量的分析。《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的特点之一,就是全面而细致的扫描和归纳红楼梦具体的文化形态。以《红楼梦与中国戏曲文化》一章为例,(一)检索了《红楼梦》全书写道戏曲词语条目80余条,并在此章附有《红楼梦》戏曲剧目一览表,可以说囊括了文本中有关戏曲文化的描述。(二)细分了表现戏曲文化的具体类型:1.买优伶,养戏班;2.点戏看戏;3.论戏曲。(三)选择了对《红楼梦》影响最大的《西厢记》做个案分析。“略加统计,《红楼梦》中提及《西厢记》书名、人名、诗词名句,竟达20余处。其中第26回、第35回、第36回、第40回、第51回、第54回,尤为突出。”⑫这样,所扫描的文化现象、把握的文化层面与《红楼梦》某一范畴的文化空间基本相合。文化研究也要从微观做起,从定性、定量入手,渐进界定文化形态的范畴,直到宏观上把握《红楼梦》文本文化的整体面貌。胡文彬先生近十多年,出版了多部以研究《红楼梦》文化的短小文章为主体的论文集,积聚了大量的文化随笔,为其构著这部大作《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准备了丰厚而扎实的素材,提升了从微观到宏观文化研究的素养和功底。

其三,在定性和定量两个限定范围的确定下进行自己的解读,从而对《红楼梦》的每一个文化范畴的特点的简括和升华,这就是所谓的定位,并具有如下特征:1、对文化空间的把握都是以文学形象的内蕴为基础的;2、文化内涵的特征与人物的性格、地位、教养都是丝丝入扣的;3、文化具体形态与审美叙事结构都是呈互动互补的关系的。《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就是这样做的,在每一章中都概括出《红楼梦》文本的一个文化范畴的特点。如“《红楼梦》中戏曲描写及其特点”;“《红楼梦》民俗描写的特点”;“《红楼梦》服饰的描写与特点”等等。

上述几点是《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红楼梦》文化研究中一种十分可取的方法,也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重要课题。

(一)定性是对《红楼梦》文化形态认识和阐释的基本前提。

文化的范围非常之大,凡能创造人的生活的事物,都有文化的存在。文学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社会图景同现实生活一样,也处处折射出文化现象。《红楼梦》文化研究的首要的任务是确定文化的范畴。范畴就是我们说的“种”,什么种开什么花,什么种结什么瓜,“种”是在范畴化过程中形成的。范畴化是以个别事物为基础,并根据个别事物建立起范畴,进而根据范畴的本质把某物纳入此范畴或彼范畴。对“种”的认识,是探源什么“基因”决定了“种”的性质。同理,我们对《红楼梦》文化形态的认识,正是探寻在其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中国文化的“基因”。只不过这种基因是长在《红楼梦》文本身上,而不仅仅是“话头”,借此去诠释中国文化。因此说,对文化形态范畴的切分和把握,其实就是对文化形态范畴意义的认识,就是对《红楼梦》文化认识和阐释的基本问题。

有了文化范畴的文化,便是一个有文化的空间边界的文化。无论《红楼梦》具有何等的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文化空间,对其的认知都是建立在文化范畴的基础之上。文化范畴犹如《红楼梦》文化空间的网眼,形成诸多的文化形态,并以此界定了《红楼梦》文本文化的特征。同一文化形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物身上所表现的层面、深度和范围大小也是不一样的。对文化形态的扫描和切分,不仅要从纵的方面,依据中国文化发展的源流,而且要从横的方面,立足于《红楼梦》文本具体的描述,求其纵横“相合”。即以其文化性质区别于其他文化空间,因为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首先反映在人们空间和时间观念里,《红楼梦》中涉及到的汉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之类,属于空间文化范畴;官制文化、奴婢文化、服饰文化等,又多涉及时间文化范畴。诸文化体中有优势的因素被主流文化所吸收,主流文化得以成为诸文化体的“共同文化”,形成一种以传统文化为质的新的优势文化。这样才能涵盖《红楼梦》文本不同范畴的文化形态的特点,扫视不同范畴下文化形态的基本面貌,即层面的深浅、范围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诸如此类。

(二)定量是把握文化空间的张力必须以文学内蕴为基础。

文学所能透视或折射出的文化空间,是以人的生命为核心,以人的活动为展现的,尽管其中的表现形式大都以自然界的原料为材质,哪怕一个酒杯、一位中药、一道菜肴,但离开了人的生命存在就没有了文化意味。而文学作品对这个文化世界的每一点艺术再现,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的叙事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蕴含着特殊意味的一点,它所蕴含的意味、意义或哲学,都最终在结构的完整性中获得说明。”⑬具体地说,主要是从结构设置、性格能量和意象功能上所体现出的文化意味。结构要素又表现为阶段、层面、顺序等;性格能量又分为圆形人物、扁形人物和尖形人物的功能上;意象又有深浅、大小、强弱之分。这就是说具体到结构的某一点、性格的某一个、意象的某一处所表现的文化空间,其张力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区别,因此,文化空间的张力始终是以文学的内蕴为基础的。如何把握文学文本文化的张力场,便成为我们认识和研究的关键所在。

结构是文学作品具有宏观意义的创造工程,要把握其生命形态,认识其文化世界,就不能不首先解读其结构。结构大到整体框架,小到不同的层面、段落。无论大小,笔锋所致,作者对人生、社会的真实描绘和哲学思考,都会渗透其中。但随之结构的大小,其显露的文化空间亦不尽相同。文化空间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叙事文字的多少,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人物性格在叙事结构中的位置和长度,以及性格能量对结构的作用。王熙凤性格结构是《红楼梦》整体结构中重要的叙事线索和主要的叙事成分,即使她的一句话,外射的能量有时也会在整个结构中产生贯穿或拓展效应。第50回小姐们在芦雪庭联诗,凤姐不甘寂寞,也不敢冒充内行,“你们也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众人笑着让她说,她想了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可使得?”王朝闻先生对此分析:“它不只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描写,也是人物特定心情的自然流露。这‘一夜北风紧’的‘紧’字,仿佛是凤姐对于贾府形势的概括,或者说是凤姐不自觉地对贾府形势所引起的不安情绪的流露。”⒁这句诗虽然只有五个字,但是它所展示的文化空间却是一位贾府“当家人”的潜在的思绪,随着贾府日见经济拮据,愈发显示出这句诗的穿透力。第55回凤姐向平儿发牢骚:“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陪尽了。”可见,这个“紧”字,既是贾府入不敷出,财力短缺的写照,又是凤姐日日心忧焦虑的反映,其文化空间的张力伴着贾府的衰败越发延伸。

《红楼梦》才女文化在小姐们身上各呈异彩,表现了不同的性格和文化素质,而且这种文化氛围下,连那些没有文化的丫鬟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熏陶,耳濡目染,有了文气。第46回鸳鸯抗婚,她顶撞嫂子说:“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第62回小螺、芳官斗草,这个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两部戏曲名著的名字脱口而出。但文化在这些丫鬟们身上的体现,其文化张力就十分有限了,充其量只不过点缀了《红楼梦》才女文化的氛围和环境,贾府是一个“诗礼簪缨之族”,连丫鬟也大有“郑家诗婢”之风。

(三)《红楼梦》文化研究定位的实质是维护文学的审美性。

定性是对《红楼梦》文化形态范畴的认识和阐释,定量是把握在某一文化形态范畴中的文化空间的张力的大小,其结果必然是愈来愈准确地揭示文学内蕴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定性和定量都是为着定位,其实质是维护文学的审美性。上面提到宁宗一先生对文学文化研究的担忧,非危言耸听,而是一位学者专家发自内心的呼吁。他说:“事实上,一个时期以来,我常常感到批评的文学性和文学性的批评正受到有意无意的斫伤,文学研究在被泛化着,泛化成无边无际‘文化’或者别的什么。我想那最终导致的必然是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

文学文化研究是大课题,虽然《红楼梦》文化研究是大课题下的一个专题,但它更具有典型意义。“文学史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⒂当代红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红楼梦》文化研究,近二十多年来出版的专著与论文与过去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是红学界几位大家都有《红楼梦》文化研究的专著相继推出,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本。大家的研究正面效应会带动了红学研究的整体水平的向前,而负面效应也会把人引入“误区”,因此,我们不能不审视之,特别是从红学研究发展史的高度给以恰当的评介和总结,目的就是探索《红楼梦》文化研究定位的理论问题,虽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但基本点是可以领略的。记得有一位雕塑家将一块生冷的石头雕成一位人物,顿时透出了人的皮肤的质感和生命的律动。有人问雕塑家是如何给这个塑像注入的灵性和血肉,雕塑家回答:“把多余的石料都砍掉。”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节制以“文化”为视角对《红楼梦》文本的任意的解说、过度的诠释、冗长的阐述,要砍掉文化解读的枝蔓。从而在文化解读中升华叙事结构的哲学内涵,深化人物性格的美学境界,扩展文学意象的潜在功能,不仅使人体味文学的文化品味,也领略文学的审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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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889年,第14页。

②同上、第4页。

③同上、第13页。

④同上、第185页。

⑤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

⑥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2页。

⑦同上。

⑧同上、第33页。

⑨同上、第35页。

⑩《无问无应集》宁宗一序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⑪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2005年,第18页。

⑫同上、第83页。

⑬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⒁王朝闻《论凤姐》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81页。

⒂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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