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爱情观和妇女观

《红楼梦》的爱情观和妇女观

《红楼梦》的爱情观和妇女观

红楼评论

曹雪芹、脂砚斋诸人对“情”与“礼”的思索,对女性的态度,其实最主要地体现在这样一条批语之中:

闲上一段儿女口舌,却写麝月一人。袭人出嫁之后,宝玉、宝钗身边还有一人,虽不及袭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负宝钗之为人也。故袭人出嫁后云“好歹留着麝月”一语,宝玉便依从此话。可见袭人虽去实未去也。写晴雯之疑忌,亦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脉,却又轻轻抹去。正见此时都在幼时,虽微露其疑忌,见得人各禀天真之性,善恶不一,往后渐大渐生心矣。但观者凡见晴雯诸人则恶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浑厚大量涵养,则有何可令人怜爱护惜哉?然后知宝钗、袭人等行为,并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当绣幕灯前、绿窗月下,亦颇有或调或妒、轻俏艳丽等说,不过一时取乐买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贤也,是以高诸人百倍。不然,宝玉何甘心受屈于二女夫子哉?看过后文则知矣。故观书诸君子不必恶晴雯,正该感晴雯金闺绣阁中生色方是。(庚辰本第20回双夹批)

除去前四句算是对后文的提示之外,余下的八句倒正好讲出了作者、评者对书中几位女性形象的基本看法。

这里至少批驳了两派的观点。

从字面上看,这段批语首先针对的,是那种满脑子圣贤哲学、一心只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阔夫子,也即批语所云“见晴雯诸人则恶之”的“观者”。评者显然不满于这类读者“不知真性情为何物”的迂腐气、道学气。他要为晴雯辩护,指出晴雯的疑妒娇态,实是为“金闺绣阁生色”。其对“儿女真情”、“人欲天性”的由衷赞叹之情,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与小说写二玉共读《西厢》、“宝玉颦颦两情痴”,写晴雯撕扇补裘之勇,显然是一致的。

然而,细细读之,批语所举宝钗、袭人之例,却又恰好针对了惯于以“反封建”主题强套古典小说的我们。在今人眼中,“礼教”从来是“爱情”的对立产物,是万恶之源,“情”、“礼”之间根本就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可人家曹雪芹笔下的宝钗、袭人,又岂是“一味蠢拙古板的女夫子”?她们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相思相慕、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张扬?如果说,古时的道学夫子站在礼法的立场上全面否定爱情、人欲,是一种历史的偏颇,那么今日之“马列主义老太太”们一味宣扬礼教与情欲的对立,又岂独不是同样的迂腐与刻板?这样的思维定势,太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到《红楼梦》及曹雪芹的两面。

《红楼梦》是主张“真性情”的。黛玉、晴雯辈的情圣痴绝,兰心玉骨,自不必多论。再看看宝钗辈的个性风韵,又岂独少慧性灵心?小说写宝钗屡屡忘情失态,柔肠密意,情不自禁,蟹咏讽世,又锋芒犀利。脂砚斋亦反复强调指出:宝钗等“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这自然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而不能不涉及到小说的主旨、主题。

但另一方面,曹雪芹又主张“发于情而止乎礼”。脂砚斋称颂宝钗“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小说写黛玉也至死恪守着“洁本质来还洁去”的信念,不肯逾礼法半步。及至钗黛交心,黛玉很快就接受了宝钗的劝告,并与之结为“金兰之契”,达到“俨似同胞共出”的境地,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例证了。

可见,“叛逆”与“卫道”均不是《红楼梦》的本意。“礼教”与“情欲”的调和、互让以至趋于统一,才真正是雪芹的主张。兼具了两种气质的女性方能成为作者的最爱。

如此“双避”、“双趋”的爱情观和妇女观,倒正好反映了作者人生中的一个基本的矛盾:既要追求个性的自由,又念念不忘旧家庭的温暖和恩义。后世之人往往爱以“历史局限性”或“阶级局限性”来归结、搪塞。却不知生活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正在于此。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的矛盾,才使得《红楼梦》越发凸现出其与众不同的个性之美。

与同时代的其它几部著名小说相比,《红楼梦》是一峰兀立,而难于归类的。贵族世家出身的曹雪芹、脂砚斋诸人,不同于那些长期混迹于民间而思想较为开放、前位的下层作家。当《聊斋志异》对婴宁、小翠等大胆泼辣、野性十足,没有半点世情礼法观念的“异类女子”,发出至浓至烈的盛赞时,《红楼梦》却严守着“洁本质来还洁去”的界限,“说不得淫荡是也”。当《儒林外史》对沈琼枝这样义无反顾、叛逆出走,并且不顾世态人言,敢于抛头露面、自力更生的“奇女子”,寄以由衷的敬佩之时,《红楼梦》却自矜于“世家子弟”、“世府千金”,“曾经严父慈母明训”,“天性从礼合节”。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宝钗、黛玉、湘云、探春诸人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内涵、人性之美,是婴宁、小翠、沈琼枝辈所远不能望其项背的,甚至于连一个小小的零头也赶她不上。《红楼梦》全书所营造的“好了相生”、“真假相依”的空灵奇幻的境界,更足以让蒲松龄、吴敬梓们的苦心孤诣相形见拙,自愧弗如。——《红楼梦》的优势,从来不在于其思想有多么“先进”,观念有多么“叛逆”,而在于作者对生活、对人性、对社会深刻而独特的体悟,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无与伦比的艺术构思。——当然,与那个时代观念最为迂腐的作品相比,《红楼梦》的差异亦是形同天渊。夏敬渠作《野叟曝言》、李绿园作《歧路灯》,一心只想浪子回头,塑成全才,重振家业,创万世不朽之基。《红楼梦》却清醒地认识到了“天道无常”、“世事易变”的规律,无可避讳地写出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惨结局。文康作《儿女英雄传》,只是一个劲儿地强调张金凤、何玉凤的“三从四德”,“非礼勿动,非礼勿言”。《红楼梦》却知道在礼法的范围内,阐发儿女真性。宝钗、黛玉“可是一味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明写宝钗非拘拘然一女夫子也”。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红楼梦》注定成为“异端”的命运。

在那样一个高喊“存天理,灭人欲”,视男女之情为“大防”的时代,《红楼梦》是一个“异端”,因为她阐发了千古未发的儿女真情。为此,她遭到过无数僵化人士的攻击谩骂。而在惯于以古典小说作为制度批判的工具的今天,《红楼梦》其实还是一个“异端”,因为作者同时还主张尊崇礼法,恪守妇德闺训。只不过,人们的态度已由“骂杀”改作了“捧杀”。当世人争先恐后地给小说戴上一顶又一顶诸如“反封建”、“反礼教”之类的桂冠时,曹雪芹、脂砚斋诸人,却要在九泉之下复叹:“此书哭矣!”

至此,笔者又忽然想到了两例至为“经典”的误读。将它们解析出来,摆到桌面之上,或许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原著,还是无不裨益的吧。

一是“史太君破陈腐旧套”。贾母是这样批评那些旧套小说的:

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第54回)

今人普遍将这段话理解为贾母对黛玉等“叛逆者”的严厉斥责,甚至以之作为贾母反对“木石姻缘”的证据。又岂知人家作者的意图,哪里在于此间!且看《红楼梦》第1回的一段声明: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

你看,曹雪芹自己不也是这么抨击那些“才子佳人”小说的吗?如果他笔下的宝玉、黛玉就是那样一种“涉于淫滥”的角色,这岂不就成了作者自打耳光?

其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与其说是对黛玉的严厉斥责,倒不如说恰是对宝钗、黛玉诸人的高度赞赏!赞扬她们“发乎情而止于礼”即“爱情不越礼法”的精神。这同时也是作者的自我炫耀,炫耀他笔下的女主角不同于别的小说中那种“一见了个清俊的男人,便书礼也忘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女子,乃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真正的“佳人”。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几条相关的脂批,便不难明白了。

如甲戌本第2回,介绍黛玉出身。脂砚斋便力图将黛玉同别的小说中的“佳人”区分开来:

可笑近时小说中,无故极力称扬浪子淫女,临收结时,还必致感动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欲之界,明遂其意。何无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处?有何谢报到朝廷廊庙之上?直将半生淫污,秽渎睿聪;又苦拉君父作一干护身符,强媒硬保,得遂其淫欲哉!

又如甲戌本第8回,写宝钗劝宝玉别喝冷酒一段:

知命知身,识理识性,博学不杂,庶可称为佳人。可笑别小说中,一首歪诗,几句淫曲,便以佳人自许,岂不丑杀!

再如庚辰本第19回,描写宝黛亲昵,“静玉生香”时的一段:

若是别部书中写此时之宝玉,一进来便生不轨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许多贼形鬼状等丑态邪言矣。此却反推唤醒他,毫不在意,所谓说不得淫荡是也。(玉兄颦卿)缠绵入微,究竟不犯一些淫意。

你看,在曹雪芹、脂砚斋等人的眼中,黛玉会是那种不守礼法,一味“叛逆”、“革命”,以至于让家长觉得“轻狂”的女子吗?如果是的话,那宝黛爱情与他们所抨击嘲笑的“浪子淫女”,又有何区别?作者写“史太君破陈腐旧套”,本是自矜自赏之意,今人不察,反以为这是“封建家长”同“叛逆者”的交锋,可真真是正照了风月宝鉴!

二是人们对宝钗形象的误解。近世之人,多将宝钗视作“封建礼教”的化身而大加鞭笞。可真正的“封建主义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一人物形象的呢?翻看旧日许多道学夫子的评红笔墨,我们却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愈是保守、刻板的点评家,对宝钗的斥责、攻击反而愈甚。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满脑子孔孟圣贤之道的读者,还恰恰是把宝钗作为“不守礼教”的典型来加以攻击、批判的。在这方面,以解庵居士的“自媒”、“耻态”之说最具代表性。

小说第34回,宝钗探望宝玉,情急之中,竟说出了“大有深意”的话。第36回,宝钗无意间坐到了宝玉的床边,替他绣鸳鸯,完全忘却了顾忌嫌疑。解庵居士就上述二事评宝钗曰:

柔情密意,无异自媒,毫不知避嫌疑,此皆由衷而发,不能自掩之耻态也。

另一位道学夫子桐花凤阁主人陈其泰,亦申言曰:

以中道评书之人,惟迎春、李纨、岫烟庶几近之。若宝钗辈纯乎人欲而汩没天理,其去道也远矣。

此外,象太平闲人张新之、冬饮居士王伯沆,都有着相似或相近的说法。

你看,怪也不怪?今日之“右黛左钗”者,其立论的基础,无不以黛玉为“自由恋爱”的代表,以宝钗“封建包办婚姻”的代表。而那时的点评家虽同样有“褒林贬薛”的倾向,其出发点却恰好打了个颠倒:在他们心目中,宝钗反是“人欲”、“自媒”,也即今人所说的“自由恋爱”的典型!同样是一位宝姑娘,一会儿被说成是“黑”到极致,一会儿又被说成是“白”到极致。这种现象可不要太邪乎?

其实,说怪也不怪。这正好反映了读者之审美观,与作者之爱情观、女性观的巨大差异!

读者是多爱用线性思维来先入为主的。崇礼法者,一切以礼法为念,容不得半点人欲、情爱;反礼教者,又徒以“革命”为务,恨不得将礼教、规矩全部砸碎。又怎能够理解曹、脂诸人的“双避”、“双趋”呢?要知道曹雪芹塑造他最心爱的少女,都是要让她兼具两种气质的呀!如宝钗,一方面如脂批所赞“曾经严父慈母之明训,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从礼合节”,“坦然自若,亦不见逾规越矩也”。另一方面,守礼之余,柔肠密意,情不自禁,蟹咏讽世,锋芒犀利。又岂独没有自己的爱情流露?又岂独就没有自己的个性张扬?“非拘拘然一女夫子也”。写黛玉亦是如此。然后知雪芹本人,既不是“浪子淫女”或“革命叛逆”一流,亦“非拘拘然一男夫子也”。读者既不懂雪芹,自然也无法理解钗黛。宝钗不过是代作者受过罢了。

迂阔夫子们对“儿女真性”的仇视和敌视,自然不足为训。但排除了其论证中所含的贬斥之意,倒不妨为“反封建”论者作一面镜子。毕竟,他们的挑剔之笔,可以随时提醒我们注意那些通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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