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的文化内涵初探

王熙凤的文化内涵初探

王熙凤的文化内涵初探

王熙凤

  在《红楼梦》的女性群像中,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可谓光彩夺目。她有别于其它许多女性,如王夫人、李纨、薛宝钗、花袭人等。在她身上,传统的价值观念有所失落甚至是裂变,而这种失落裂变又恰恰与认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使她的形象丰满活脱、玲珑和谐,同时,也呈现出复杂性。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把王熙凤这一形象放在她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观照,以图对其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一些初探。    

一  

     在人们的心目中,通常认为王熙凤是个具有强烈的民主平等思想和反传统的进步倾向的女性。粗粗看来,确实如此。但细细一分析,并不尽然。实际上,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裂变,又有认同和顺从的一面。我们通过她对贾琏夫权的僭越,对贾瑞邪淫的玩弄,对探春庶出的叹惜,对贾赦欲讨鸳鸯为妾的反感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和现象的分析来进行说明。    

    1.“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1 〕这是“夫为妻纲”对女性在道德上的行为规范,也是男性评价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之一。柔顺之道,首先就是要求女性对男性绝对服从。班昭的《女诫》对此讲的非常具体,其中第二条“夫妇”和第三条“恭慎”就教导女性要以夫为天,敬顺丈夫,对丈夫要容忍和谦让,不可言语过头,冒犯丈夫。不可恣纵情态,不能争论是非曲折,不然引起丈夫楚挞也是咎由自取。众所周知,王熙凤对贾琏有所不“顺”。十三回,她敢在贾琏面前得意忘形地炫耀自己的才能;十四回,她使贾琏为了一绺青丝吓得脸都黄了,并“杀鸡抹脖子使眼色”求平儿替他遮盖;十六回,贾瑞求贾琏为他谋份差事,贾琏来求王熙凤而她却不买他的账,并嘲笑贾芸“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同样,贾琏的奶妈为儿子求差和贾琏说了几次,最后还是找了王熙凤才成。凡此种种,都说明她对贾琏的不“顺”。有的人认为,这反映了王熙凤具有进步的民主平等思想,我倒觉得主要是因为王熙凤的性格以及她本人所具有的才干、其家庭的能量和贾琏的为人等原因所致,恐怕并不就具有多少进步的民主平等思想。    

    与贾琏一样,王熙凤也出身于四大家族之一。其祖父为外务官,其叔父王子腾先为京营节度使,后官至内阁大学士。论财富,王家可能还胜过贾家。七十二回,王熙凤奚落贾琏时就说:“把我王家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比一比,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可见家族的权势地位及财产成为她的硬靠山,助长了她的骄横,是她对贾琏较少从属意识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她“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第二回)所谓恃才气盛,也是她不服于贾琏的一个心理因素。王熙凤对贾琏态度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贾琏本人,这位纨绔子弟不学无术,“惟知以淫乐悦己”。因而,他的“惧内”源于他的才干识见不及王熙凤以及行为有失检点。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种种客观原因都离不开王熙凤“辣”的性格特征。因为,同样出身于四大家族之一,而且也不乏才干的薛宝钗是绝不会象王熙凤那样的,她一定会自觉地以妇德约束自己,做到言行不逾矩。    

    如果我们只看到王熙凤对贾琏的不顺,那是不全面的,还应该看到她有所“顺”的一面。无论她怎样“辣”,作为女性,她始终是家庭的奴隶。决不可能超越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压抑制约和束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她又表现出自觉适应和屈从。同样是王熙凤,当贾琏出差回来时,她特设酒肴为贾琏接风。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兴,只陪侍着”(十六回)。对于贾琏,她倒也未忘夫妇有别和侍夫之道。又如四十四回,她过生日时,贾琏却与奴仆鲍二的妻子纵欲,并骂她是夜叉星,咒她死。王熙凤听了“气得浑身乱战”,她发疯似的撒泼,又哭又打。然而对象不是贾琏,而是与此事根本无关的平儿和鲍二的妻子,这难道不是对夫权的一种屈从吗?当尤氏等人闻风赶来“她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丢下众人,哭着往贾母那边跑。”因为她明白,再泼不但不占“理”,反而会被扣上“妒”的帽子。一个女性如果被认为是妒妇,后果是什么她自然很清楚。所以,她只有忍气吞声,收敛自己。“除了眼泪之外,她没有获得其他更有效的武器”。〔2 〕由于王熙凤性格中所特有的“辣”味,使她在对自己不利的环境适应过程中,从精神和情绪上做出了一定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却是通过使自己变得软弱和无能而表现出来的。    

    2.柔顺道德对女性要求的第二个方面是克制。它包括去妒、不悍等内容。从汉代开始,男性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一面对女性进行“不妒”的教育,一面则严惩妒妇。《大戴礼记》云:“妒,为其乱家也,去。”就是说,如果妻子嫉妒成性,不能容纳诸妾,维持家庭和睦,当休弃。其实质,就是要求女性抹煞自己,以满足对丈夫顺从的需要。    与只晓得“以夫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极尽为妇之道的邢氏相比,王熙凤恰恰相反,她有着强烈出众的妒嫉,正如贾琏的心腹小厮兴儿所说“人家是醋罐子,她是醋缸,醋瓮!”(六十五回)她的妒嫉,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我们试以这一事件为例对王熙凤的妒嫉作些分析。  

     现代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格夫妇在《司雨女王的王国》一书中,通过描述南非某些部落一夫多妻的情形指出,一夫多妻的制度,容易使妻子之间争风吃醋,产生妒嫉。奥地利心理学家赫舍克认为,妒嫉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每当两个人能够相互进行对比的时候,嫉妒便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3〕。 人类学家与心理学家有关嫉妒的论述,恰好为我们探索和揭示王熙凤嫉妒心理的产生提供了一把钥匙。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是使女性产生嫉妒的根源。由于权力、财产及子嗣等种种因素的介入,使妻妾之间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嫉妒就凸现出来,结果致使同类相残。王熙凤与尤二姐就是如此,虽然王熙凤是妻,尤二姐是妾,但是在外貌上,王熙凤却不如尤二姐。其次,尤二姐比她柔顺得人心。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王熙凤“不大生育”,只有一女。更何况,对于贾琏来说妻不如妾,旧不如新。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王熙凤的直接威胁,担心焦虑由此产生,并不断地膨胀,最终导致和诱发了她的嫉妒心理。    

    然而,王熙凤毕竟是王熙凤,她与彘了戚氏的吕后不同。《史记·吕后传》记载,吕后因嫉妒怨恨高祖爱妃戚氏,在高祖死后“断其手足,去眼、辉耳、饮窨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吕后之所以敢于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对戚氏进行迫害,究其因,主要是她至高无上能够主宰一切的地位;使她可以为所欲为。王熙凤却不然,她只是封建大家族中一名虽得宠但又普通的媳妇。因此,必须恪守妇道,遵循封建礼教,否则,将会遭到休弃。当然,由于王熙凤及其家庭的能量,使贾琏不能随意休妻,但“妒”作为一种恶德,是不允许和遭非议的。四十四回,贾琏与鲍二家的纵欲,当王熙凤向贾母告状时,贾母就不以为然地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定不这么着?从小儿是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了!”其言语口气,既含有对贾琏荒淫行为的认可,又含有对王熙凤醋嫉的嗔怪。可见,贾府的当权者在维护封建礼教这一重要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的态度,即使是对她素日最疼爱的凤丫头也不例外。封建礼教和这个家庭的最高权威——贾母的好恶及其威摄力量,无形中规范、制约着王熙凤,使她有所顾忌而不敢为所欲为。事实上,贾琏的偷娶不也或多或少地告诉别人,她有嫉妒之嫌吗?因此,她虽忍受着醋意妒火的痛苦煎熬,却无法象吕后那样赤裸裸地发泄,而只能采取掩饰赚诱的方式,使其嫉妒之心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关于人格〔4〕结构的理论中, 曾指出在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具有四种重要的原型,其中之一就是“人格面具”。它是指一个人表现于外的出现在公众场合中的“自我”,而真正的内部的自我却隐藏在面具背后,因此“面具”具有两种功能,它既能表现“自我”,又能掩盖自我,而掩盖也是表现的一种方式,它不直接地表现,而是间接地歪曲地表现。因此,人格面具就象午台上的角色面具一样,它并不代表人本身,而是掩盖个人的表演,是人的伪装,其目的就在于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会的承认。而按照别人的期望来行动,则是演好“角色”的基本要求。人格面具又叫作“顺从原型”。  

     从闻秘讯审家童开始,由王熙凤一手执导的赚尤二姐入园、大闹宁国府、弄小巧借刀剑杀人,直到尤二姐吞金自逝,在《红楼梦》中堪称一台精采的大戏。在这台戏中,王熙凤所选择的人格面具是扮演一个“贤慧妻子”的角色。而真正的内部自我——嫉妒却隐藏在背后。“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正是角色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形成的反差。男权文化迫使王熙凤不得不选择了一个与自我相矛盾的角色面具。她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如果她不想以卵碰石的话。最终由于她天才的演技,使所扮演的贤妻角色获得成功,从而一举两得,既逼尤二姐吞金自逝,又赚取了贤良的名声。在整个过程中,她通过顺从使自己适应来自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奴役,但又通过降低其理智特性和道德特性来反抗这一奴役。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人格的扭曲和萎缩。    

    3.男性中心社会不仅在道德方面对女性进行由内而外的规范和束缚,而且,还用礼教由外而内对女性进行限制和捆绑,一方面通过教化宣传和提倡“贞节”观念,一方面又制定种种“礼”来偏责女性要自守持重,以礼自防,对付外来的挑逗。  

     我们论王熙凤,恐怕不能不论她毒设相思局这件事。对此,历来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它表现了王熙凤的“淫”。如护花主人王希廉就这样批评说“贾瑞固属邪淫,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殒命?乃凤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话挑引,且两次诓约,毒施凌辱,这是诱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后已”〔5〕。 而有的人则认为,它表现了王熙凤“追求情欲解放”〔6 〕和“在婚姻制度变革发展上的进步倾向”。孰是孰非,究竟怎样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不妨让我们先从王熙凤到底是“贞”还是“淫”这一问题说起。有人曾将曹雪芹原作的庚辰本和高鹗改写的程乙本作过仔细的对照比较,以说明两者思想和艺术水平之高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是持身贞正,并无乱伦淫行的女性。而高鹗改塑的王熙凤却是个着意于风月、行为不端的女人。如庚辰本第六回中,原文是“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应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而经过程乙本改写后为“那凤姐只管慢慢吃茶,出了半日神,忽然把脸一红,笑道:‘罢了,你先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答应个是,抿着嘴儿一笑,方慢慢退去。”又如十六回,原本是“贾蓉忙送出来,又悄悄的向凤姐道:‘婶子要什么东西,吩嘱我开个账给蔷兄弟带了去,叫他按账置办了来。’凤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我的东西还没处撂呢,希罕你们鬼鬼崇崇的?’说着一径去了。”高鹗改写为:“贾蓉忙跟出来,悄悄的笑向凤姐道:‘你老人家要什么?开个账儿带去,按着置办了来。’凤姐笑着啐道:别放你娘的屁!你拿东西换我的人情来了吗?我很不希罕你那鬼鬼崇崇的!说着,一笑走了。”(以上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诸如此类,通过高鹗之笔,有的小改,有的却进行大段的增补删改,以致后来的研究者们多以此为据,认为王熙凤是个乱伦的淫妇。其实根据庚辰本,我们完全可以说,王熙凤是个守贞的人。不错,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她确实比较随便,有时甚至不拘礼节,但这并不就说明她“淫”。我们的曹雪芹就是这样喜欢用声东击西、扑朔迷离的手法来表现复杂的生活,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王熙凤是一只真实的“凤”,她与王熙凤幼时的经历,“辣”的性格及所处的环境和管家奶奶身份更相符合。二十一回,贾琏抱怨王熙凤吃醋,平儿就啐贾琏,“她醋你使得,你醋她使不得,她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有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她!”以平儿对王熙凤的了解以及她与贾琏和王熙凤之间的三角微妙关系,相信她的话应该可以成为王熙凤贞而不淫的一个最好注脚。    

    会芳园初遇贾瑞,贾瑞见色起意,以话挑逗王熙凤,王熙凤是个聪明人,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对于“癞哈蟆想吃天鹅肉”的贾瑞,一本正经指责他“非礼”,有违人伦大忌,这也许是李纨的方式。而“宁肯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的王熙凤怎么可能采取这种严正的方式呢?她的性格驱使她选择了以毒攻毒的方式。当她假意应付贾瑞,诱使他上钩的同时“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哪里有这样禽兽的人?他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十一回)视淫邪之徒贾瑞为衣冠禽兽,因而想捉弄他,不惜置他于死地。由此可见在她的意识深处,性伦理观念是非常鲜明的。第一次毒设相思局,她只是想教训教训贾瑞,“令他知改”。无奈贾瑞执迷不悟,一而再地自投罗网,终于走火入魔以至殒命。我以为,毒设相思局是王熙凤以“淫”这样一种“不道德”的形式,表达了恪守贞节这一“道德”的实质内容。对于外来的挑逗,她自守却不持重;自防却没有以“礼”。但她所维护和遵守的恰恰是“贞专”道德和自守自防的礼教。对于封建传统的女性价值她失落了其中的一部分,却又认同了另一部分。    

    4.以儒家为主的人伦纲常不仅规定了婚姻家庭中男女夫妇尊卑等级关系的准则,而且还规定了女性妻妾之间的贵贱高低,妾在家庭人伦关系中是最低贱的。因此,她们所生的子女也低于嫡妻之子女。    被人称为“玫瑰花”的探春,是姐妹们中唯一能和王熙凤的才干比高低的人。而且,她与王熙凤在许多方面又有相似之处。王熙凤具有杀伐决断、不让须眉的气魄,探春也同样具有。“兴利除弊大观园”是可以和“协理宁国府”相提并论的。因此连王熙凤也由衷地称赞她“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因而,在大姑子小姑子里头,她就只单怕她五分。”(五十四回)可惜,这位才识不凡的敏探春,却是“老鸹窠里飞出的凤凰”。对于探春的庶出身份,王熙凤不仅没有嫌弃和轻视,反而还深深地为她处境和命运抱不平。王熙凤生病,探春代理她管家,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母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的丧葬费问题。本来,照祖宗的老规矩,应该给二十两。可是,赵姨娘仗着自己是探春的母亲便要胁逼迫女儿殉私破例。不料,探春秉公办事,不肯违例。王熙凤听说此事后,不禁连声称赞“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问其故,王熙凤说:“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半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将来不知哪个没造化的为挑庶出生误了事呢,也不知哪个有造化的不挑庶出得了去?”(五十五回)由此可见,王熙凤的确识见不凡,她评价人物的原则和标准,不是按照正统的嫡庶观,而是能摆脱正统嫡庶观念的局限,从客观实际出发,以才志技能为具体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高下。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其形象的新质意义也正是由此而得以体现。不少文章认为,这表现了王熙凤对封建嫡庶观念的反对,“是批判封建嫡庶观的一篇檄文”〔7〕。我以为, 与其说是表现了王熙凤对封建嫡庶观的强烈反对,不如说是表现了对那些以“名”废人的“轻狂人”的不满和鄙视。她的矛头所向并不是直接对准嫡庶观而是那些“须眉浊物”的男子。我们从她对探春的惋惜和遗憾中应该看到,她遗憾的是探春没有托生在王夫人肚里,惋惜的是探春有赵姨娘这样的母亲。这难道不是嫡庶观念吗?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她对探春的同母弟弟贾环的态度,也许能够看得更清楚。与探春相反,王熙凤对于贾环的行为举止看不顺眼,觉得他“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撵出去了”。“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那里就不服”。可见她对贾环的厌恶和嫌弃是很明显的。同样是庶出,为什么王熙凤对他们的态度却会如此不同呢?所以,我们只能说,王熙凤有嫡庶观念,但又不唯嫡庶观念,而是重在本人的品格、才志和表现。    

    5.王熙凤形象具有新质意义为人所称道的又一件事,就是反对自己的公公贾赦纳妾。对此,我们不妨全面的看一看王熙凤的表现,然后再下结论。    

   纳妾,是贵族家庭的男子享有的特权,它得到男性中心的社会认可。因此,贾赦欲讨鸳鸯为妾,连邢氏都认为“这也是平常有的事”。设若贾赦要的不是鸳鸯而是其它人,那么他一定可以如愿以偿。麻烦就在于鸳鸯不是一般的丫头,她是贾母喜欢的贴身侍婢。因此贾赦担心贾母不给,便让邢氏出面去说。秉性愚弱,只知顺承贾赦的邢氏便来找王熙凤想办法。不料,王熙凤一听,忙道:“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的,哪里就舍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做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听,很喜欢咱们老爷么?这会子回避还恐回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了。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免有点儿背晦,太太劝劝才是。比不得年纪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四十六回)一番快语,谁知却使邢氏大感不快,她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商议,你先派一篇不是!”刚刚还在理直气壮劝婆婆不要拿草棍儿戳老虎鼻子眼儿的王熙凤,见到婆婆愠怒怪罪于她,马上一反先前的说法,陪笑道:“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背地里的话,哪里信得?我竟是个呆子!拿着二爷说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得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子。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四十六回)转眼间,王熙凤似乎换了个人,她不仅变得顺从,而且还替婆婆出主意。弄的邢氏“便又喜欢起来。”比较前后两番话,简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同是一件事,王熙凤居然能说出一正一反两种理由来。而且,无论是正还是反,都那么合情、合理,简直是让人无可反驳,无可挑剔。透视这种随机性的变化,我们看到,在贾赦的纳妾这件事上,她起初不顾尊卑上下,顶撞婆婆,对公公的所作所为派了一篇不是,一旦婆婆迁怒于她时,在秩序面前,她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儿媳妇身份,不得不曲意迎合婆婆,尽“事奉舅姑”之道。有的人为了证明王熙凤的“新”,只强调她前面所说的一番话,甚至把王熙凤引用贾母责备贾赦的话当做是王熙凤所说。〔8〕殊不知,这样一来, 却使王熙凤性格失去了原有的弹性。试想,如果王熙凤只有反妇道的一面而没有顺从的一面,那么,她能够赢得贾母和王夫人的宠爱成为贾府的管家奶奶吗?她能够在各种矛盾斗争中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而成为胜利者吗?我们不否认,王熙凤确实很“辣”,有胆量,竟敢顶撞婆婆数落公公,无视妇道。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完全出于对贾赦荒淫无度的反感和不满,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一、贾母少不了鸳鸯。第二、贾母不喜欢贾赦。“水晶心肝玻璃人”的王熙凤才不会去做这种傻事呢。在做一个好的孙媳妇和做一个好的儿媳妇两者之间,她选择的是前者。于是,她得罪了自己的婆婆。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两种角色的冲突,她不可能作出一种两全其美的选择。另外,王熙凤在后一番话中,把丫头比做一件不值钱的“物”,只要主子们高兴,便可象玩艺儿一样赏给别人。将女性物化成待取用的客体,任男性即主人取弃,这是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观念。然而,这一观念却通过社会的内在转换,浸入了王熙凤的骨髓,成为她意识的一部分。        

二    

    对以上现象和事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王熙凤对传统价值观念既有失落裂变,又有顺从和认同,从而在自我和角色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以说,这种强烈反差,在《红楼梦》中的其它女性身上是不曾见的。如果我们把它抽象到一个更为纵深的层面,便可发现,王熙凤悲剧命运的意义所在,而这,正好昭示出其形象的独特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单维二极性别模式及其角色规范是迥异的。对于女性来说,在那些定型了的性别模式和角色规范下,必须努力使自己像个“女性”。可是,王熙凤却不然,她身上最显著的气质都是非“女性”的。例如:贯于发号施令;办事杀伐决断;胆略识见非凡;而且喜欢争强好胜。这些,都与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规范和要求大相径庭,以致人们称她为“粉脂队里的英雄”。    西蒙·波瓦在《第二性》开篇谈到男女性别差异的形成时告诉我们,一个人之为男人或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换句话说,就是社会期待心理对性别角色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王熙凤很特殊,她的性别角色曾经有过一段易换的经历,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性别的这一虚假转换,使她有别于其它女性如出身于国子祭酒家庭的李纨。李纨的父亲李守中,身任国子祭酒一职,是个学官。为使女儿它日能做一个合格的媳妇,他对女儿的教育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只不过将些《女四书》、《烈女传》读读,认得几个字罢了,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却以纺织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第四回)不仅在思想方面对女儿实行女德的教育,连女儿的名字也都要体现出妇道,可谓用心良苦。期望殷切。在这样的精心教育和培养下,难怪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梁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问不闻,惟知侍亲教子,外则陪伴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第四回)由此可见,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规范对李纨的气质、心理和性格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相比之下,王熙凤不但没有象李纨那样全面系统地接受过女德妇道的熏染,而且与一般女孩子也不同。她是被充当男孩子教养的,这很重要。因为,传统文化对男孩子的期待和教育与女孩子是截然相反的。荣格关于人格结构的四种原型中,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人格面具”之外,其中还有一种原型叫“阿尼姆斯”原型。荣格认为,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在男人身上有女性的一面,女人身上也有男性一面,而阿尼姆斯原型就是指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假小子的角色,使王熙凤人格中的阿尼姆斯原型得以更多的发展,当这一心理原型作用于她的气质时,就呈现出阳刚多于阴柔、男性性度较一般性为强的现象。“辣”作为她性格的基本特征,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有的研究者认为,王熙凤自小充当男孩子教养是指她学习文化的机会被剥夺。〔9〕其实不然, 而主要是指家庭并没有把女德妇道作为她人生的必修课灌输给她,这样一来,在王熙凤的意识中,封建的伦理规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观念相对减弱,个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同时,压抑小又引发了她的潜能,使她获得了当时应属于男性才可能具有的聪明才智。之后,由于假小子角色的惯性和延续,使她的性格和行为与实际的性别即女性所应遵守的角色规范显得格格不入,两种性别角色矛盾冲突的结果,就表现为她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既有失落不恭,又有顺从认同。    

    除假小子角色的经历之外,特殊的家庭出身使王熙凤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失落与不恭的同时又增添了裂变的新内容。第十六回,王熙凤和李嬷嬷闲聊时曾透露出她的家庭背景“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出身于这样一个洋务家庭,在当时,应该说是很特殊的。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较一般女性为多。耳濡目染,使她的观念意识乃至行为无不打上家庭的烙印。例如,王熙凤在后来的管家活动中,利用钟表这一外来的科学先进工具计时,不能说与她的洋务家庭没有关系。据说,在当时,钟表只是被皇帝和士大夫作为一种玩意儿。〔10〕利用钟表计时,使她的统治才干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不仅如此,王熙凤对金钱的追求,对置房购地的淡漠等,都折射出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晨光。因此,也加深了她对女性角色规范的悖反。

   对实际性别也就是女性性别的角色规范有所逆反,给王熙凤带来了悲剧的命运和结局。

    著名的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对极权主义的伦理学进行揭露时曾举例说:“假如我说这一辆汽车比另一辆‘更好’,不言而喻,我之所以说这辆汽车‘更好’是因为它比另一辆能更好地为我所用,这里所讲的好与坏指的是是否好使,而是否好使是对我本人而言的。……某种东西对使用者来说有好处,那这种东西就被称为好东西。至于人,也可使用同样的价值标准”。〔11〕男性中心社会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极权主义的非理性的文化。它建立在对女性奴役和支配这一不平等基础上,并以制度的形式将男人“主人”的地位确认和固定下来。因此,作为“主人”的男性,必然要依据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和奖罚仆人或者说奴隶。在这一极权文化中,“善”与“恶”的内容便是从权力的需求和禁忌中推导出来的。所谓“善”其实就是对权力的服从,被视为一种美德,它得到权力的赞赏。如文化完人薛宝钗就是这样典型例子。而不从则是对权力所主张和肯定的规范的违背,因而也就构成了罪恶。“恶”使权力不悦,最终将会遭到权力的惩罚。王熙凤的命运悲剧就是如此。虽然她在失落和裂变中也有对传统文化积淀的负重,但是,较之其它的女性,她毕竟更为真实地感觉到了自己,从而极力表现自己。她会时不时地、不自觉地卸下戴在自己头上的角色面具,返归自我。哪怕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是瞬间的。在对权力不恭和亵渎的同时,她便从中获得了人的交感和人的体验,成为了她潜在所是的人。但是,人性的觉醒,却成了她悲剧的根源,违反温柔驯顺的妇德规范所构成的原罪就是对权力的不从,对于权力来说,不从也就是不“善”,成为不可饶恕的罪恶,应该遭到处罚。就象主人不能允许他的奴仆有丝毫的不从而要绝对地服从一样,作为社会群体的男性权力怎能容忍一个女性也就是他的奴隶有不从之心?父权制社会对王熙凤的惩罚,是使她成为一个被抛弃的人。“哭向金陵事更哀”意味着权力对她抛弃之后,她不再是一般的女性,而是一个受人指责、被人嘲笑,连做奴隶的资格都失去的女人。她变得无名、无分、无价值、无意义,虽生犹死。她的结局向我们阐释着一种历史的乖谬,即一个女人,作为第二性,她必须按照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性模式塑造自己,以适应男性对她的需要。她的命运早已在男性的安排下成为固定模式,她的结局完满与不完满、幸福与不幸都已被男性所预定(历史上只有几个女性是例外)。虽然她们有的生活在温柔富贵之家,锦衣貂裘,饫甘厌肥。王熙凤就是由于她的价值不为男人所肯定,因此,她的结局必然是被男权所抛弃。她到底没有能够逃脱“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命运。红学老前辈王昆仑关于王熙凤曾有一句名言:“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上,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赞凤姐,叹凤姐,凤姐虽“辣”悲凤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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