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薛宝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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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薛宝钗

薛宝钗

正因为《红楼梦》 描写了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三角婚恋关系,故而人们就把宝钗与黛玉看作情场对手,视之为对立面。

由于林黛玉同情贾宝玉那种反对科举礼教、厌读经书八股的叛逆精神,而薛宝钗却一再规劝宝玉去读经中举,于是人们就把宝钗与黛玉的“情敌”关系进一步上升到政治观点的对立。这在极左路线横行、形而上学猖撅的年月,有人就更会据此“上纲上线”地对薛宝钗口诛笔伐了。

可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在《<石头记>索引》中,盛赞《 红楼梦》 “其写宝钗也,几为完人。”王希廉在《 <红楼梦>总评》 中也认为“宝钗却是有德有才”。

实际上,对于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曹雪芹、高鹗来说,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典型,决不会是充分理想化的绝对好人或充分漫画式的绝对坏人,而是根据社会现实生活复杂环境中的复杂人而进行如实描写的。薛宝钗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典型― 她既有令人讨厌的一面;却也有叫人喜欢的一面。这恰恰正是《 红楼梦》 艺术高度成熟、创作极其成功的表现,诚如鲁迅在《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中所赞扬的:“《 红楼梦》的价值… …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隐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总之自有《 红楼梦》 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薛宝钗既然并非完全好人也并非完全坏人,那么,我们在文艺评论中就应实事求是地肯定她好的方面,批判她坏的方面,并分析其所以坏的原因,以使这一艺术典型充分地起到社会认识作用和教育、鉴赏作用。

1 严格的封建教育

薛宝钗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豪富皇商家庭。她早年丧父,其母乃金陵王家的贵族干金,外公曾主管皇家外事贸易,舅舅王子腾系九省统制,姨父贾政乃皇亲国舅,哥哥薛蟠则是个沉迷酒色的经商恶少。作为商人,自有注重实利的市侩习气;作为贵族,则必然崇奉封建礼教。

薛宝钗自幼生活在如此皇商家庭,正如《红楼梦》第四回所写:在这个家庭中,她当时自然极易看到那些为市民商贾所喜读的《西厢记》 、《 元人百种》 等书籍,但被家长发现后,就“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只令“拣那些正经书看”,从此宝钗就被严格地按封建伦理观念进行管教,以致使她变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封建礼法的虔诚信徒。这正是一种由典型的封建家庭所培养的典型的封建淑女形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全社会的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支配着贾政、王夫人和薛姨妈等封建家长们,而且像薛宝钗,甚至于袭人等这些奴蝉,无形中也都会受到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支配,这是完全合乎当时社会实际的。

2 寄寓贾府多讨欢喜

《 红楼梦》 第四回写到薛姨妈携一双儿女来到京城投靠亲戚寄寓贾府,就其意图有四:一为送宝钗待选“缤妃”或“公主侍读”、“才人赞善”之职;二为薛蟠整理商务;三为探亲;四为观赏京城风光。其中自然以送宝钗进京待选嫔妃而步贾元春后尘、争当皇亲国戚以求举振家威为主要目的了。

待薛姨妈来到贾府见了宝玉之后,却打消了送宝钗待选嫔妃之事。这是因为她感到宝玉既长得一表人材,又是贾府嫡系和直接继承人,况且贾家又是皇亲国戚、豪富权贵。如能配上这门姻亲,也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于是,薛姨妈下定决心要为女儿争当“宝二奶奶”,以“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家势力”。

由于封建社会中女方不可主动求亲而须由男方请媒人说媒,因此,薛姨妈就开动脑筋在宝玉所佩的玉上做起文章来,本来这宝玉之玉是从娘胎天生带来的,而宝钗之金锁则是人工制做的,二者并无必然联系,可是薛姨妈却偏偏向王夫人无中生有地称道:“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另一方面还让其儿子薛蟠和丫头莺儿四处放风,大造舆论,宣扬他们的结合才是“金玉良缘”。他们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来势,于是薛家母女就在贾府长时间住了下来,十足地表现了攀龙附凤的市侩俗气。

薛宝钗既然是以客人身份寄寓贾府而并非贾家成员,那么她为了在贾府立稳脚跟乃至配上宝玉,也就必须讨得老祖宗贾母史太君和宝玉之母王夫人以及贾府当家人王熙凤等人的欢心,否则就难以立足。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生活境遇之中的特定身份和特定目的,也就决定了薛宝钗必然要去迎合、奉承贾府家长实权人物。例如当贾母史太君为宝钗做十五岁生日而让她点戏点菜时,她就专投贾母所好而点些《 西游记》、《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那样的热闹戏文和老人易嚼的甜烂食品,以讨得贾母的欢喜。当然,这也同时体现了她对长辈的孝敬。

与此同时,宝钗还主动团结其他亲戚姐妹,如“海棠诗社”轮到史湘云做东道主时,正值湘云一时手头拮据而苦于请客的钱不够,宝钗闻知后就慷慨解囊并从自己铺中拿出几筐螃蟹送给湘云,以解其燃眉之急,这便赢得了史湘云的好感而亲密了姐妹关系。

此外,薛宝钗虽贵为豪富千金,但她并不据尊自傲,却能与人为善地关心别人、尊重别人,不摆小姐架子,还十分大方。例如,《红楼梦》第六十七回写到薛蟠从江南贩货回来而带回一些土产杂物送给妹妹。薛宝钗和她妈妈“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 … 。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将那些玩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份一份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送……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点完毕,使莺儿同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处。”“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肯送我们东西?’”显而易见,薛宝钗很重视笼络周围人,连地位低下而被人瞧不起的赵姨娘和庶出的贾环都待之不薄,由此足以证明她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上下左右都能和睦相待、融洽相处。

尤应指出的是,在贾府房族之间,嫡庶之间,父子、母女、兄弟、夫妻、以及妻妾之间,种种矛盾都相当复杂,甚至还是相当激烈的,不仅互相猜忌,而且彼此仇恨,尔虞吾诈,明争暗斗。面对这“人人都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家族内部争斗,作为以外来客身份寄寓贾府的林黛玉就时时谨小慎微、步步留心在意;那薛宝钗同样也谨伤地待“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明哲保身态度。不难理解:又有哪个非贾府成员的局外人肯多管闲事牵连进矛盾漩涡而去招引灭顶之灾呢?再说,贾府的内部矛盾、内部争斗,作为寄居者又有什么资格去参与,去多嘴多舌、指手划脚呢?为此,宝钗这种外来客的特殊身份也就决定了她在贾府那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各种矛盾中,只能“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了。这种性格特点正是由她所处的那种环境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尽管薛宝钗在那种复杂环境中显得较有心计和“世故”。但这毕竟属于十五六岁少女的单纯讨好、奉承和圆滑而已,绝不能把她等同于血腥残暴的封建统治者,也不能视之为老奸巨滑、耍弄权术的政客之辈。

3 善待下人却不悖长辈

薛宝钗寄寓贾府,既敬老扶幼,又和睦同辈姐妹及周围亲戚;而且对下人丫环们也不端架、不歧视,相反尚能随和地与丫环们和睦相处。《红楼梦》 第五回即如此写道:

不想丧。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

由此可见,宝钗并非虚伪做作、老奸巨滑的阴谋家,她只是循规蹈矩地遵循着封建淑女的行为规范而已。纵然后来在凤姐下台后由她帮助探春当政理家而有一定权力之时,她也不因为地位的变化而“上尊下卑”地趾高气扬起来;相反尚能用“小惠全大体”的办法善待下人和丫环们,以至取得奴仆们的好感和称赞,就连从来好嫉妒的赵姨娘也夸她“真是大户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重”。

然而,在贾府主奴矛盾激化以至逼死人命的关键时刻,薛宝钗毕竟还是要昧着良心趋炎附势地巴结长辈的。例如:由于贾宝玉调戏丫环金钏儿而诱发金钏儿说出几句调情话,以致使金钏儿被王夫人所逼而投井自尽,事后连王夫人自己都感到这是“罪过”,于“心不安”。可是,宝钗却替她姨妈开脱罪责地劝道:“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 … 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诚然,这种诌媚姨妈而不体恤丫环的说法确乎大谬,但其动机并非仇视下人丫环,而仅仅只是为了讨得宝玉之母的欢心以便达到与宝玉成亲之目的;况且封建时代的家规礼法也教导她须孝敬长辈而不可怜逆,仅仅如此而已。难道非要求她拍案而起斥责姨妈不成?这种要求在封建社会的封建家庭中那就很不现实了,当时就连贾宝玉,面对母亲抄检大观园迫害丫环晴雯,还一句话也不敢说,甚至于连一丁点儿微小的抗议和申辩都不曾有过。难道反要求寄寓贾府的、作为外来客身份的薛宝钗必须挺身而出指责主人吗?其实,这种苛求反倒不近情理了。

同样道理,《 红楼梦》 第六十七回写到尤三姐被逼自尽后,薛姨妈当时并不知其中原因,只是为尤三姐的死而惋惜,以致“心甚叹息”地告诉女儿宝钗说:“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 … 不知为什么自M刎了。”宝钗听了则更不知内中原委,当时只是为了安慰正在叹息伤感的母亲才说:“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 … 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可见,宝钗这番话纯粹只是安慰母亲而已,绝非为迫害者辩护,也并非仇视被迫害者,她根本就不知这非亲非故的尤三姐自杀的内中原因及其经过,这能谴责她立场反动吗?评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从实际情节出发,从具体生活环境中的人物关系出发,而不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更不可按事先设想的笼统的阶级斗争公式去生套各种人物,以免无限上纲、圆凿方枘地损害作品人物的艺术形象。

4 感化黛玉而无奸心

尽管林黛玉对薛宝钗一直怀有妒意,已如前述,早在宝钗刚来贾府之初,由于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 “行为豁达,随分从时”,并且又“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 “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慢郁不忿之意”。至于宝钗进入以宝玉为中心的“三角恋”角色之后,黛玉则更加心怀醋意地时时忌防宝钗,还不时旁敲侧击、忽阴忽阳地指责宝玉心中惦有宝姐姐。可是,宝钗对“情敌”黛玉却始终不怀恶意,连分送薛蟠从江南带回的土产杂物,宝钗也要另外“加厚一倍”赠送黛玉,以示格外敬重和厚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黛玉在酒宴上不慎顺口说出当时被列为禁书的《牡丹亭》 和《 西厢记》 中的两句诗时,所有在场人都不曾觉察,唯独宝钗听得出来,但她既没向贾母、王夫人告密陷害,也没有借此散布流言蜚语以中伤黛玉,相反只是好言相劝,仅希望黛玉以后别再看那些被禁的杂书而已。顿时这“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中暗伏”。

以后,宝钗又给病中的黛玉送去名贵的燕窝,并劝慰她多保养身体,这就更使黛玉感动,以致歉疚地对宝钗说: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 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

从此,黛玉对宝钗就亲密了起来而不再对她心怀猜忌了。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黛玉经过一些试探已知宝玉真心爱着自己,所以也就不再妒恨宝钗;另一方面也因黛玉亲身感受到了宝钗对己并无恶意反而还多方关照自己,这就感化了黛玉而使她真诚地向宝钗表示歉意和谢意。总之,宝钗对于婚恋的竞争对手黛玉确无陷害之心,相反还用实际行动感化了黛玉,以致亲密了彼此关系。这又一次证明了宝钗人格之可贵,而黛玉之死绝非由宝钗所害,其理昭然。

5 婚恋不谐酿悲剧

薛宝钗被母亲携至贾府寄居,旨在实现“金玉良缘”而争当“宝二奶奶”,为此她必先处理好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尤须取悦于贾府长辈,为将来入主荣国府创造良好的人缘环境。应该说,起初宝钗还较主动地去接近宝玉,直到搬进大观园后,她还经常到怡红院去找宝玉闲聊到深夜,以致曾引起晴雯的不满。后来由于其母对王夫人提及“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此意图既已挑明,这才使宝钗不再好意思接近宝玉了。尽管宝玉倾心于黛玉,但他对宝钗也颇有爱慕之意,如《红楼梦》 第二十八回就曾经描写过宝玉的此种心态:

宝钗生的肌肤丰泽… … 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般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革,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也正由于宝玉对宝钗那种美丽的容貌及其出众的才华和端庄的品行确是动情的,因而他禁不住对宝钗的丫环莺儿说道:“明儿也不知那一个有造化的消受了你们主儿两个呢”!这就更直接明朗地表露了他对宝钗的爱慕之心了。为此还曾使黛玉吃起“醋”来,并忌妒不已地挖苦过宝玉:“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当宝玉被父亲贾政责打后,宝钗也曾前往怡红院探望宝玉,并禁不住地流露出少女的动情之语:“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 ”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

后来薛宝钗因故临时回家,不久宝玉就想念不已,甚至于在严父令他当场做文章以至“搜索枯肠”之际,他还在思恋着宝钗。

总之,宝玉对宝钗确也存有爱情,并非只专心爱着黛玉一个人。不过,宝黛之间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在反科举、反礼教方面更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俩更显亲密;可是由于宝钗受过更多、更严格的封建教育,以致一有机会就要规劝宝玉攻读“四书”、留心“八股”,讲些“仕途经济”,以便日后博取功名富贵而“立身扬名”,这就引起宝玉反感,甚至斥之为“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蠢之流。”也正由于他俩思想观念如此对立不谐,因而导致他俩的感情隔阂。

然而,宝钗此番观念、品性却博得了封建家长的一致好感,贾母史太君于《 红楼梦》 第八十四回便称赞宝钗道:

我看宝丫头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 … 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不是我说句冒失话,那给人家作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

果然不久,贾府就察承贾母史太君旨意,并得到王夫人的支持,让王熙凤采用“掉包计”破坏了宝黛爱情而终使宝钗移花接木地实现了“金玉良缘”的愿望,登上了“宝二奶奶”宝座。但这不能责怪宝钗,实乃封建家长制和那种封建婚姻制度的罪过。

想当初,宝钗母亲应了宝玉这门亲事而回来征求宝钗意见时,宝钗反而正色地对母亲道;“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可见,在封建社会中,宝钗的婚事,她自己是作不了主的。纵然其母表面征求她意见,那也只是一种事已定局的“马后炮”而已,根本无济于事。临结婚之前,当宝钗得知自己要嫁宝玉时,也曾暗暗流泪,她虽爱宝玉,但她知道宝黛爱情一旦拆散,黛玉必将在重病中加速死亡,自己也会招来宝玉怨恨,因此她已预感这门婚事将不会美满,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她只得顺从而不能违抗。待到完婚之后,宝钗仍在抱怨家长的包办婚姻,诚如《红楼梦》第九十八回写的:“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事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而且当她得知黛玉已死时,不仅宝玉“不禁嚎陶大哭”,同样“如宝钗,俱极痛哭”。足见宝钗并无要害死黛玉的动机;她虽与宝玉成婚,但她是被动的,是由双方家长包办作主的,这不能怪罪于她。

不过,宝玉自同宝钗结婚后,也真相信起“金玉良缘”系命中注定之说,并且还逐渐移情于宝钗身上了,《红楼梦》 第九十八回即如此写道:

一日,宝玉渐觉神志安定,… … 又想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 … 又见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此外《红楼梦》在九十九回、一百零一回、一百一十回等回还一再反复出现宝玉对宝钗恩爱缠绵的情景,就连凤姐见了都为之羡慕。

然而,宝玉与宝钗的关系终于又因思想观念不一致而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感情发生破裂。如(红楼梦)第一百十五回写道:

宝钗便问:“那甄宝玉果然象你么?”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蠢。… … 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蠢么!… … ”宝钗见他又发呆话,便说道:“… … 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谁象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囊。”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心中更加不乐,闷闷昏昏,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并不言语,只是傻笑。

由此可知,缺乏共同思想基础的婚姻,虽一时缠绵,但终究不能长久而必致感情由隔阂而破裂,使双方沉溺于苦痛之中。再加上宝玉那叛逆性格和人生理想一再横遭封建顽固势力及恶浊环境的摧残,而后又在抄家中遭遇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最后使他陷入对人世无可留恋的绝望之中而在佛门求解脱。就连已怀有身孕的妻子也不屑顾念了!这虽是宝玉对自己家庭和本阶级决裂的表现,但这毕竟是一种无奈,一种凄凉,一种逃避,属于一种“梦醒后却无路可走”的人生悲剧。

同样可叹的是薛宝钗,到头来只落得个抱着遗腹子守活寡、“守贞洁”而不能改嫁的下场,岂为悲哉?然此等婚姻悲剧在封建社会中比比皆是,《红楼梦》 公侯贵族之家同样充满血泪,诚如冥飞《 古今小说评林》 所曰:“一部《 红楼梦》 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书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妇,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这正是对不合理封建婚姻制度的控拆和抨击。通过薛宝钗守活寡的可悲结局,足以证明封建制度不仅毁灭了其对立的叛逆者,同样也毁灭了其驯服的拥护者,这就更深刻地显示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残暴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

综上所述,薛宝钗是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形象,她因自幼受封建教育而在思想意识上格守封建礼法,使她在道德品行上循规蹈矩地遵奉儒家的伦理规范。然而她确实能尊上扶下,并关心人,体谅人,即使对忌妒自己的“情场对手”林黛玉,也能善意相待;在文化素养上尤显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在处世上端庄稳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深得周围人上下一致的好评。作为文艺评论而言,绝不能因十五六岁的薛宝钗安分守已、遵循封建礼规,就一并否定体现在她身上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应实事求是地揭其所短而赞其所长,切不可一概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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