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交换的女人 ——探析黛玉悲剧

无可交换的女人 ——探析黛玉悲剧

无可交换的女人 ——探析黛玉悲剧

林黛玉

引子

偶然想起黛玉来,想起她最后的无能为力抱憾而逝。那个时代的女人有着太多的无奈与不幸。作为一个封建社会中产阶级女子,黛玉有其身份的独特性,而恰恰因其深谙当时性别制度的规范,反深受其累,困苦不堪。

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 即便是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人,也都曾经听说过宝玉的这句经典言论。

表现上看来,作者的观点是,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283页)而实际上,《红楼梦》是对社会父权制的陈述,赋予世界以男性特征,男性是领导者,是一家之主,控制着女性的独立。这样,女性的特点不是由生理因素,而是由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决定。如果存在男性对女性的同情,那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男性话语。

作者可能注意到了女人的境遇,并试图通过让不同阶层的女性能畅所欲言的方式来揭示女性体验,但身为男性作家,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女性按男性的意识理想化,使之成为被压抑的自我完美的典型。所有的女性被引导着认同男人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却是对女人的厌恶。[1]作为男性作者,他很难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往往把女人说成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女人。

宝玉的念头发自男性的幻觉,不是女性的荣耀。所谓“灵”与“秀”,体现的是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纯洁”。它与诚实和贞洁有关,这是男人对女人品质的最重要的规定。“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第五十九回) 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孩儿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换了一个人似的。(第一百六十回)是说的很清楚的少女崇拜、处女崇拜。

女人常被比作水,除了别的理由之外,还因为她是一面镜子,在男权文化统治的社会里,女人是男人的镜子,作为他者,也就是男人本我的一种映像。在和这个归他所有的他者结合时,他所希望实现的是他自己。在这里,她成为他们梦想的化身。

二、亲属制度: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亲属制度是一种社会界定,而不是生物亲属名单。在前国家的社会里,亲属关系是社会交往的特别语法,组织着经济、政治庆典以及性的活动。亲属称谓界定了各种地位以及相应的特征,每一个新一代必须学习和接受自己在制度中的位置。孩子在知道了家人亲戚称谓中蕴藏的性的规矩时,必须学会接受这个位置。一般来说,亲属制度鼓励异性恋,压制同性恋;但是也可能出现特别情况,有些婚姻制度可能对异性恋的具体形式提出要求,同时,亲属制度的复杂性可能会导致体制化的同性恋的特别形式;而在由彩礼决定夫妻身份的亲属制度里,婚姻和社会性别的简单先决条件可能被抛弃。

《红楼梦》中,贾府是父权制结构的一环,这些维系着家族制度的几个重要条件,诸如孝悌价值的实践、家谱辈份、祠堂、族规、族田,十分充分地展现在贾府这个家庭中。贾府严格遵照家谱辈分的排法。孝亲精神的延续,则发展成严格遵守的祭祖的仪式,且看在五十三回的“除夕祭宗祠”,贾府以宁国府为首,按男性长幼之序列,在“贾氏宗祠”内森森然地行礼如仪。在这过程中,以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而后才由贾母率众人拈香下拜。(五十三回)贾府孝道伦理的实践,则相当典型化地展现在贾政身上,卅三回,当他气极败坏地管教儿子宝玉时,一旦护孙心切的贾母出现,在孝道伦理的讲求下,他唯有奉承听训“苦苦叩求认罪”方才了事。即便连行事为人不正的贾赦、贾珍,当他们教训儿子贾琏、贾蓉时,贾琏、贾蓉亦只能听命顺从在其做儿子的角色上。就悌道而言更是如此,廿三回,当贾政、王夫人在上,宝玉进来时,只见“探春和惜春、贾环站了起来”而当王夫人拉他在身旁坐下时,“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又如六十回赵姨娘对贾环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凡此种种都在在表明了在贾府这个家族制度的一环中,对孝悌伦理的充分实践,[2]充分体现着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严密。

黛玉母亲尚在的时候,就经常向林黛玉说起贾家的排场。作为贾家的外甥女,林黛玉在未入贾家时便对贾家的家族制度有着清楚了解。其后,因为母亲亡故,外祖母贾母“念其无人依傍教育”,极欲接到自己膝下;其父也考虑到她“多病,年又极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故也劝她“依傍外祖母家及舅氏姊妹”。她寄人篱下,终日看着别人眼色度日,所感叹的是自己身边没有一个大人可为自己做主。她自上轿走向贾府,即“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她。”第26回,黛玉听见宝玉被舅舅贾政叫去一日不回来,心中替他忧虑,至晚,听到宝玉回来了,便往他的院中走去。走到沁芬桥,只因贪看水禽戏水,院门被关。她以手扣关,偏偏丫头晴雯未听出她来,就是不开,黛玉少不得敏感起来,疑是宝玉不理她:“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人,如今父母双亡,无意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越想越伤感起来,顾不得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竟独立于墙边花荫之下,悲切切地呜咽起来。(第二十六回)

身为一个弱女子,无力抵抗父权制社会中家族制度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在自我意识的小港湾里流出痛楚的眼泪,发出无助的呻吟,甚至近乎绝望的哀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虽然始终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在她看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对于未来的不可知的恐惧使她始终无法摆脱郁郁寡欢的状态。天才如她,又怎可能不明白自己的金丝雀位置,然而她也不可能走出贾府独自谋生。在婚姻问题上,黛玉哀叹“无人主婚”,没有人做媒,“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甚至于她后来开玩笑说认薛姨妈为干妈,也不过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家的归属感。(第五十七回)只可惜,那不过是个幻想,人家的母亲岂有胳膊肘往外拐的道理,到头来也顾不上黛玉的生死存亡了。

三、交换女人: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盖尔·卢宾在其文章中分析:原始社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礼品的赠送、接收和交换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程度。“礼品”用于表达、确认或创立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结,是社会话语的织线。婚姻是礼品交换的最基本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以女人为礼物建立起的不只是一次的互动关系,而是一个亲属关系,比其他礼物都更有效。乱伦禁忌则是保证这类交换在家庭与家庭之间进行的一种机制,将外族通婚和联盟的社会目的强加在性与生殖事件上。“女人的交换”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它促使我们从对女人的交易中寻找妇女压迫的最终场所。女人在婚姻交易(礼品交换)中是关系的导管,而不是交换的伙伴。男人是交换的伙伴,也是组织中的受惠者。父权制下,她是父亲的财产,父亲根据自己的意愿把她嫁出去。后来在附属于丈夫的家庭时,她不过是丈夫的一份动产,是她新加入的那个氏族的一份动产。

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封建专制极其严厉的“康乾盛世”,封建思想、宗法制度的观念还无可质疑地统治中国,广大妇女依然生活在父权、夫权的阴影里,无丝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可言。倘或她不死,也只不过由舅舅做主,嫁给一个公子王孙,做一名只有衣食的贵夫人。

在那样的时代,女人对于男权社会的意义无非在两方面,一个是作为亲族势力的筹码,另一个是繁衍生育的工具。黛玉的父母双亡,使她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对于贾府的第一方面意义;而她的体弱多病、性格乖僻,说白了便是断送了她的后一个价值。封建时代的婚姻,老夫人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她的理由是:“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她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老太君一言九鼎,她抓住了林黛玉性格的“乖僻”和身体的虚弱“恐不是有寿”这两大致命弱点,宣告了“木石前盟”的解体和“金玉良缘”的成功。

在经济上她没有靠山和资助。黛玉始终觉得“原是无依无靠投奔来了的”,自己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纸一草”莫不是人家的。她觉得“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她所嫉妒宝钗的是“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不过是亲戚情分,白住了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第四十五回)

四、势: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势”,英文单词the phallus,台湾翻译为“阳具文化”。“势”不仅仅在于其生物含义,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含义,带有一个男人统治女人的涵义,是家庭内和家庭间交换的象征物,代表了男性的地位。拉康的阉割情结理论指出,阉割是在象征意义上的“去了势”。精神分析理论描述“势”文化如何驯服女人,并影响着女人,将女性的从属状况合理化。

中国自有记载以来的历史乃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史,男耕女织的性别社会分工使这种农业生活方式带上了一主一附的意味,在父权制家庭内部,男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女性在其中的附属或辅助角色,也决定了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漫长的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女性的一生都是受家庭规定的,她的家庭地位就是她的实质地位:“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她的社会职能就是她的家庭职能:“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她的日常活动范围就是她的家庭范围:“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男性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中创造了女性的词、字,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形象和行为规范,因而也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男性掌握着说话之权与阐释之权,女性们已经在不自觉中接受了这种男性社会规范,并自觉地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对它的性别奴役性质难有认识。[3]

黛玉是优秀而出众的,不仅仅是因为她“倾国倾城”的貌,“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亭亭玉树临风立,曲曲香莲带露开”。更是因为她出众的才华。她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她独具的诗人气质是出类拔萃的。香菱学诗时,在黛玉的诸多诗集中可以看到她理解和赏鉴的红圈儿。林黛玉只有生活在诗的境界中方能表现得宽厚从容,豁达开朗,并获得艺术创作的痴迷和精神饥渴的满足。举凡谈诗对诗作诗,林黛玉便会忘掉一切烦忧。她那别出心裁、新颖独到的风格更显得神思飘逸,风流倜傥。全书中林黛玉名下的诗作最多:《葬花吟》、《风雨词》、《五美吟》;其余如众人都作的《大观园题诗》、《咏海棠》、《咏菊》、《柳絮词》等也表现了她与众不同的思想情趣。她不仅是俊才而且是捷才。当大家苦思冥想,竭力经营之时,她或弄梧桐,或和人说笑,然后“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充分表现了她的出众才华。但是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这样的才华所给她的,却只不过是“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迷茫和感叹。她意识不到女性作为与男人同类而平等存在的性别意识。

在男权控制语言和思维的时代,女性并没有认识到性别的价值,没有任何女性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封建礼教与男权文化所造成的自卑心理,致使她们用尽全部精力追随所爱之人的情感波动,深怕自己挚爱的人的心灵偏向别的女人。“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是黛玉因自然景物触发的人生感慨,也是因呼唤理想之爱而得不到的对花自怜,对时光流逝的恐惧及不可名状的孤苦。女人的自卑情结是对女性旗帜感到惭愧并加以抵制,引起这种情结的是女人的全部处境,父亲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优势,她自己所受的教育,都让她更加坚信男性是优越的。探春曾经说过,“我但凡是个男子,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即便这样思想,也是黛玉所没有的。

结论、悲剧: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

正如波芙娃在《第二性》里说的:“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ego)]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社会性别制度,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同时又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它是妇女、性生活非常规者,以及个人人格某些方面造成压迫的场所;是社会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

一旦残酷的现实摆在她们面前,她们便无能为力,抑郁而死。傻大姐无意间把老太太、太太、二奶奶之间合谋设掉包计的秘密泄露给黛玉,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恍惚中只有一个念头,“去找宝玉问个究竟”。此时的宝玉早已迷失本性,只管坐在那里,对着黛玉傻笑。(第九十六回)之后,黛玉“惟求速死,以完此债。”贾母听到消息,大惊说:“这还了得!”便赶紧过来探视;但当她明白原委之后却说:“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顽,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随后又说:“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在贾母看来,黛玉是不符合封建礼仪规范对于女子的要求的。贾母不再喜欢黛玉,她再也没有来探视,其他有头脸的人更唯恐避之不及,“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黛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时辰,一边是洞房花烛音乐之声,一边却是“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剩下的人除了大哭一场,也不过了了。(第九十八回)生命原本脆弱而无力,更何况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所给予女人的与从女人身上剥夺的,又是那样悬殊。

林黛玉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体处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在男权社会中,女人失去自己的声音,众多的女性包括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人不自觉的恪守男权文化,并竭尽自己所能地在家庭领域维护着男权文化和制度,成为男权文化压迫女性的工具。她们无法认识到作为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主体意义,她们同时在繁衍和传播着各种各样的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红楼梦相关
红楼梦人物
红楼梦典籍
红楼梦大全
古诗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