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

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

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

林黛玉

在中法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有两个使无数读者嘘唏概叹、为之抛洒了无尽泪水的女性形象一一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或许有人对这两个人并置感到匪夷所思,“孤标傲世”,“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中国十八世纪贵族小姐,怎么会和十九世纪法国出身低贱、周旋于几数个男人之间的巴黎红尘女子相提并论呢?我们说,这种人物身份地位上的表而差异,不能成为阻止人们对一者比较研究的理由。比较文学中的平行比较并不是指对那些表而上看上去似乎相同的文学现象进行生硬的罗列和类比,看似不同的文学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比较文学研究不是反对李贺与济慈、安娜与繁漪、两汉文论与古代文论等进行跨民族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关键在于几文学与东西方诗学的内在深层结构中去,在一种汇通性的体系中追问双方审美价值关系的共通性”。①从作品整体上来看,《红楼梦》和《茶花女》虽然在规模、背景、内容、风格等方而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这无法说明一者不能比较。早在《茶花女》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晚清,就有人比较过这两部作品,认为它们都属于几擅长描摹男女情感误会的佳作,《红楼梦》“以叠传误会之情优”,“所以情书部中,夺席五十”;而“法国小说《茶花女遗事》,固情书逸品也”②关于几这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己经有学者从中西方艺术表现手法、象征性意境的运用、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美学倾向的异同等方而进行过比较了。这说明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可比性并非我一人之所见。本文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林黛玉与玛格丽特的形象比较,透视出中法文学的塑造妇女形象方而所呈现的相同与相异之处,从而揭示中法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相似或相异的规律。

林黛玉和玛格丽特的外形和气质非常相似。如果把世间美女分为两种:丰润娇媚型和清丽哀婉型的,那么两人都属于几后者。共同的病如一一肺结核使她们呈现出一副弱不禁风的“病美人”姿态。林黛玉自小身体就“极怯弱”、“多病”,初进贾府,众人就发现她有“不足之症”。玛格丽特第一次在家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阿尔芒和朋友吃夜宵时就被看到咳血的情景。在我们看来,林黛玉和玛格丽特的病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相似现象。结核病在被人类医学所征服前不仅像今人的癌症一样属于不治之症,而且它被视为一种富贵病。美国的苏珊•桑塔格在研究疾病的象征意义时说:“从隐喻的角度说,肺病是一种灵魂病。”她还总结到:“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乐于几用结核病来赋子死亡以意义一一它被认为是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基中法两位作家正是通过这种病,赋予两位女主人公一种独特的气韵,成就了两位女子超凡脱俗的美。疾病使得林黛玉和玛格丽特在气质上呈现出近似的娇弱、病态之美,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一人性格中呈现出的活泼的一面。林黛玉并不总是那个灵河岸边三生石畔只想报答灌溉之思的绛珠草,不总是每日以泪洗面。她和宝玉及大观园的女孩子在一起时不乏热闹玩笑的场而。由于她言锋机警,常有令众人捧腹的笑话,使得宝钗也不得不佩服:“真真这个频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玛格丽特也谈吐机智富于幽默有时候在家里她又唱又跳,活像一个小孩。

娇弱病态的气质和不乏活泼的性格,使得林黛玉和玛格丽特的形象更富有魅力。但使她们魅力更长久的,是一人都具备的超人的才华。林黛玉琴棋诗书无所不通,尤其她的诗才可谓大观园群芳(包括宝玉在内)之首,《红楼梦》读者一定对她在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和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中的表现记忆犹新。她做诗前垂钓自酌,漫不经心,继而两首夺魁的《咏菊》和《问菊》便一挥而就。因而,脂砚斋在己卯本夹批中称黛玉为“逸才仙品”。她不但擅诗,还擅弹琴,她看的古琴谱,在宝玉眼里简直是“天书”。连妙玉也从她弹的琴声里“审音知兆”。玛格丽特虽没有黛玉这样来自家庭的深厚的学养,然而在她所从属的圈子里,她仍然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不像阿尔芒后来为了报复她利用的女人奥林普那样“既无头脑又无心肝”。她喜欢读古典名著《曼侬•需斯戈》,读书时还喜欢加上自己的眉批。另外,她喜欢弹钢琴,常为她总也弹不好的一段生气。

林黛玉和玛格丽特都属于那种才貌双全、富于艺术气质的女子。最近有学者考证,林黛玉在曹雪芹的旱期稿本中原为贾府的女伶。如果确实如此,这两个人物在上述方面的相似就不足为奇了。总之,“不足之症”使她们显得娇弱,惹人怜爱:美貌使她们的形象光彩熠熠,充满魅力,而才情更如锦上添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法两位作家曹雪芹和小仲马,在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选取了相似的手法赋予了两位女性形象以独特的气质和美感。

林黛玉和玛格丽特除了在人物形象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外,在美学性格上一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二人都是典型的悲剧性格。王国维曾经根据叔本华的理论把悲剧分为二种:第一种是由于“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造成的悲剧,第二种是由于“盲日的运命者”造成的悲剧,第三种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造成的悲剧。他认为第三种悲剧最为感人,像“《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根据他的理论,《茶花女》也该属于第三类悲剧。读者面对这两部作品时,都会体会到浸润在作品中的悲剧气氛。我们认为,这种令人回肠荡气的悲剧色彩是和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分不开的。林黛玉和玛格丽特的美学性格是构成两部悲剧作品的主要因素。那么,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剧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与她们多愁善感的个性有关。疾病的折磨、家庭温暖的缺乏和敏感的性格,是造成她们多愁善感的主要原因。林黛玉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在贾府生活,虽有贾母这个外祖母的呵护,然而毕竟不是嫡孙女儿,所以总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生活在寄人篱下才他家依栖”的心态之下。另外自小孱弱多病的身体使得自己也明白恐非长寿之人,因此养成感时知序、见叶悲秋的敏感性格。花开花落,大自然之常态,她却通过那首有名的《葬花吟》发出“红消香断”的生命悲歌。玛格丽特虽然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然而内心的孤独与寂寞是时刻相伴的,这一点可以从她初识阿尔芒时对他讲的话里体会出来:“或者是我拒绝你,那你就会怨恨我;或者是我接受你,那你就有了一个多愁善感的情妇一个神经质的女人,一个有病的女人,一个忧郁的女人,一个快乐的时候比痛苦还要悲伤的女人,……我以前所有的年轻的情人都很快地离开了我,那就是证据。”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生活在钟鸣鼎食、深宅大院里的大家闺秀林黛玉,还是生活在倚欢卖笑、醉生梦死的红尘中的女子玛格丽特,其本质都是悲观、忧郁的。这种本质

跟她们与生俱来的忧愁个性息息相关。

其次,与一人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有关。林黛玉和贾宝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培养了与常人殊异的感情林黛玉以超人的才华和从不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被宝玉引为同道。同样,宝玉也获得了黛玉纯真的爱情,被她视为知己。在宝玉遭到父亲贾政的毒打后,黛玉表现了最真切的同情和关爱,她“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而泪光”,抽抽噎噎地劝宝玉:“你从此可都改了吧!”。宝玉被打后派晴雯给黛玉送去两副旧手帕,别人不解内情,黛玉却在帕子上飞泪走笔:“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尺幅蛟绢劳解赠,日日人焉得不伤悲!”(二十四回)黛玉和宝玉心有灵犀、心心相印,由此可见一斑。宝玉成了黛玉唯一的生命意义和生存动力,当听说宝玉和别人订了亲,她便不吃不喝,“立愿自戕”,生命危在以夕;听说订亲原来是误会,便又要吃要喝,病情奇迹似地转危为安。最后从傻大姐嘴里得知宝玉要娶宝钗为妻时,她便意识到“是回去的时候儿了”,最后“焚稿断痴情”,香消玉损。脂砚斋在庚辰本眉批中称黛玉为“情小姐”,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痴情女子的精确概括。玛格丽特在看透了男人们对她虚伪的情感游戏后,认识了真心爱护她、关心她的阿尔芒,她对阿尔芒的接受经过了一个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完全投入的过程,而一旦她确信了自己和阿尔芒之间的真正感情后,便决心告别自己肮脏龌龊的环境,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她为此变卖自己的马车、披肩及珠宝首饰,甘心今后过普通人的清苦生活。爱情不仅改变了玛格丽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她的思想,使她向着善良和崇高的方向转变:为了阿尔芒妹妹的幸福和他们全家人的声誊,她可以放弃与阿尔芒的交往。这种放弃实际上也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她对爱情的这种坚贞打动了把《茶花女》译介到中国来的林纤,林纤曾回忆说:“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即玛格丽特)竞。”林黛玉和玛格丽特都是为爱而死的痴情女子,她们用泪水和鲜血浇灌爱情的花朵,用生命祭奠死亡的爱情。她们一生理想就是追求至情至爱,然而她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注定这种大胆的追求最终变为空花泡影,等待她们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林黛玉飘渺的“木石前盟”毕竟敌不过现实的“金玉良缘”,而玛格丽特将永远背负曾沦落风尘之罪,得不到所谓的纯洁的贵族家庭的接纳。她们的爱情悲剧是成就这两部伟大作品悲剧效果的主导因素。

林黛玉与玛格丽特,除了性格气质、美学品格一致外,还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作者对两位女性的态度是非常相近的。中国作家曹雪芹和法国作家小仲马,他们对自己所塑造的这两位女性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同情。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卓越的悲剧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有着不幸命运的年轻女子,她们凄惨的结局,构成了作者所谓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然而,在大观园这群婀娜曼妙的女子百花园里,林黛玉无疑是最得作者青睐的娇花一朵。全书一百二十回,读者从回目上的就能看出明显涉及林黛

玉的有二十徐回。曹雪芹创造了数百个人物,把这么多篇幅留给了他最心爱的女主人公。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黛玉为诸艳之首,作者对她的推崇,由此不难看出。另外,作者把林黛玉的前世描写为一株受了神瑛侍者灌溉之思的绛珠草,“还泪”,成为宝黛爱情的阐释基础,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相争成为《红楼梦》的主线。无庸置疑,宝玉和黛玉是作者最深切关怀和同情的人物。在《终身误》和《枉凝眉》中,作者称黛玉为“世外仙妹”、“阆苑仙葩”,其对黛玉的赞美,溢于几言表。

小仲马在《茶花女》中塑造的玛格丽特,给人的感觉是美丽、纯真而又执着追求爱情,虽然她的身份是“被人供养的女人”,是巴黎上层贵族男子借以炫耀身份、地位和则产的高级交际花,然而她全然不同于其他作家作品中塑造的淫荡、堕落的妓女形象。这和作者的态度和倾向性有必然的联系。比如,作者写她的脸:“呈现出处女般的神态,甚至还带着稚气的特征”;写她的头:“头样很美,是一件绝妙的珍品,长得小巧玲珑”;写她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就的一般”;写她的微笑:“这是一种公爵夫人才有的微笑”;写她的姿态:“跟她那一类人有点不一样,显得不同儿响”。(第10页)小仲马不仅写到了玛格丽特纯真圣洁的外表,还写到了她在爱情而前显示出的高贵无私的心地。她在病危之际给阿尔芒的信中写到:“总之,我爱你,阿尔芒。迪瓦尔先生(即阿尔芒之父)对我像父亲般的态度,我对他产生了纯洁的感情,我就要赢得这个正直的老人对我的尊敬,我相信以后也必定会得到你对我的尊敬。所有这一切都在我心里激起了一个崇高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我在自己心目中变得有了价值,并使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圣洁的自豪感。”(237页)小仲马用细腻的笔触、深情的语言,书写了一个特殊女人的思想和感情,使读者也融入其中,体会到这个不幸少女的希冀与绝望。

林黛玉与玛格丽特,虽然跨越不同的时空,然而她们超凡脱俗的品貌首先打动了两位身处不同时空的男性作家。她们以不幸的弱女子身份博得了两位具有平等意识的作家的同情之心,使他们以饱蘸热泪之笔,为中外读者塑造出两位感人肺腑的女性形象。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卷帙浩瀚的中外文学人物图谱中,把林黛玉和玛格丽特并置在一起,并不是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的。她们在某些方而的相似性说明了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财产,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却呈现出类似的现象。尽管不可能在作家曹雪芹和小仲马之间找到任何“影响研究”所谓的“事实联系”,但这种对两种毫无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进行“平行研究”的方法,旱己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钱钟书先生说:“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林黛玉和玛格丽特,在身份、地位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的前提下,却在某些方而表现出的相似,说明了中法两国作家在女性人物形象上的塑造方法、审美理想及思想倾向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然而,比较还不能只停留在这种寻找相似性的“求同”上,“比较不仅在求其同,也在存其异,即所谓‘对比文学’(contrastiveliterature)。正是在明辨异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识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站在世界历史的静止点上,填充时空所造成的差距和缝隙,我们发现林黛玉和玛格丽特是存在上述的类似现象的。然而,如果在历史的时间流程中为这两个人物形象把脉,就会发现她们的相异并不少于相似。要找出她们的相异之处,便不能不考察中法两国文学所处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

林黛玉生活在十八世纪,这是中国宗法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从两性关系上看,中国两千多年宗法社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女子受压抑的历史。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女子无才便是德”被历朝权力阶层奉为圭臬,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真正表达了民众实际愿望的历代文学作品中,不难发现众多才貌双全的女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等。这些才情俱佳、品貌兼优的女子,以叛逆的个性、顽强的毅力与束缚和摧残她们的道德枷锁做着不懈的斗争,从而成为作家笔下的宠儿,也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想女性形象的传统。林黛玉可以说是中国才貌双全女性形象的一个突出代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像玛格丽特一样具有正义感并大胆追求真挚爱情的妓女形象如《李娃传》中的李娃《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不过,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这类作品都不具突出的代表性,没有形成一个国家文学作品中代表女性人物形象的传统。如果问谁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相信读者脑海中呈现出的当是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而不是霍小玉、杜十娘、李香君。

玛格丽特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当时正值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七月王朝执政。马克思曾对这一时代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则产来发则致富。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法律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则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中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汇为一流。”玛格丽特所过的穷奢极欲的生活,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这一时代特征的具体显现。法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依次出现过由一小撮贵族、金融贵族或资产阶级集团掌握政权的阶段,他们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自然也就催生了以依附、周旋于上流社会谋生的娼妓群体。于是,有些作家便把他们的笔触投向这些红尘女子,描写她们的真实而貌。法国最旱的这类小说是十八世纪普莱沃神父的《曼侬•需斯戈》,虽然有人认为曼侬是一个鲜寡廉耻的荡妇,但弥漫在这部作品中的伤感气氛和浪漫情调还是打动了许多读者,最后死于恋人怀抱中的女主人公曼侬被资产阶级作家誊为“永恒女性”。我想“永恒女性”中的“永恒”不仅指曼侬形象的长久性,也包含了其突出的代表性。在反映同一历史时期的法国小说中,很容易看到曼侬的影子: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七月王朝时期)中的玛丽花、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查理十世复辟时代)中的艾丝苔,以及第二帝国堕落生活的化身一一左拉《娜娜》中的娜娜等。玛格丽特和曼侬的相似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她们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法国作家善于塑造追求浮华物质享受的风尘女子的传统。在法国其他作品的女性形象中,有的虽然不是妓女,可是她们对纸醉金迷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及由此带来的悲剧,与曼侬、玛格丽特可谓如出一辙,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两姐妹、莫泊桑《项链》中的玛蒂尔德等。当然,法国文学中也不难找到具有高尚情操、才貌俱佳或清纯可人的青年女子,比如乔治桑《康素爱萝》中的康素爱萝、司汤达《红与黑》中的德•拉•木而小姐、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欧也妮等,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看,此类形象与前者相比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具突出的代表性。

由此可见,林黛玉和玛格丽特各自是中法文学传统中女性形象的突出代表。前者代表了在中国宗法社会压抑下追求爱情和个性自由的大家闺秀形象,后者则代表了沦落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政权把持下的腐朽生活中,追求极度膨胀的物质享受,同时又保有一颗追求真善美心灵的风尘女子形象。前而曾说过这两个艺术形象是相近的,那是因为中法两国文学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美学追求是相似的,两国的作家对同是弱者的女子赋予了同样美好的品质。她们在两国读者中所产生的受到普遍欢迎的现象,也说明了两国读者在她们身上都寄寓了相似的理想和同情。而把这两个形象置于中法各自的社会环境和文学上壤中的时候,我们又说她们是不同的,分别代表了两国相异的女性形象的文学传统。这说明了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对文学的制约,是国别文学之所以同中有异的主要原因。

从共时的角度看,林黛玉与玛格丽特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这种相似是表而的、浅层的;从历时的角度看,这两个形象又是相异的,这种相异是本质的、深层的。这种相异体现了中法两国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的文学传统一也体现了两国人民不同的价值追求。

林黛玉与玛格丽特,中法文学作品中的两个薄命红颜,恰似两朵生长在不同气候上壤下的奇葩。一个是明媚鲜妍的红色山茶,一个是冰清玉洁的白色芙蓉,她们将永远给万下千读者以审美的享受和钟情的遐想,以及关于人性、社会与文化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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