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薛宝钗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林黛玉、薛宝钗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林黛玉、薛宝钗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林黛玉

在中国小说史上曹雪芹是一位共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红楼梦》本身即是一首优美悲哀的诗。它不仅记载着我们民族历史生活的风貌,更是人类心灵情感的艺术结晶。而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 红楼梦》 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女性形象,不仅溶入了作者“半世亲闻亲见”的切身感受,同时也渗透着作者对人生的痛苦思考和执着追求。在《红楼梦》 中,这两个人物同贾宝玉一起,共同成为作者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因此,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具有具体和抽象的双重意义。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她们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她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两个贵族少女自身的地位、遭遇和命运,具有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体现着作者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与选择。

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即与群体相关性的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与现实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在传统的儒学理论中,人际关系历来被放在首要位置,成为儒家伦理人格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这一视点出发来观照薛宝钗这一形象,或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本质上说,薛宝钗这一形象正是以她对伦理人格的自觉追求和认同,确定了她在《红楼梦》 人物体系中独特的地位和价值。无论你把它视为正面品质还是负面品质,薛宝钗这一人物身上最突出的特点都是“会做人”。薛宝钗初到荣府的时候,人们对她最初的印象就是: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不及。室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常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第五回)

这个少女不仅善于待人接物,还善于理财治家,通晓庶务,并且“轻言寡语,端庄凝重”,生活上也自甘淡泊,“不爱花儿粉儿的”。她的为人不但受到贾母等人的称赞,就连那个心地鬼祟,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嫉恨的赵姨娘,也不由得对她衷心称赞:“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很大方,会做人。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第六十七回)正是这种会做人的处世之道,形成了这一人物贤淑的特点,成为了一种她自己也未必认识到了的自然习惯,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宝钗过生日,唱戏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问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深知贾母老年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于是,当然“贾母更加喜欢”。(第二十二回)替史湘云安排螃蟹宴,宝钗曾一语道破了自己的处世之方:“又要自己得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第三十七回)、天真的史湘云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宝钗和黛玉的关系,虽然平日里这两个贵族少女免不了唇枪舌剑的磨擦,但黛玉生病之时,宝钗却表现得十分大度。不仅带着补品亲自前去探望,而且在黛玉面前说了一番推心置腹、十分体贴的话。终于使得一向孤高的林黛玉也不由不为之感动,向她掏出了一颗赤诚的心。(第四十五回)

总之,在薛宝钗身上,无论是她的自甘淡泊,宽以待人.善解人意,还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以退为进,可退可进,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会做人”。值得指出的是,薛宝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为人处世之道,已经远远不是封建正统闺范所能概括得了的。可以说,薛宝钗这一人物自身的复杂性,在于她凝聚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时,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作者对现实人生深刻概括的结果。

应该说,在薛宝钗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她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正是儒家传统的伦理人格所要求的内容。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其伦理人格模式,是一个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独特的结构体系。孔子以“仁”为“至德”,认为“仁”是人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而所谓“仁”,从人从二,讲的正是如何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在“仁”的统帅下,儒家提出了忠、孝、节、义等伦理规范,规定了恭、宽、信、敏、惠和温、良、工、俭、让等德目,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伦理体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② “恭则不侮,宽则得从,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③ 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体系中,个体的修养,是整个社会安定和谐为最根本的保证。只有达到个人的“诚意”、“正心”、“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薛宝钗性格中的安分守己,随分从时,识大局,顾大体的成分,以及为人处事的理智、冷静,自觉地协调人际关系的才能,正是儒家伦理人格精神的具体化、市俗化的体现,也是她自觉追求儒家伦理人格的必然结果。因此,薛宝钗这一形象的独特的价值就在于,她以一种感性的、多维的方式实践了伦理人格,同时也就具有了这种伦理人格的全部复杂性。

如果说“会做人”、自觉地以儒家伦理原则协调人际关系还汉仅只是薛宝钗这一人物的表层次的存在特点的语,那乏,这一形象最本质的特征,则是对现实社会中伦理原则的自觉认向。对于传统的伦理原则、现实社会内秩序,以及现存的人际关系,薛宝钗都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认同者。尽管这个人物本身有时也许并不缺乏人性的优美之处,她自身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然而,当自然人性与伦理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她总是自觉地依附原则而压抑感情的。对薛宝钗来说,封建的伦理原则,也就是她的生活准则。第四十二回黛玉因行酒令无意中提到《西厢记》 和《 牡丹亭》 中的曲词,被宝钗抓住,趁机教训了一顿。宝钗自称,自己年幼时也曾一度热衷于读《 西厢》 、《 琵琶》 以及《元人百种》 之类的“闲书”,而怕读“正经书”的,而一旦成人之后,在封建家长的管束之下,她不但自觉地放弃了自己过去的爱好,而且以一付正人君子的面孔教训黛玉:“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 … ,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长期的封建正统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已经使抽象的伦理原则变为了这个贵族少女的自觉行动,而使她逐渐失去了一个少女的天真、稚气和单纯。青春的热情正在她的身上收缩,退却为一种成年人的稳重和世故。如果凭心而论,作为一个青春少女,宝钗对宝玉并不是没有任何感情的,这一点,连愚蠢的薛蟠也看得十分清楚。然而,在宝钗看来,婚姻大事完全要听命于封建家长,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原则,不做贾母所指责的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人,她把自己的真情掩藏起来,而且还故意“远着宝玉”。虽然最后得到贾府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她终于成为了“宝二奶奶”, 然而“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始终没有能得到宝玉的心。对薛宝钗来说,伦理原则永远比真实的生命更为重要,和这正是宝钗一生的悲剧根源。

正因为宝钗形象的实质特征是对封津伦理原则的自觉认同,所以我们说,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并不是一个“有心藏奸”的小人。曹雪芹平最反感那些由作者“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断然不肯步其后尘。在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中,作者专门借林黛玉之口,澄清了钗黛二人的误会。有些研究者由此便认为这是黛玉思想由叛逆走向妥协的转折,实在是误解了曹翁的深意。在《红楼梦》 中,钗黛二人的对立,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对立,也不仅仅是爱情关系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宝、黛爱情的不能实现,并不仅仅是因为宝钗的存在。宝钗也并不像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整天窥视着宝二奶奶的宝座——那实在是一种小家子气,而不符合宝钗一贯的性格。以宝钗的道德修养和她的处世哲学,如果得到贾府最高统治者的同意,即使宝玉最后娶的是林妹妹而不是宝姐姐,她也绝不会因此而气急败坏,更不会寻死觅活。她会一如既往地保持她们往日的情谊,并仍然孜孜不倦地用自己的那一套人生哲学教诲那一对执迷不悟的人,使他们迷途知返。可以说,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并不是一个圆滑世故、满心奸诈的小人。她只是十分自觉地按照礼教的规范律己处世,她的存在是一种伦理人格的存在。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她成为了宝、黛二人精神上的对立面,也酿成了她自身的悲剧。

概而言之,薛宝钗这一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她不仅是旧时代女性的风范,而且也是作者对现实人生深刻概括的结果。在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伦理人格精神,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生存方式。在这一形象的塑造中,凝聚着作者对现实生活冷峻的审视和深刻的反思。

说薛宝钗对现实社会伦理原则的自觉认同,构成了这一人物生存方式的本质特点的话,那么,恣情任性,孤标傲世则是林黛玉作为个体存在的明显特征。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正如西园主人在《红楼梦论辩》 中所云:

处姐妹丛中,宝钗有其艳而不能得其娇;探春有其香而不能得其清,湘云有其俊而不能得其韵;宝琴有其美而不能得其幽,可卿有其媚而不能得其秀;香菱有其逸而不能得其文;凤姐有其丽而不能得其雅,洵仙草为前身,群芳所低首也。

林黛玉与薛宝钗不仅属于不同性格类型的人物,而且也属于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的两类人。在薛宝钗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伦理人格精神的表现,而在林黛玉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对自主人格的追求。

在《 红楼梦》 众多的女性形象中,能够被主人公贾宝玉在精神引为知己的,唯黛玉而已。正如脂砚斋所指出的,宝玉“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胸臆,何等骨肉。”凭心而论,在林黛玉所处的时代,她并不是什么深刻的思想家,更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造反者。她只是崇尚自然.要求个性得到发展,厌恶封建势力和一切虚伪的东西,她的良知与她所生活的封建环境格格不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她和宝王产生了心灵的共鸣,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在礼教森严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没有屈从,更没有逢迎,没有把灵魂交出来任人宰割,而是悠情任性,不失其赤子之心。唯其如此曹雪芹笔下的多愁善感、爱流眼泪、爱使小性子的林黛玉,才赢得了数百年来无数正直善良人的公。

“恣情任性”的林黛玉虽然初到贾府时,时刻记着母亲的教诲,“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第三回)但天长日久,终究真性难移,依旧爱说就说,爱恼就恼,至于谁该得罪谁不该得罪,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林黛玉的所做所为,只是为了她的那颗真挚的心。对于贾府_L 下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以她的聪明灵性未必看不出,只是不屑于卷入其中罢了。

奉行伦理人格精神的薛宝钗,得到的是贾府上下的一致好评,而“恣情任性”的林黛玉给人留下的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印象和“尖刻”、“刀子嘴”的名声。林黛玉的所做所为,与她的生存环境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生活终于使她认清了环境和人心的险恶。在大观园中,她虽然在物质上享受着主子的待遇,但她的心却是孤独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寄人篱下,孤若伶仃的生活,使这个贵族少女过于敏感,易于感作。孤独象一片难以驱散的乌云,始终笼罩在她的心头。平日里“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着什么,常常便自泪不干的。先时还有人解劝,或怕她思父母,想家乡,受委屈,用话来宽慰。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是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第二十七回)黛玉“有时闷了,又盼有个姐妹来说些闲话,及至宝钗等来望候她,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第四十五回)而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之后,黛玉从内心消除了对宝钗的戒心。因此,宝钗临走之时,黛玉特别叮咛:“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她的心实在太孤独了,哪怕任何一点温情和理解她都十分珍视。然而,宝钗终于没有来。于是,有了黛玉“风雨夕闷创风雨词”。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曹雪芹所拍写的林黛玉的孤独,并不是封建时代常见的小女伤春的孤独;而是一种青春的孤独,一种生命的孤独,一种入的存在的孤独。“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葬花词》 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生命孤独的深沉感叹。这种植根于人物心灵深处的深刻的孤独之感,正是个体的存在与他的生存环境严重脱节或对立的结果。古人所谓“贤者孤特自伤”,屈子所谓“终危独以离异兮”, “幽独处乎山中”, “既悼独而不群兮”,唐人所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到了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这种孤独之感则染上了更为浓郁的感伤色彩。

在林黛玉的生活中,她和宝玉之间的纯真爱情,是她唯一的心理慰藉。这种真挚的感情虽然给她暗淡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但是,爱情并不能从根本上战胜孤独。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环境中,她和宝玉的爱情只能以一种曲折的,微妙的方式进行和发展,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并不可能畅通无阻,其中还不时受到“金玉良缘”之类的困扰。虽然“两个人原是一个心”,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中,“却是多生了枝叶,将那求近之心,反弄成了疏远之意”。(第二十九回)对黛玉来说,一种无家可归,无可依傍的孤独感,一种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绝望与悲哀,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减轻,而是使她承受了更多的生命与情感的痛苦。曹雪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让黛玉的孤独消融在儿女痴情中,而是在宝黛爱情的发展过程中来展示黛玉的孤独感,其目的正在于显现出人与人之向、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隔膜,揭示出自主人格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表现一种人的普遍的生存悲剧。

在现实环境中,黛玉的心是孤独而病苦的。在孤独中,她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内心化、情感化。在物质社会中,黛玉是一个弱者,而在精神王国中,她却是一个强者,她要以自己的存在,重建一个同现实相对抗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她也仍然执着的追求:“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林黛玉这一形象,正是通过内心化、情感化的方式,完成了她在现实环境中难以彻底实现的自主次格的追求。

纵观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形象,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似乎有意安排了两条线索来夫现这一形象的丰富内涵。这两条线索就是:外部行动线索和内心情感线素。一边是黛玉在大观园中与众姐妹的日常交往:“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林潇湘业夺菊花诗”,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膳”,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另一边则是林黛玉敏感、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西厢记》 妙词通戏语,《牡丹亭》 艳曲警芳心”,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大观园表面上的花簇似锦、温柔富贵与林黛玉内心的孤独寂寞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对比,而人物自身外部行动与内心世界相辅相成的描写,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立体效果。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和相辅相成的描写,透过大量的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表现和深刻揭示,作者为我们具体展示了林黛玉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以及这种生存方式所具有的浓郁的感伤悲剧色彩。

尽管林黛玉这一形象具有一种难以代答的独特的性格表现形式,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曹雪片笔下,无论是林黛玉的患情任性、孤标自傲,还是她的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以及环绕着这一形象的浓郁的艺术氛围,都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的气质和特点,而凝聚成为一种超越形象自身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林黛玉这一形象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在于,她不仅是封建时代名门闺秀悲剧命运的历史缩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热着于个体内心自觉与自主人格精神的写照。从本质上说,林黛玉的恣情任性、孤标自傲,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自屈原、陶潜、李白以来追求自由和独立人格精神的继续;而她那种内心化、情感化的生存方式,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相当一部分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心灵历程。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用自身的力量同世俗社会抗衡、较量而又不肯丧失良知、放弃理想的人们,正是通过内心化、情感化的途径,度过了漫漫的历史长夜,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生存。

如果说林黛玉以其自身独特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完成了她对自主人格的追求,那么通过林黛玉这一形象的塑造,曹雪芹也完成了他本人对自主人格理想的追求,完成了他对一种人的生存方式的肯定与选择。

“回到人类的而不是个别作家的生活经验上,我们才能够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的秘密。”④ 作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无论是薛宝钗还是林黛玉,之所以至今仍然吸引并激动着我们,是因为她们超越了个人的命运而表达了人类的一些共同的情感与生命的体验,表现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定内涵。

概而言之,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和林黛玉形象,实质上象征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两种不句的文化传统及与之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以券宝钗为代表的伦理人格的存在,具有儒家文化实践理性的鲜明色彩,是群体意识的产物;以林黛玉为代表的自主人格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独立人格理想的传统,是一种个体意识的产物。在薛宝钗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刻理解和冷静审视,以及或多或少的惋惜、依恋之情;而在林黛玉身上则流露出作者更多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对人生理想的执着。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着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可以说,这两个人物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二者分别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不同侧而她们各自以其独特的风神韵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而这两个人物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正来自于她们各自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尽管因为“尊林抑薛”的分歧“儿挥老拳,誓不共论《红楼》 ”的趣闻早已成为历史,然而,任何一个读过《 红楼梦》 的现代读者,仍然无法回避充竟是偏爱宝姐姐还是林妹这样一个困难的选择。如果将国人“娶妻当如薛宝钗”的现头功利目的排除在外,作为一种审美的观照和选择,应该说,尊林或是尊薛意味着的正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的存在方式的选择。

不仅如此,曹雪芹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奉行伦理人格的薛宝钗,还是追求自主人格的林黛玉,最终都没有能够避免悲剧的结局:一个“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一个“泪尽而夭”,以青春的生命去殉了自己纯真的爱情。尽管这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悲剧,然而在作者笔下,它们却表现了一种共同的悲剧心态—— “生于末世运偏消”。这是处于封建末世的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痛苦挣扎、傍徨、寻觅而又无所适蛛的心态。这里、既没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长尽还复来”的人生自信,也没有了“莫等闲,白了少午头、空悲切”的英雄壮怀,剩下的只是一种“好一似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落寞与迷惘,一种无材补天的感伤与悲哀。

严格地说,一部《 红楼梦》 ,作者所要表现的,并不是个别的或偶然出现的具有戏剧效果的悲剧。作者精心描写了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同范围、不同层次和不同人物身上的悲剧,其目的正是为了显示其悲剧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显示出一种人的存在悲剧。“千红一窟,万艳同杯”,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正是这种悲剧精神的深刻概括。通过《 红楼梦》 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表现了他对封建末世人的存在的思考,留给我们一串凄婉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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