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论林黛玉

别论林黛玉

别论林黛玉

林黛玉

一、贾宝玉的同路人,薜宝钗的同归者

在若干年来的红楼梦人物研究中,林黛玉一直被视为贾宝玉同志道合的封建叛逆者。然而,经过对前80回作品的反复审视,我们得到这样一种与上述观点不尽相同的看法:这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第三种人”。如果以第42回为分水岭,就可以看出,在前半段,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在后半段,则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

林黛玉的叛逆与贾宝玉的叛逆是有本质不同的。贾宝玉是由自己对整个人生的直觉感悟而走上叛逆之路的。他坚决抗拒家庭和社会为他规定下的那条“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并由这种抗拒而选择了与林黛玉的自由爱情。在叛逆的过程中,他曾经有过无穷的犹豫彷徨,常常表现出退让和妥协的态度。但是,他最终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在叛逆的道路上不回头地走了下去,最后在人生幻灭的悲怆迷茫中保持住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意志的刚强。林黛玉则是由个人的放纵天性和自由恋爱而逸出了封建礼教的轨道,她的叛逆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如双亲的早逝,使她还来不及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与贾宝玉青梅竹马耳鬓厮磨的相处,又使她很早就具有了对自己人格价值的高度自尊。她在童年相当自由地发展起来的天性,以后形成了她颇为独特的个性。因此,她在进入青年时代之初,才会那样大胆无忌地投入对宝玉的爱情追求。在与宝钗和湘云进行爱情的竞争时,她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习惯势力的强大压力。但当她与宝玉宝钗之间的隔阂和误会消除之后,封建礼教就成为她爱情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障碍了。她的社会地位、她的由时代所规定的思想局限,都决定了她必须通过家长主持的形式,才能获得实际的爱情幸福。既然封建礼教对自由爱情的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黛玉就必得以自己对封建礼教的归顺来换取社会对她的爱情的承认。而家长和社会对她的爱情的承认,却必须以她对自己的爱情的不承认、即以她对封建妇德的恪守为前提。因此,封建礼教一旦树起招降幡,她的归顺就是必然的了。这样,她的叛逆呈现出的是一种曲折回归的态势而有别于贾宝玉。

林黛玉与薛宝钗也不同。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淑女,薜宝钗在生活中一起步就自信而乐观地走在了封建社会为妇女所界定的“正道”上。她始终脚踏实地地关心着现世功利,灵活圆熟地把握着生活的技巧,淑女——贤妻——良母是她生活途程中一条平滑而规整的直线。林黛玉则是头“迷途”的羔羊,是个尚能“警其痴顽”“规引入正”(第5回)的浪子。所以,薛宝钗仅以冠冕堂皇、磊落坦诚的一番道德说教,就顺利地收伏了她。

为什么一般论者对林黛玉前半生的叛逆都有充分的肯定,高度的评价,以至往往溢美,而对其后半生向封建礼教的归顺却评论很少,甚至毫无察觉呢?我们认为,对前80回的描写缺乏全面的艺术考察是造成林黛玉评价中“倾斜”形态和“超重”倾向的第一种原因。宝黛之间的爱情纠葛和钗黛之间的矛盾冲突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前41回里的,所以一般论者对林黛玉思想和性格的剖析,大都取自这一部分中的描写。42回以后,林黛玉深深地隐没于贾府生活的帷幕之后,其间,曹雪芹虽曾让她在几次诗会中显露头角,但由于对个性和感情的自我压抑,林黛玉的性格变得平庸了,她的社会姿态使她日渐潜身于姐妹群中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特风采。为此,她在42回以后思想性格的转化很少为人注意。其二,对贾宝玉封建叛逆者身份的一致公认,往往使人们想当然劜?认为,既然黛玉是他的知己和情侣,那么他们自然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精神制高点。这样,宝黛思想上的重大差异就在无形中被忽略了。其三,曹雪芹本人对林黛玉这一人物显然是怀着极大的热诚,因而自然又是极为偏爱的。他把林黛玉塑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凄艳动人的一个女性形象。他为千红一哭的博大情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林黛玉所饱含的人情美和女性美的精微表现和深情礼赞而倾泄出来的。林黛玉这一形象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使读者不可抗拒地成为作者本人感情的俘虏。于是,作者对林黛玉的珍爱和偏爱也就成为读者对林黛玉的珍爱和偏爱。林黛玉思想上的负价值就此而悄悄消溶于人们为之抛洒的滚滚热泪之中。

二、几种变化的比较

42回以后,曹雪芹对林黛玉的用笔陡减。不过,仔细看来,林黛玉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还是有踪可寻、约略可辨的。

1.首先从42回前后林黛玉对宝玉态度的变化来看。42回以前,黛玉尚处于少年的黄昏期和青年的黎明期,她与宝玉那种两小无猜的充满童稚天真的友情,正悄悄地蜕变为更深刻的爱情。这时,她极端敏感地关注着宝玉的一言一行,对宝玉是一心求近的。黛玉自小“孤高自许,目无下尘”(等5回)、“本性懒与人共”(22回),从不见她对宝钗及三春姐妹有过什么主动的交往,对贾母王夫人等长辈更无趋奉之举,只有宝玉才是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宝玉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心灵空间。只要宝玉对她表现出特殊的亲密,她就高兴。两人发生口角时,只要宝玉表明他俩的关系绝对胜过他与宝钗的关系,黛玉马上就会消气(20回)。即使是在30回的那一场最严重的争吵中,黛玉也是由宝玉说明他俩“比人原亲近”而与之重归于好的。

在这个阶段,黛玉对爱情的追求态度非常明朗。她明确表示了对宝玉与宝钗交往的不满:指责宝玉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28回)。她要独占爱情的“专利权”。她还担心过宝玉同湘云的关系(32回)。一旦得知宝玉果然是个知己时,她所悲叹的是“无人为我主张”婚姻大事。在群众场合,她对自己的爱情也表现出一种默认的态度。25回中,王熙凤当众问她“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时,她只是娇羞默默,并不恼怒。此后,宝钗也以此为题笑她时,一向对宝钗抱着很深的成见的黛玉,将此视为一种善意的戏谑,并没有认真生气。

黛玉自己对爱情无限忠贞、极端专一,也要求宝玉以同等的爱来回报她。在黛玉看来,既然宝玉是个真正的知己,宝玉就应该特别尊重她。黛玉又认为他们的爱情应该是一种淘尽世俗尘埃的高洁的感情,是不带任何鄙琐猥亵成分的、心灵上的富有诗意的交融和契合。为此。她不能容忍宝玉出语轻薄,对她有任何懈怠、唐突之处。正是这种爱的苛求,使她与宝玉之间生出种种“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42回以后,黛玉却表现出对宝玉的有意识的疏远。她很少与宝玉单独相处,偶有会面,也总是客客气气地待之以礼,从未有过越出兄妹情分的儿女私语。甚至在她视如亲姐姐的宝钗面前,也正经八百地称宝玉为“二爷”(64回)。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说明黛玉已非常自觉地以外人的身份出现在宝玉面前。同时,她又在各种场合极力掩饰她与宝玉的爱情关系。57回中写到,即使在“夜半无人私语时”;她也不敢向赤胆忠心的紫鹃泄露自己的心事。在人前,她就更讳莫如深了。当紫鹃请薛姨妈到贾母前去说合宝黛婚事时,黛玉违心地跟着薛姨妈奚落紫鹃“臊了一鼻子灰”。

不仅是在人前人后,就是在自己心中,黛玉也对她与宝玉的爱情关犳?采取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否认态度。第45回,黛玉无意中说出宝玉象“渔翁”,自己象“渔婆”后,“后悔不迭,羞的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其强作掩饰之情与曩日向宝玉捧上一颗心(“我为的是我的心”)之举,不可同日而语。她还对宝玉的雨夜来访表示感谢说:“谢你一天来几次瞧我,下雨还来。这会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请回去,明儿再来。”这一派十分拘谨的客套话,与他们的应该是在热恋中的情侣的关系显得多么不相称,与以前她在宝玉面前的任性使气更是判若云泥。对宝玉体贴入微的关怀,她自然感到十分温暖,但此时黛玉只肯承认他们之间仅只是“素习和睦”,她考虑得更多的已是对社会舆论的恐惧了。此后,宝玉对她略有爱情的流露,她不是极力回避(62回),就是恼宝玉说话造次,不论轻重(64回)。黛玉的这种变态,说明封建礼教已经压迫得她不敢自由的思想了。

与此相反,宝玉对她则依然一往情深地爱得那么热烈,那么痴迷。紫鹃一句“你妹妹回苏州家去”的顽话,就惊得他犯了呆病、“傻闹起来”。他那与黛玉“愿同生死”(64回)、“同死同归”(78回)的心志始终是明确坚定的,这与他在叛逆道路上的坚守初衷正相印证。

2.其次可从42回前后黛玉对宝钗态度的变化来看她思情性格的逆转。前41回中钗黛的对立是人所共知的。42回以后,黛玉对宝钗的种种猜忌、挑剔、讥讽、嘲弄一变而为倾心的友爱和亲密的追随。如44回,黛玉借评戏旁敲侧击地批评宝玉私祭金钏的一番话,不是对别人,却是对宝钗说的。这说明她完全把宝钗当作了心腹朋友。第38回螃蟹宴中,黛玉和宝钗都要饮酒,两人各拿各的杯子,井水不犯河水。到了62回,两人则同饮一杯新茶,其情恰恰意融融已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对宝钗的堂妹宝琴,她也爱屋及乌地“亲敬异常”,“直是亲姊妹一般”(49回)。此后,对薛姨妈的照管又感戴不尽,直以“妈”呼之(54回)。

黛玉的这些变化,从本质上看,是因为她已经在宝钗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意识的感召下,成为封建妇德的遵从者了。第51回中,她借评论宝琴的怀古诗否认自己看过《西厢》之类的“外传野史”。这种谎言正表明了她对自己曾有过的越轨之举的追悔和否定。

原来的黛玉对诗词一道看得很重,她率真热烈地在诗词创作中追求对自己的才华和价值的肯定。为此,每次诗会她都力求出众。但一从接受了宝钗的教导,她也学着以“作针线教道理”来律己衡人(42回),作诗从此只成了闺中雅戏:“谁不是顽?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48回)对宝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论也毫无反感地欣然赞同(64回)。与宝钗一样,黛玉也以做一个和光同尘、敛才就范的正统闺秀为荣了。在这一方面,她甚至表现得比湘云还道学。同样是教香菱作诗,湘云当作一件正经大事,“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黛玉却还要打出一块圣人之训的招牌来(49、48回)。湘云女工极精却只以“名士风流”自许,她轻蔑地嘲笑了黛玉的道学气:“假清高,最可厌的”(49回)。

对于钗黛的捐弃前嫌,宝玉是由衷地高兴的:“宝玉在旁看着,只觉更好”(42回)。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宝黛之间有着质的区别。宝玉欣赏和尊重的是宝钗的才华和品格,在思想意识上,他是毫不含糊地持批评和否认态度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36回)黛玉对宝钗则是从思想到品德的全面肯定。

3.最后从黛玉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意向来看,42回前后的变化也是很显著的。黛玉原本是那样一个绝假纯真的女孩,她任凭天性自由地流露着臊?己的感情,想哭就哭,想闹就闹,跟宝玉呕气,从来不看场合时间。42回以后,她却象换了一个人似的,再也不见她与人吵嘴斗气了。她甚至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谈论宝玉和湘云的淘气:“他两个再到不了一处,若到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49回)俨然是一个端庄矜持的标准闺秀了。象宝钗一样,她变得极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79回,宝玉无意中将芙蓉诔中的词句改为“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时,黛玉本能地感到这是一句不祥的谶语,顿时“忡然变色……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封建礼教所要求的那种“以理节情”使天性纯真的黛玉也成了这样一个善于作伪的人了。

本来,“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31回),除了与宝玉来往,她常常只是守着潇湘馆的那一片翠竹,在孤寂中避开烦嚣的俗世,以感伤诗人的情怀寻觅着凄清的诗意,体味着人生的悲凉哀愁。如今,她却欣然活跃于姐妹丛中,以至人们常常在红飞翠舞之中得以看到她的身影。从独处的诗境里走了出来的黛玉,要在家常生活中寻找世俗的乐趣了,连吃饭也要与宝钗母女在一起:“大家热闹些”(59回)。她也似乎找到了乐趣,此间的黛玉,眼泪确乎比过去少得多了。她对世事也看得多了,关心得多了。45回中她向宝钗倾吐心曲说:我“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这种洞察,正是她应酬世俗人情的起点。

黛玉原是很不得“下人之心”的,现在她终于懂得收揽人心了。宝钗派婆子雨夜送来燕窝,她礼数周到地请茶赏钱。连对备受众人鄙夷的赵姨娘也不敢怠慢:“忙陪笑让坐……又忙命倒茶”(52回)。“晴为黛影,袭乃钗副”之说,在红坛上颇为流行。其实,此说并不符合42回后的情况。原来,袭人对黛玉在德、工、言几方面都有过微词,她对黛玉的心怀怨尤确实表现了二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但随着黛玉的思想转变,袭人完全消除了宿见。第63回中写“袭人往黛玉处问安”,67回中又写宝玉想着黛玉孤苦,要找的倾诉对象不是与黛玉同样孤苦的晴雯,而是袭人。他还想让袭人闲时去劝劝黛玉。如果不是深知袭人与黛玉相处得好,宝玉是不会这样想的。而晴雯猜测袭人“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之言,更证实了黛玉与袭人之间是常来常往关系密切的。与各色人等关系的极大改善,正说明了黛玉的回到世俗社会。

与宝玉一样,黛玉曾也是最不耐烦贵族家庭的繁文缛节的。23回里就写到,她明明听说贾赦欠安,三春姐妹都去请安了,但人家不叫她去,她就只当不知道。到了第79回,她却把这一类的人情应酬当作“正经事”看了,她要正在“洒泪泣血”地祭吊晴雯的宝玉快去过问与迎春婆家的“拜允”之事。

黛玉对探春理家的热心赞赏,流露了她对贾府前途的关心,表现出与之共命运的自觉。对探春理家的才干,她也是肯定的。宝玉却因此对探春有了微词(62回)。在宝玉看来,女儿们就应该过一种清高的生活,若是在俗务堆里“浊闹”,就“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至此,宝黛之间的思想分野已经相当明朗了。这样,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即使得到了黛玉的爱情,宝玉的心灵深处还是那么孤独寂寞、消沉绝望:“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35回)。“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71回)。

黛玉不仅对探春理家很感兴趣,而且她本人也是有理家之志的。73回中,她婉转地批评迎春的懦弱无能道:“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这一家上下若许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言外之意,她对自己的“裁治”能力还是颇有信心的《?对于这一点,曹雪芹巧妙地借王熙凤之口作了侧面的补充。55回凤姐与平儿议论家政时,一一否定了宝玉等人的理家能力后,指出“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认为黛玉的治家才能堪与宝钗比肩。

怡红夜宴是大观园中最欢快的一次盛会。讵料第一个出来煞风景的不是正在当政理家的李纨、宝钗和探春,却是“身在江湖”的黛玉“你们日日说人夜聚饮博,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连李纨都不在意的夜宴,黛玉却心存顾虑,其拘礼之态亦复甚矣!正是这种维护家风的热忱,使向来敏感多疑的林姑娘变得坦荡通达起来。检抄大观园时,不抄亲戚家是一条原则。但凤姐带着一帮子人绕过蘅芜院后直奔潇湘馆,为抄出宝玉的旧东西来,还将紫鹃盘问了一番。想当初,黛玉连一枝花也要怀疑是别人挑剩下来的(7回),姐妹间玩闹她也总觉得人家都在欺负她:“你们都是一气的,都戏弄我不成!”(21回)此刻,黛玉却毫无异议,毫无感想。这只能以她关心家政、支持家风的整顿作解释。

随着对个性和个人感情的压抑,黛玉开始懂得观颜察色,八方瞻顾了。中秋之夜,在“对景感怀”心中忧伤的时候,她还注意到“今日老太太、太太高兴了”(76回)。多愁善感,甚至是自寻烦恼、自苦自虐的黛玉,也讲究起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道理来了:“事若求全何所乐”。凹晶馆联诗中,连湘云都不满她的卫道气息之浓:“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碾冰为土玉为盆”、“孤标傲世偕谁隐”、曾追求过如此出尘拔俗的高雅诗境的黛玉,现在竟主张诗中“要铺陈些富丽”、要写“即景之实事”。她不但“用俗事来难”湘云,还责备湘云“只管拿些风月来塞责”——殊不道中秋联诗本来就是在咏风弄月。她“化雅成俗”的诗句恰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她变雅成俗的思想境界。

这样,我们便看到42回以后的林黛玉的叛逆色彩确是大大地消褪了。第70回写到贾政外任将归,宝玉急于应付功课时,黛玉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故意不起诗社,还精心临了一卷钟王蝇头小楷为之救急。这说明黛玉也象过去的袭人一样,希望宝玉从“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起,迈出走向仕途的第一步。相形之下,宝玉的叛逆精神就显得分外光彩夺目了。在生活中,他过去恣意游荡在女儿世界里,现在依然纵情嬉戏在脂粉队里。在思想上,他也是我行我素,那样顽冥不化地流连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拒不“克己复礼”。对此,黛玉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79回)

的确,随着岁月的流逝,黛玉对封建礼教的皈依越来越自觉和虔诚了。作为这种归顺的必然结果,她对生活中的变故也有了宝钗般明澈的判断能力和处理能力。第57回,袭人来潇湘馆报告宝玉“只怕这会子都死了”的消息时,黛玉在极度惊慌中,不是六神无主一筹莫展地放声大哭,而是很清醒地指示是紫鹃:“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了。”对于这场由爱情而起的风波,黛玉作出的是一种非爱情的反应。宝玉的如此痴情,仅使她“心中暗叹”,她更注意的是家庭舆论的反应:“幸喜众人……不疑到别事去。”她没有象32回中那样,表现出对宝玉忠贞爱情的欣慰和珍惜,也没有象宝玉被笞后那样,首先关心他的心灵创伤,而只是害怕宝玉的呆气会暴露他俩的特殊感情。为了避嫌,她只“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而不敢象湘云那样“天天过来瞧看”。宝玉病愈来到潇湘馆,在这次理应有一番畅谈的会面中,黛玉却只“些微谈了谈,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这一则固然是关心宝玉的健康,二则及?何尝不是怕触及到那个最敏感的话题——爱情,又何尝不是为了避嫌。这与她以前刻刻求宝玉知其情爱情的情况相比,何异天渊。从理想境界回到了现实人间的黛玉,就这样学会了用排斥感情的方法来处理感情问题。

马克思指出:“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黛玉原来很少宗教迷信观念。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她认为是“不经之谈”(3回)。与宝玉拌嘴,她一无忌讳地“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信口乱说。(20回)当宗教迷信成为她爱情的一道障碍时,她由怀疑而产生对立、排斥情绪:“既你我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32回)但一旦成为封建礼教的信徒,丧失了自己,宗教迷信就在她头脑中占了上风。宝钗劝她另请高手治病,她却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45回)。匍匐在礼教足下,黛玉对命运由挑战抗争转为顺从听命。薛姨妈那一番“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的无稽之谈,无疑在黛玉心头布下了一片阴影,因此才有怡红夜宴中抽花签时的这一节:“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向命运乞求恩典,幻想得到冥冥之中神明的福佑,是黛玉此刻的心态。在《五美吟•绿珠》一诗中,她认为绿珠之死是“都缘顽福前生造”,俨然是因果轮回说的虔信者。紫鹃要放拾来的风筝,她怕忌讳,赶快说:“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掉出去罢”(70回)。中秋联诗时,池中鹤影使她疑神疑鬼。她的警句“冷月葬花魂”固然清奇隽雅,但不免阴气森森鬼影幢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个敢于非笑和非议“金玉之论”的林黛玉,而今安在哉?当然,42回以后,黛玉原具的思想光彩和性格特色也偶有闪现,但那已是一种余光返照了。

三、林黛玉形象独特性的审美价值

别林斯基指出:“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里,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独创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形象重复着另一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凭它所特有的生命而活着。”(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548页)失去了形象的独特性,往往也就失去了形象的典型性。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林黛玉形象的恒久艺术生命大得力于她的独特性。我们划清林黛玉与贾宝玉的思想界限,区分出林黛玉与薛宝钗的不同思想历程,这一形象的独特性便有了着落。这就是我们进一步探讨林黛玉这个人物所独具的审美价值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林黛玉形象的独特性所造成的她在作品中地位的重要性。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三个人物走过的是三条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如果说,贾宝玉表现出具有近代因素的人的觉醒,薛宝钗代表着对现存的制度与秩序、固有的道德与伦理体系的维护,那么,他们都是顽强的。所不同的是,贾宝玉的顽强体现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顽强显示,是具有光明前途和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的顽强破土;薛宝钗的顽强则表现为历史的惯性和惰性的顽强存在,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旧势力的顽强挣扎。在贾薛二者之间游移彷徨的林黛玉,既表现出对新世界的迷惘向往和朦胧憧憬,又表现出与旧世界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难割难舍的复杂联系,那种在新人与旧人的夹缝中由于“还没有接受未来”,因而“出自人类的本能,依恋于已知的过去,恐惧未知的将来”(j•奈比斯特:《大趋势•结束语》)的矛盾心态。这是当时进步思想界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感情心态。这样,林黛玉作为与不屈的叛逆者和坚定的卫道者贾、薛鼎足而立的第三种人,就是一种有力量的社会存在。她绝不是贾宝玉或薛宝钗在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复影和附庸,她自应在《红楼梦》这幅封建社会的全景画上占有自己的非常地位。她既没有因前半生与贾宝玉的如影逐形而为其身影所覆盖,也没有因后半生对薛宝钗的归依追随而息影于其荫被。从本质上看,这是因为她所代表的是一种足与贾薛抗衡的自成潮流的社会思想。因此,就林黛玉这一人物在叛逆者和卫道者之间所占据的广大的“中间地带”而言,她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林黛玉形象的独特性所包含的审美意蕴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与贾宝玉、薛宝钗在不同向度但相对稳定的思想发展过程相比,林黛玉思想上的跳荡最大。在这种大幅度的变化和大角度的逆转中,她的独特性被凸现了出来,这一形象的丰满性和生动性也由她性格中进步和保守二重因素的同时存在、互相搏击而造成。这正如刘再复同志所论:“形象和感情如果成为一种确定的模式,形象特征一目了然,一切感情都在意料之中,那么,这种形象就一定是一种肤浅的、苍白的形象,这种感情就一定是一种枯死的、最乏味的感情,至多也只是一种‘有限’的感情。唯有不确定性,才具有无限性,才给读者提供审美再创造的广阔空间,即读者补充、想象和再创造的无限可能性。”(《文学的反思》,第253-254页)林黛玉感情的不确定性所创造的审美意蕴是丰富而深沉的。她初期的叛逆虽是无意识和不自觉的,但她在一片天真中所焕发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却由其存在的短暂而弥足珍贵,由其最终的被熄灭而愈益光彩照人。因此,林黛玉后期的回归现实和传统,不是使人愤慨和鄙弃,而是使人同情和沉思。她的思想逆转,使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那一历史时期浓重得令人窒息的封建文化氛围,从而领悟到造成清代先进的社会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那种局限性、曲折性、艰难性历史的文化因素。这样,林黛玉这一形象便以其独特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辨察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的历史走向的独特视角。从林黛玉个性光彩里浮现出的,是作者深沉思索历史、社会和人生奥秘的庄严侧影。

第三,林黛玉形象的独特性为贾宝玉的叛逆性所提供的确证性。

林黛玉以她独特的心灵历程表现出封建社会传统的文化心理和伦理道德观念是怎样有力地毁灭着人的全部天性和一切自然感情,“使人不成其为人”,从而把全社会变成“庸人世界”和“精神的动物世界”(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林黛玉曾任凭天真而跟着贾宝玉在叛逆之路上行过一程。但当她一旦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总体意向的离心倾向时,便以对社会群体的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竭力泯灭自己的童心和真情。当天国的奇葩也不能不屈从人间的规范时,经过神火煅炼的顽石仍矫矫独立于尘世的身姿就显得格外崇高了。贾宝玉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他的“自为高过世人”的见识(16回),使他横空出世地耸立于世俗社会之上。这种常人无从仰望的思想高度使他陷入了极端孤立困窘的境地。他不仅受到全社会的排斥和打击,造成“百口嘲谤,万目睚眦”(5回)的严重局面,甚至连他倾心相恋的意中人林黛玉也不能与他保持同步。在林黛玉这样一个比薛宝钗更有力量的衬托者所造成的思想反差中,人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和肯定贾宝玉这一形象所具有的重大思想意义,也更有理由来肯定贾宝玉精神上那种巨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的积极内涵。这是他“对当代的蔑视与否定,对斗争的渴望与困恼,由于感到孤独、感到软弱而发生的绝望”(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285页) 。他的软弱、彷徨、困惑、悲观,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孕育着的近代黎明的最初的躁动,这是一种腐朽中的生命,灰烬中的火星,绝境中的希望,因此具有最大的局限性和最小的革命性。但谁又能说这不是起于青苹之末的狂飚的先兆,隐于古莲之核的胚芽的萌动呢?这正是林黛玉重大价值形象的一种特殊的确定。

第四,林黛玉形象的独特性所产生的审美影响的普遍性。

相比较而言,在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典型形象中,贾宝玉更多地“悬浮”在情感世界和理想境界中,体现出作者对自由的精神生活的向往,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他是作者对未来世界所作的心灵探索的理想人格的化身。薛宝钗则稳稳地立足于坚实可靠的尘世土壤,她从未有过情感的飞扬和思想的腾跃,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谨慎尊重,她是曹雪芹现实人格的化身。贾宝玉富于理想性,他对时代的超越之高远,几令作者本人也感到晕眩;薛宝钗的过于现实,使她散发出一股极其浓重的庸人气息,又不免令人心短气折。林黛玉在其前半生,由一种不自觉的自我发展的要求,主体人格中理想的一面占了上风;后半生对社会群体的归属意识,则使她的理想人格为现实人格所抑制。因此,较之前二者的各趋极端,她既有理想的成份,又有现实的成份,表现出两种对立的思想意向在作者头脑中的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所以,这一形象更适于传达作者怀旧与趋新复杂交织的矛盾心态而在作者精神上造成某种“不稳平衡”。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作者那在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中游弋往还的思绪得到了抒发和渲泄,他骚动的心境获得了某种安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到林黛玉似乎是曹雪芹最为心爱的一个人物。在社会中,一般人都是在灰蒙蒙的现实中希冀着理想的奇光异彩,而同时又很难冲破现实的羁绊。这种心理机制使贾宝玉的过于虚幻和薛宝钗的过于平庸都不如林黛玉的半理想、半现实更容易令人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在林黛玉身上,“想象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在一种完美的人性里”(席勒语),为此,她的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得到更多的审美关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林黛玉形象的这种独特性所造成的审美优势早就使许多人把她当作了《红楼梦》的第一主角:“此书专为灵河岸上之谪仙林颦卿一人而作。”(解庵居士:《石头臆说》,《红楼梦卷》第一册第189页)“《红楼梦》作者精神全注黛玉,譬诸黛玉花儿,紫鹃护花幡也,宝玉水也,贾母瓶也,岫烟、宝琴、湘云、三春、香菱、平儿诸人蜂蝶也。宝钗,袭人淫雨狂风也,凤姐剪刀也……”(谢鸿申:《东池草堂尺牍》,《红楼梦卷》第二册第383页)这些立论虽失之偏颇,却也说明了林黛玉这一形象的入人心之深,得人心之甚。

对林黛玉这一人物的塑造,曹雪芹是早就成竹在胸的。第5回中写到,那一天,太虚幻境中原是准备接待“绛珠妹子的生魂”即黛玉的,后来却将宝玉引进幻境进行“再教育”,再也不提黛玉了。由此可见警幻仙姑已预见到黛玉自会“迷途知返”。而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入“迷津”,作为“钗黛合一”化身的可卿则安然无恙地站在干岸上的情节,又预示着宝黛在思想上最终将分道扬镳。

对林黛玉形象的充分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作者本人的思想状况。从林黛玉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曹雪芹对历史、社会和人生所进行的八方探索的失败。但这种失败正反映着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必然,所以尽管是失败,这种探索本身还是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的。林黛玉这一人物的思想与曹雪芹本人心态的大致吻合,使我们感到我们对林黛玉形象所作的分析是比较接近曹氏本人的主观命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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