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审美趣味

林黛玉的审美趣味

林黛玉的审美趣味

林黛玉

一 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

在论凤姐的笔记里,我写过大意如下的感想:《红楼梦》塑造人物的方式,仿佛戏曲的表演艺术,直接通过人物的行动,间接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环境的特殊点,显示得仿佛就在观众的面前,或者说是读者已经直接感受过似的。对林黛玉形象的塑造,也常常运用这种由此及彼的方式。

我所指的环境,既指物也是指人。既是指互相之间面对面的在场人物,也是指并不在场只不过在他印象中的别人,或别人给予他的某些印象;既指读者或观众直接见到与人物同在的事物,也指我们只能间接感受得到、呈现在人物心中或目中的其他事物。在这部小说的第二回里,林黛玉已经以比较抽象的形态,间接出现在贾雨村对冷子兴的闲谈里。话虽不多,却把黛玉那“本自怯弱多病”等特征作了带伏笔作用的交代。至于贾雨村的论“清明秀气”,有关“情痴情种”等议论,读过《红楼梦》的读者可能觉得,不只暗示着宝玉,也暗示着黛玉等人物的性格特征。有些读者认为,多情而又高洁的晴雯是黛玉的影子,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曹雪芹对黛玉性格的描绘,与宝钗、湘云等所谓闺阁中人,互相对比着又互相照应着。薛宝钗初来贾府时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她“年岁虽不大,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不及宝钗。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这种一击两鸣的写法,使黛玉与宝钗在对比中,得到一种信手拈来却又给人较深印象的描述。传统的中国画论认为:画的妙处在有笔墨处,也在无笔墨处。无笔墨处皆成妙境。这,也就是诗论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林黛玉这个用语言塑造出来的形象,往往是从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特殊点着力,不都是直接写黛玉的行动的。

曹雪芹之于黛玉形象的塑造,最着力的是对她言行的直接描写。单说她在第三回书里第一次出场,寥寥几笔,就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这黛玉尝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都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这么简略的笔墨,却也给黛玉画出了生动的速写。且不说她与“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宝玉的见面,单说她听见凤姐在后院笑说她来迟,“不曾迎接远客”而引起的“纳罕”,可见她的细心和有见识。“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肆无礼?”这样,既间接写出凤姐的个性特征,也直接写出黛玉的敏感。⑴

黛玉不是作家、画家、戏剧家。但她却具备了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而且,她在听艳曲而警芳心的那一回里,从自己的艺术爱好出发,发表过值得艺术家重视的审美观点。她听了女孩子唱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戏文,引起她发出了如下的感慨:“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为黛玉所否定的那种“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的状况,是否只存在于“不会看戏看热闹”的观众的活动之中,而导演或演员就一定可以属于例外的呢?是不是人人都可能“看门道”即“能领略其中的趣味”的呢?这可未必。

据说目前出现了一种论点,预言“尽可能地运用现有的物质条件,使传统戏曲更臻于艺术佳境”。我想,倘若把这种观点应用到《牡丹亭·惊梦》一场,弄得满台“姹紫千红开遍”,不成问题,戏是更臻热闹了。不过任何物质条件的运用都不能不看具体条件*?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有用的和美的。倘若它的运用有损于戏文对角色个性、情感、心理的特殊点的刻画,不利于观众想象力的适当发挥,正确意义的“艺术佳境”岂不大成问题?看来林黛玉想的“领略这其中的趣味”,符合观众的审美能力和要求。对于怎样塑造形象以对人们进行美育的艺术家,不是一点借鉴意义都没有的。

《红楼梦》写黛玉的文才,有些环节是用补笔。第七十六回,中秋夜黛玉与湘云赏月联句时,才补写了构成大观园的局部,凹晶馆和凸碧堂。这不只补写了“试才题对额”那一回书所没有直接提到过的这两处景致,也补写了黛玉的艺术才能。黛玉对湘云说:“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因那年试宝玉,宝玉拟了未妥,我们拟写出来,送给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舅舅瞧过,所以都用了。’”曹雪芹没有具体写出贾惜春所画的大观园示意图,这当然不免增加了乐于给大观园作考证者的困难。但也幸而因为作者没有“完整”地描画出那么一幅图画,读者才有可能在这种留有余地、带假定性的描绘之前,有所领略也有所补充,因而才觉得它是“有好文章”的吧?

二 和云伴月不分明

倘若用一般青少年的审美水平看林黛玉,她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能力未免显得太早熟了。可是,就曹雪芹心目中那“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这种带理想化的“当日所有之女子”的形象塑造来说,尽管黛玉在美学观念等方面显得早熟,却也是合理的和可以信服的。

不论读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有多么显著的差异,对《红楼梦》基本思想的判断有过多么严重的分歧,但是大家都没有忽视她在全书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对她那多愁善感的性格特征的分析,对她那不幸遭遇的社会原因方面的设想,……以至作为婚姻配偶对象的观感,都存在着认识方面的尖锐对立。看来林黛玉这个人物的个性,不是那么容易认识的。她的形象跃然纸上,却又不那么容易捉摸。倘若只凭表面的感受而下判断,那就难免对她引起可能使她生气的误解,以至产生不应有的亵渎。譬如说,假定贾宝玉真能如愿以偿地和她结婚,她那“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的个性,婚后对于本来就有“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宝玉来说,麻烦还少得了吗?当然,用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红楼梦》,不比考证派或索引派更能读懂《红楼梦》。譬如说,假如林黛玉的命运不是以悲剧结束,有情人皆成眷属地和贾宝玉实现了“木石前盟”,她会不会逐渐变得象王夫人之于贾政那么安于一个夫人的生活呢?人们习惯于把黛玉看作宝钗争夺“宝二奶奶宝座”的一种对立着的力量,我却未能从前八十回读到她是在怎样为了实现“宝座”而努力的。诚然,她对婚姻问题“不放心”,但她至少不象紫鹃姑娘替她操心那么显得露骨。至于她的多愁善感,虽然与贾府这一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相关,但她那“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悲观情绪,不单纯是贾府那阴暗的社会所造成的。从总的方面来看,尽管贾府也促使她产生了“不知风雨何时休”等痛苦的感受,但包括她与湘云以至宝钗的关系,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方面,也有在赏花吟诗等使她感到愉快的共性。某些亦此亦彼的客观实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认识方法所能认识的。黛玉那既孤癖也愿意和大家玩乐的行动表明,黛玉个性既单纯又不简单。这一特点很难用一般的鉴定法给予鉴定,一般的鉴定法不见得能够如实地概括她的个性。

我一再提到形象的多样性、丰富性,不仅有鉴于某些文艺作品那种不利于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技?的提高,也就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的简单化的文风的必须克服。恩格斯认为,客观世界自身存在着起支配作用的“客观辩证法”。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他以认识始祖鸟等动物的特征为论据而指出形而上学方法那种“‘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他否认“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同时,认为“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主观思维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2)。然而,至今对林黛玉或王熙凤等人物的再创造,也还存在着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因而形象不符合《红楼梦》人物的个性,也不符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和理解过的各种人物的个性。

作为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黛玉对她一生中关系重大的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态度,较之《西厢记》里的崔莺莺、《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都显得更带理想性。黛玉形象的理想化,具有超越前人的显著特征。她把异性的宝玉当作知己,这一点不同于崔莺莺之于张君瑞,杜丽娘之于柳梦梅。她不只追求如意郎君,更不以只做一个“宝二奶奶”为满足。尽管她在爱情问题方面的态度与莺莺等人物同样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这只是她那反封建的性格的重要的一面。另外,她在“仕途经济”等方面与宝钗、湘云在认识上的对立表明,她那反封建的思想内容,远比崔莺莺、杜丽娘的实践活动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要广阔得多。当然,她并没有脱离那个时代,思想上还存在着受了封建道德的毒害而有苦说不出的封建性的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认为,她虽然萌发了反封建的思想萌芽,但对于如何才能从困厄中解脱自己,如何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似乎多少有点“和云伴月不分明”(黛玉《梦菊》)的意味。看来她也苦于自己的不自知。

生活实践告诉我,明知严重的打击一定不可避免时,恐惧与痛苦的重压反而会大为削弱。林黛玉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一点,既反映着她与客观环境的矛盾性,也反映了她自己在认识方面的非彻悟这一思想状况。不把这个“好”写得完美无缺,不是《红楼梦》的缺点而是它那现实主义特征之所在。

三 却只管出神

林黛玉在贾府,较之贾宝玉显得更孤立。尽管人们把宝玉看成“疯疯傻傻”的“惫懒人物,懵懂顽童”,但因为贾母溺爱他,拥护贾母的人们厚待他,他的处境远比黛玉优越。而黛玉,尽管和宝钗同样是贾府的亲戚,为什么远不及宝钗那么受到上下的器重,看来不只是因为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女。她不仅不象宝钗那么有财、有势而善于笼络贾府上下,而且因为她的性格近似宝玉那么“行为偏僻性乖张”,甚至远比宝玉孤僻得多。不能否认这也是她在贾府显得孤立的主观原因。有时以菊花自比和自慰、自得的黛玉,“嘴尖”也就是看不惯庸俗作风和世俗观念的黛玉,在贾府处于曲高和寡的境地,这是合乎逻辑的。她的孤立既是她说话容易得罪人的结果,也是她不从流俗的做人态度的反映。做人态度的特殊性,基于人们的世界观的差别。黛玉那“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个性,与宝钗那“行为豁达”或“随分从时”的个性的对立,不单是什么脾气如何的问题。

看来黛玉的叛逆性,不只表现在她那不同于宝钗、湘云以至袭人的人生目的。她受到不愿追求名利的宝玉的器重,也不只器重她对他那不愿追求名利的同情。第一次与宝玉相见,黛玉就大吃一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这种一见钟情的态度,不见得是作者对佳人才子的老套的因袭。这回中宝玉抑?掉通灵宝玉那“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表现,其实是有故的。作者没有直接写出黛玉对此在心理上的反应。但后来,一系列的情节表明,她是把宝玉视为知己的。如果说这“扣了环”的一对,在友情、爱情、痴情各方面是有共性的,是互相照应互相影响着的,那么,他俩的亲密关系,譬如说,黛玉对宝玉心中“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的原因,究竟是不是只限于两人都憎恨“国贼禄蠹”这些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志同道合呢?许多情节使我觉得,他俩的叛逆性格,不只表现在是非善恶的标准的一致性,而且还表现在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方面的一致性。

可以认为,包括黛玉嘲笑刘姥姥是“母蝗虫”,既表现了她看不起穷人的贵族小姐的思想感情,也反映了她憎恶在她看来是低级趣味的行为的审美观念。如果说“神游太虚境”或与薛蟠、冯子英之流也能和平共处的宝玉,还未能排除黛玉所嘲笑的“世俗的取乐”,那么,包括黛玉的诗论、诗词、戏谑……,她的审美观念更不带那些世俗的低级趣味。^红玉代表贾府中人,对坠儿说黛玉“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这并非红玉对黛玉的想当然的鉴定,这是符合黛玉不“得下人之心”的言行的。问题在于,她所要刻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她那“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心细,与琏二奶奶那种“心机又极深细”的心细,有没有个性本质的差别。^相对地说,黛玉不只是不同于宝钗等女性的新女性,较之向往婚姻自由的崔莺莺、杜丽娘那种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也是显得更新的女性。当然,包括黛玉那较别人高尚的审美观念在内,她的性格自身也有矛盾性。这,正是不同立场、观点、态度、方法不同的读者,对她性格整体引起了各取所需的判断的原因。但是封建思想的影响并未淹没她那萌芽状态的新思想、新感情……新的审美趣味,这就不能否认她那性格方面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王国维论词,提出了“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分”。这话有道理。不过,对于黛玉性格的刻画来说,这种划分未必是确切的。用王国维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而曹雪芹所塑造的林黛玉,可以认为是“写境”与“造境”的对立统一。这一形象的塑造,既是理想化的,却也是写实的,所以是“合乎自然”的。

艺术的真实感既然是欣赏者对形象的反映,既然它以艺术形象为感受对象,有没有真实感仍以形象所再现的性格特征为依据,为前提。曹雪芹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里,反对“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佳人才子等书。而黛玉不只是一个佳人也是一个才女。不过,黛玉不同于《会真记》里的莺莺小姐,她与宝玉的“妙词通戏语”,那戏语自身也不是“终不能不涉于淫滥”的。对于《西厢记》中的词句,她的感受自身也带矛盾性。一方面,她“但觉词句惊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一方面她对宝玉那太不含蓄的戏语引起“欺负我”的反应。这样的矛盾性是合乎自然的,形象没有矫揉造作的毛病。

四 不觉心痛神痴

关于林黛玉的叛逆性与她爱读《西厢记》的关系,所以能引起我兴趣的原因,既在于林黛玉对贾宝玉戏语“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的反应所体现的人物心理的矛盾性,又在于黛玉与宝玉和解时嘲弄宝玉胆小所引用的《西厢记》剧词,显示着她那出色的记忆力与在特定条件之下加以应用的敏捷才能。

黛玉听了宝玉的戏语,“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登时带怒含嗔地指着宝玉说:“好好儿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黛玉“说到‘欺负’两字,就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有趣得很:倘若说黛玉完全没有感到受了“欺负”,她对宝玉的戏语的反应不会这么认真。她的反应,当然不仅仅是指宝玉对她的“欺负”。联系其他情节来读,觉得她此刻的嗔怒和受了委曲的精神状态并不简单,也许包含着“人言可畏”等顾虑。

“宝玉急了,忙向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儿罢!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儿,我往你坟上驼一辈子碑去。’说的黛玉嗤的一声笑了。”黛玉揉着眼睛,一面热炒热卖,袭用了红娘嘲弄张生的剧词,笑道:“一般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儿不秀,你是个‘银样蜡枪头’。”宝玉听见黛玉借红娘嘲弄张生的剧词来嘲弄自己,笑道:“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黛玉对此的反应,成语用得颇切合此时此景和此情:“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

在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莺莺从妆台上看到张生让红娘带来的简帖儿,责怪红娘:“小贱人,这东西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红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半截来。”当红娘说要把这简帖儿拿到崔夫人那里去“出首”,莺莺却揪住红娘,说“我逗你耍来”。从形式上看,仿佛黛玉从生气到和解,是以《西厢记》这一情节为蓝本的。从特定情节所表现的心理内容来看,黛玉与莺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大不相同,而且恰好表现了曹雪芹敢于利用传统文艺而自己作品富于独创性的艺术素养。^可否认为:莺莺小姐的生气,是喜出望外而又有所顾虑的一种撒娇,而黛玉的生气,却是不愿意把她那“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分明被说破。不能否认,受封建礼教熏陶的林黛玉,在这么不平常的问题之前也是有所顾虑的。但她所顾虑的不是相国夫人或贾母,而是顾虑以“舅舅、舅母”为代表的人们的反应。看来,除了这种顾虑之外,这么巧妙的回答,和黛玉作为才女所具有的特定的审美观念也有一定的联系。第四十八回,黛玉对香菱论诗,说香菱诗作“意思都有,只是措词不雅”。这种反对直率文风而提倡雅(含蓄)的主张,正如她称赞陶渊明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艺术美在于“淡而现成”那样,她对艺术欣赏所流露出来的审美观念,不能不表现在生活实际的待人处事。^黛玉对《西厢记》的欣赏,是不是仅仅欣赏其中的男女之情?是不是主要在欣赏其中的男女之情?只要联系地看同一回书里的情节,看她听了梨香院女孩子们在演习戏文时的反应,也就不难明了。当她听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觉得它“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当她又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而想到艺术与欣赏的矛盾,“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当她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觉心动神摇”,联想到古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古人词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和《西厢记》中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等句,“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黛玉对《牡丹亭·惊梦》曲子所引起的“心动神摇”或“心痛神痴”以至“眼中落泪”,是伴随着“仔细忖度”这种体验以至思考引起的。作为一种审美心理来考察,她的感动包含着“光阴荏苒须当惊?”(黛玉《春灯迷·更香》)等复杂的心理内容。至少,不等于她只是对婚姻问题的患得患失。在黛玉心灵中无法解决的不限于婚姻问题,所以作为知己的宝玉也不能使她的痛苦变作自己心灵的和谐的调子。^在这里,再一次显示了《红楼梦》那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一致。

五 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

七十年代读《战争与和平》,读到少女纳塔莎坐在窗框里看月亮,她那活泼的飞向空中的幻想,看到她坐在窗框上的那幅插图,使我再一次想起二十年代私立大学一位也爱看月亮的女同学。不过,据说她常常是一个人看到深夜,脸上有时有泪光,一向不愿向人表白她当时有什么幻想。这位从书香门第出来,会下围棋、长于古琴的女同学,看月亮时是会胡思乱想的。不过,令她出神的幻想,不大可能象纳塔莎那么神往于自己也说不清的什么幸福。她那沉默寡言的神气,使我觉得她颇像有才而又忧郁的林黛玉。八十年代我回成都还向旧同学们打听她,据她们说她在还很年轻时就病死了,更不知道她是否也像纳塔莎那样有过安德列王爵般的如意郎君。倘若她能活到现在,当然已到了贾母般的年纪。但她即使有养尊处优的物质条件,未必也能变得象贾母那样安于混日子。我想,她不会没有读过《红楼梦》。我很难揣测她对林黛玉的性格有什么观感,也不知道她是否会像林黛玉对宝钗谈到自己那样谈到她自己。不过,林黛玉对薛宝钗的坦率,只限于自己的身世和在贾府的处境,只限于在感激对方对自己的关心而承认自己多心,错怪过对方“心里藏奸”,从来没有涉及关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见解。仿佛可能因为她觉得,要谈这些问题就有损于妇女规范。她既然不那么安于现状而有所追求,倘若说她的灵魂中还带着一些封建性,这不见得是对她的诬蔑。反过来说,不否认林黛玉还没有力图摆脱封建思想影响的自觉,不一定就有损于她作为叛逆性格的新面貌。

曹雪芹写林黛玉个性自身的矛盾性,方式是多样化的。我在《论凤姐》的第三十九章里,为了论证文艺的社会作用,曾经摘引过作为读者的黛玉,怎样参加了作为作者的宝玉的《芙蓉诔》的修改。这里不妨从不同角度再一次引用它。

本来,《芙蓉诔》里有这么四句:“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垄中,女儿薄命。”黛玉认为:“这一联意思都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滥些。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什么现成的真事呢?“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糊的窗(3),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称赞黛玉“想的出,说的出”,还说“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只是愚人蠢子说不出、想不出罢了。但只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但居你则可,在我实不敢当。”黛玉说“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宝玉说:“论交之道,不在肥马轻裘,……倒是这唐突闺阁,万万使不得的。”正如有人太注意不要把口号叫错,结果因为精神过分紧张,反而叫反了口号的内容那样,宝玉唯恐“唐突闺阁”,结果反而引起了唐突黛玉这位闺阁的危险而不自觉。宝玉说:“如今我越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诔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宁可弃此一篇大文,万不可弃此,‘茜纱’新句。竟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环薄命’。如此一改,虽于我无涉,我也是惬怀的。”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此语。况且‘小姐’‘丫环’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宝玉说“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说:“是你要劒?的,并不是我说的。”正在这么说笑,宝玉“自有我在”地把嘴说滑了:“我又有了,这一改可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样一来,“直接唐突闺阁”了。

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笑着点头称“妙”,说“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

恕我不再抄录下文。其实,黛玉在下文劝宝玉改改脾气的那“一年大二年小”的理由,与黛玉的“狐疑乱拟”很有关系。脂砚斋“慧心人可为一哭;观此句便知诔文实不为晴雯而作”等批语,说出了上述情节的双关性与暗示性。这一情节不只预示着人物命运的未来,也是善于塑造形象的多面性,因而读起来象面对《悲惨世界》那样令人震动。黛玉压抑她那难言的痛苦,我却越想越觉得黛玉处境的悲惨。有人向我提出,怎样说明文艺欣赏的共鸣,我看每个读者都可能有自己的实践经验作为论证共鸣现象的依据。

六 半为怜春半恼春

修改《芙蓉诔》的情节的重要性,我看主要不在于它是后来宝玉哀悼黛玉的伏笔,而在于这就多方面地接触这个人物的灵魂的秘密。也就是作者为了避免这个既带反抗性而又不可能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典型形象的丰富性受到削弱。

如今,在文学作品里有一种不值得称赞的状况。那就是,恋爱场面的泛滥。不管有没有必要都来这一手,甚至把古代题材现代化。当林黛玉在某些艺术里被再创造的时候,她也在精神上穿上了时装。这很难说这是艺术家富于创造性才能的具体表现。也许因为他们对林黛玉太钟爱了,太爱她反而使她的基本特征走了样。她虽不可能再提出什么“我告诉舅舅、舅母去”的抗议,我看对她“手下留情”岂不更“合乎自然”?

黛玉对宝玉这个“我命中注定的天魔星”的爱情,当然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不能忽视的。然而,黛玉虽不是演员,她对“天魔星”的态度很有分寸感。这,正是她之于性爱的态度,和现代女性或古代的尤三姐等女性的态度的差别之所在。如果把黛玉之于爱情和性爱写的缺少黛玉的个性,不只角色贾宝玉会觉得“怪腻的”,作为小说读者的我也不免会觉得是“怪腻的”。在“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那一回书里,在床上的黛玉合着眼说:“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她,说:“我往那里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宝玉这句话说来虽是向黛玉耍赖的,却不妨当作一种审美心理来理解。

在同一回书里,写宝玉来到潇湘馆之前,怎样看戏的感受,表现了他那与众人相矛盾的一种审美观念。贾珍这边唱戏,唱的是《姜子牙斩将封神》等戏文。“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去闲耍。”宝玉这么不喜欢热闹,和第十九回黛玉在梨香院外听唱《牡丹亭》,听到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尝心乐事谁家院”而“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一样,是她拥有比较高尚的审美观念的一种表现。这既是他觉得到了潇湘馆,才免得再感到腻味的近因,也是他和黛玉有共同趣味和情思一致的一种具体表现。也许因为潇湘馆拥有刺激“创作”的特殊条件,他编造了耗子偷芋的故事才是富于灵感的。

黛玉一再用戏谑性的语言嘲笑宝玉与宝钗的关系,编造了宝玉倾慕宝钗那特殊条件的戏谑之言。如果可以当做创作来观赏,不妨说它也象宝玉那耗子偷芋的故事一样,是意在言外,因而并非索然寡味的。当宝玉从黛玉袖中闻到“令人醉魂酥骨”的异香,拉住黛玉袖子“要瞧笼着何物”,引起了一段具有考验演员的审美观念是否高尚的对话。这段对话对于二人那所谓两小无猜的关系,写得非常有趣。因为读者可以自己找《红楼梦》阅读,恕我在这里只好割爱了。

《红楼梦》有不少涉及黛玉与宝玉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纠葛。然而这一切都止于痴情而没有越过封建礼法的界限。“质本洁来还洁去”的林黛玉,有时“小性儿”得出奇。但是,看来她对宝玉的爱和恨,虽然不为封建舆论所容忍,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却是纯洁的,可爱的。

“误剪香囊袋”的情节,与“静日玉生香”的情节相对比。如果可以说后者更带喜剧性,前者可以说多少带了一点悲剧的色彩。宝玉一身的佩物,都“赏”给祝贺他在大观园获得艺术创作的成功的小厮们。黛玉听了袭人那“带的东西又是那起没脸的东西解了去了”,于是很生气。对宝玉说:“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了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赌气回房,把宝玉烦她做的才做了一半的另一个香袋儿铰坏。宝玉也生了气,从穿在里面的红袄襟把黛玉做的那个荷包解下来递给黛玉:“你瞧瞧,这是什么?我那一回把你的东西给人了?”黛玉见了,“自悔莽撞”,“又愧又气”。宝玉这回的确有点莽撞,说气话而气得黛玉“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黛玉的生气体现着一种“半为怜春半恼春”(黛玉《葬花吟》)的意味。^黛玉要宝玉珍爱她的作品,也就是珍爱她自己对玉宝的感情。宝玉珍爱黛玉珍爱“我”的感情,也就是对于黛玉“她”的感情的珍爱。偶然性的风波引出来的这一场纠葛,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地反映着他俩的爱。然而这个荷包或另一个香袋儿,都不等于红玉赠给贾芸的手帕。它所寄托的,是黛玉对宝玉的一种更热烈却也更真挚的痴情。

七 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

读过《红楼梦》的读者,不难联想到第八回宝钗的冷香丸、金锁与和尚的来历,因而不难了解黛玉那出众的戏谑艺术的创造才能。在宝钗看来,黛玉的性格是“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第四十九回)联系上述黛玉对宝钗那间接性的戏谑看来,宝钗对黛玉的评价说对了一半,有一半却没有说对。

对宝钗“有些抑郁不忿之意”的黛玉,这次对宝钗那间接性的戏谑,正如她包括对宝玉的直接性的戏谑(例如第二十八回“……原来是个呆雁”),都是“有心”的,而且往往对宝钗很“有心”。但在表现形式方面,却仿佛是“无心”的。从出发点与过程的矛盾看来,黛玉的嘴在形式上并不很直,而是惯于用曲笔的。当然,黛玉的嘴有时很直,第二十回和宝玉赌气,嘴巴岂不是很直的吗?但“我作贱坏了身子,我死,与你何干”等语自身,其实蕴藏着复杂的心理内容,直中有不直的因素。当我接触到某些唯恐读者不理解人物的心里内容,不惜令人发腻地用断语等作注解的文学作品,不能不欣赏曹雪芹这种“有心”而似“无心”的文风和黛玉语言中的潜台词。

提到第八回,宝玉与宝钗关于“宝玉”与“金锁”的对话,对宝玉与黛玉那种不同的个性的具体描绘,她与宝玉的关系的生动描绘,多么富于特殊性。关于宝钗那“一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的来历的对话,与“静日玉生香”那一场的对话相比较,在艺术上更显示了曹雪芹那故意相犯却又并不相犯的艺术手法所体现的艺术才能。

宝玉看了金锁上那“不离不弃”和“芳龄永继”而笑问:“姐姐,这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不等宝钗回答,莺儿笑道: “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宝钗不待(莺儿)说完,便嗔他不去倒茶。看来宝钗在故意回避与宝玉接谈这“一对”与非“一对”的问题,“一面又问宝玉从那里来”。我想,如果有人愿意对此情节再作创造,希望强调宝钗的敏感与自重等作为所谓大家闺秀的性格特征,不要再为了“突出主题”或加重“批判性”而把她塑造成一个阴谋夺取“宝二奶奶宝座”的变相的丑旦。

当宝玉的注意点转移到“幽香”,“遂问:‘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宝玉又问:‘即如此,这是什么香?”宝钗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正如宝玉曾对黛玉所作的声明,宝玉与黛玉、宝钗的关系的亲疏,在这两次不同的闻香中也有所表现,她们的话里都有值得品味的潜台词。

如果可以认为宝玉此次对香气是一种慕化,后来那次对奇香就有点近于占有欲的流露了。黛玉虽然不拒绝宝玉那样不曾越轨的占有,仍然不失其作为小姐和表妹身分的矜恃。而“素日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的宝玉,尽管他以黛玉“命中的天魔星”的身份与关系出现,尽管“静日玉生香”的情节已经接近性爱的边沿,他仍然没有亵渎了“是水作的骨肉”的林妹妹。黛玉对宝玉那耗子偷香玉的故事的反应,也止于“翻身爬起来,按住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骗我呢。’说着便拧的宝玉连忙央告”,而没有“小性儿”到了疑心宝玉真有窃玉偷香的坏心眼。

本来,我想稍为系统地概括林黛玉的个性特征,费了这么多纸张却仍然停止在对于局部的具体的情节的分析,——可见鉴定之难做。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忍不涉及《红楼梦》艺术结构的巧妙而自然,人物性格刻画在发展着的情节,那层层深入等艺术特征。宝玉正在向黛玉求饶,还说“我因为闻你香,忽然想起个典故来”。恰好宝钗进来,以宝玉在元妃面前忘了有关芭蕉叶的典故的事戏谑宝玉,使“静日玉生香”一回书的结尾结得象人们用滥了的赞语——“柳暗花明又一村”。

林黛玉的性格特征是有多面性的,她与宝玉等人物的关系也是有多面性的。她的个性特征是从并非固定不变的关系中逐渐显示出来,所以她的个性不能被人物的肖像性所代替。曹雪芹并非按照固定模式所塑造的这一个新女性的典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却没有排除还存在于她身上的那些受了旧思想的束缚而形成的具体特征。因而形象是可信的和可爱的,性格是善的也是美的……。包括她的审美观念,这个人物的灵魂可能被认为是过时的。但就怎样揭示这一切的艺术手段来说,不能否认它还没有丧失其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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