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悲剧的个性

黛玉悲剧的个性

黛玉悲剧的个性

林黛玉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它毫不掩饰地描写了痛苦的人生、破灭的梦和被摧残的爱情,这显然是它成为一部永恒伟大作品的因素之一。

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开山鼻祖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属于叔本华所说的第三种悲剧——“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它既不需要一种绝大的错误或意外的事变(第二种悲剧),也不需要一种险恶透顶的个性(第一种悲剧),而是普通人在通常的境遇下,处于彼此相关的地位,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眼睁睁地给对方造成了最大的损害,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错的。现代悲剧中的痛苦可以说是人与环境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相互结合,使主人公的美与善转化成为摧毁他本人的工具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善恶报应,也不仅仅是作家对罪恶的执法。悲剧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应对自己行为的可怕后果负责,但那造成毁灭后果的力量却是极度难控制的。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在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加给个人的要求之间,在人的高贵精神和某种“敌对的超自然力”之间,存在着纷纭复杂的关系,由此便派生出悲剧的情节。笔者借此观点分析一下林黛玉悲剧中的个性因素。

《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的悲剧中,林黛玉的悲剧最感人,这和她高洁的性格和叛逆的精神分不开。要考察这一点,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促使她性格形成及发展的情节。

林黛玉出生于一个世袭侯爵中支庶不盛的“书香之族”“清贵之家”,官僚的父亲因为“聊解膝下荒凉之叹”,把这个独生女儿提到男子的待遇抚养,从小便教她读书识字,爱之如掌上明珠。她有着一段比较娇惯的不受拘束的童年生活,但是,由于先天的体质纤弱,再加她母亲的早丧,她的童年生活中,又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清贵的官僚家庭,没来得及对她进行更多的阶级教育,也没有来得及让她充分感受那一社会给女人所规定的一切,而是只给她终身留一个空洞而温暖的回忆。为了减轻父亲的“内顾之忧”,她来到了正当花柳繁华的荣国府。

她一跨进荣国府的大门,立刻就被封建家庭的“脉脉温情”包裹住了。贾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的叫着哭起来”,王夫人吩咐人拿出缎子来为她裁衣裳,凤姐也携着她的手说:“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不好,也只管告诉我”,并且又立即叫人去为她收拾住房。外祖母家最初对黛玉的接纳,不可否认是温暖亲切的,王熙凤的滔滔不绝的赞美和殷勤的照料,固然带有当家人的随机应变,但贾母的挚爱却是真心的,对于这种爱,黛玉不但承认,而且非常珍视,拳拳在心,生怕丧失。但是,贾母的真心挚爱也好,王夫人按礼行事的和蔼也好,凤姐的假意殷勤也好,都不能使黛玉尽释疑虑,她始终确定不了自己是否已被接纳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因此,书中一再描写她对南方故乡的怀念。第八十七回,她引李煜的话“此间日中只以眼泪洗面”表达自己的乡思,第二十六回写道,在她内心深处总有个解不开的隐痛,这就是她的依人为活的命运,这种矛盾经常使她烦恼和痛苦。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误认为是丫头,便拒绝开门,这个纯粹的误会,想不到竟至这么严重地挫伤了她。如果她在门外“高声问”,事情也就了结了,但寄人篱下的处境,不容她多想,立刻在她的心里唤起了这样的感觉:“虽说是在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第八十七回,“紫鹃怕黛玉嫌不干净,自己给她熬粥,她却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月赞,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备,都是人家,这会子又汤儿粥儿的调度,未免惹人厌烦。’说着,眼圈儿又红了。”第八十三回,照管园子的老婆子在黛玉的窗外骂外孙女,“她觉得竟像骂自己”,因此,“肝肠崩裂,哭死过去了”。

由此,我们觉得黛玉似乎是用太多的猜疑和过分的褊狭来折磨自己,但应该看到,形成这一切是有其基础的,长年的疾病使她特别敏感、过虑,多情的天性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又使她变得非常脆弱,而她又生活在一个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强凌弱、“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环境中,这种纯真聪敏的天性也就成为许多痛苦的来源。

林黛玉是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官僚家庭长大的,对荣国府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不善应付,从小失母离父,不仅使她缺少温暖,也使她缺少靠山,但这种孤独的处境,更激起她强烈的自尊。没有受到更多的阶级教养,使她的一言一行,都是来自她没有雕琢过的纯真的天性。在荣国府里,以思想机敏、口舌犀利著称的,只有她和凤姐。凤姐是用自己的口才去逢迎、拉拢、命令,口才是她用来为自己服务的有效武器,而黛玉的口才却闪烁出源自其热烈天性的洞悉一切的智慧。她既不戒备,也不妥协。薛宝钗被她不止一次地讽刺过,史湘云被她恼怒过,惜春被她打趣过……至于谁该得罪,谁不该得罪,她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世间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切都根据她个性的好恶,凭她感情的流转,毫无顾虑地任意而行,既不加任何修饰,也没有半点掩饰。她心里想的,也就是口中说的,而口中说的,又常常是别人所不肯说的生活中的真相。譬如:袭人与宝玉的暧昧关系,太家都心照不宣,但是林黛玉就能当面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这样出自天性的智慧,在大观园里只能被人称作“尖酸刻薄”,而这样的“尖酸刻薄”只能引起别人的警惕甚至嫌忌。

从表面上看,在大观园的热闹生活中,林黛玉是一个最孤独的少女,然而她却有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她有强烈的情感、燃烧的诗情。当刘老老初次走进她的闺房,“只见案上设有笔砚,又见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这是一个上等的书屋”。潇湘馆的一切都有一种诗意。黛玉的三首菊花诗,是借菊花来表明对自己的评价和表现内心的激动不安。她与史湘云耽在凹晶馆联诗一夜,竟忘记了病体的疲弱,当苦心学诗的香菱十分称赞陆放翁的两句偏于纤巧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时,林黛玉对她说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于是她介绍香菱读王维、杜甫、李白、陶渊明等人的诗。由此可见,她是多么博学,多么懂诗的艺术,有一个多么广阔的内心世界。这个病弱的少女,当她翱翔在诗的国度里,就好像谁把她从生活的灰暗、琐屑、烦扰里拯救出来,而变得襟怀洒落,鲜活起来。这样的少女本来应当是充满青春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的,可是生命对于她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艺术型的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主要不是用来感觉生活中的美和诗意,而是用来感觉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是那一社会向她所宣示的做人守则。于是才禀在她身上,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刻的社会折磨。正因如此,她才咏叹出那首表现对大观园生活的独特感觉的《葬花词》。

林黛玉这种性格也渗透到她的爱情悲剧中,并催化了她的爱情悲剧。马克思说:“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处于同样环境的金陵十二钗,虽都以悲剧告终,但谁也不像林黛玉是在恋人的婚礼奏乐声中含恨而死。她的独特的具体的悲剧形式是她个性发展的必然。她的出身、她的教养使她不会像尤三姐那样“忽喜忽嗔”,泼辣刚烈。她的真诚、她的热情也使她决不会像薛宝钗一样冷漠圆通,“装愚守拙,随分从时”。

黛玉与宝玉的恋爱从头至尾有着那么多踌躇难言的问题,遮遮掩掩的表白,煞费苦心的气恼,不期而然的讥讽和误解,这不能说与黛玉的性格无关。

在爱情方面,她有自己的追求。她自己的话讲得明白,“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很显然,这“互为知己”正是黛玉心目中的原则,而黛玉这里的“知己”之叹,正是源自宝玉的“知己”之言。他们的爱情是以思想上的叛逆为基础的,这一点,贾宝玉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芽若她也说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宝玉这段话是针对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仕途经济的学问”而讲的,从而我们又看到在黛玉的“互为知己”的原则中,不只包含着相互了解和信任,同时也包含着思想、观点和目标的一致。不过,就全部的爱情生活来看,有了这个基本原则,也毕竟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爱情还有一些独特的内容。在这方面,黛玉虽然没有用自己的语言完全讲出来,但第五十七回中对紫鹃劝说她的话表示默认,自然可算她的爱情观。其一是“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儿长大”及“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了”。这里的“从小儿一处儿长大”及“脾气性情”相投,不仅是一种理想的爱情,而是造成“知己”并结合成爱情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其二是“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芽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这里反映她要求爱情的专一。所以尽管宝玉向她多次披露真情,甚至在梦中也不忘高呼“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芽甚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但她在宝玉面前,还是从不表示相信,一有机会,仍是不断地测量着爱情。她似乎是永无休止地拷问着宝玉的心。而当她把笃实的贾宝玉“逼得脸上紫涨”,她又暗自感到内疚,感到痛苦。其实,林黛玉又何尝看不到贾宝玉只对她才存在着真正的爱情,她在心里曾这样说过:“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芽”同时,林黛玉又何尝不了解她和贾宝玉的命运原是连结在一起的,她曾经这样暗自埋怨过:“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她极度看重爱情的忠贞,她是“情重再斟情”的。这样,她折磨着宝玉,同时更是折磨着自己。

然而,她的“情重再斟情”也是有缘故的,这就是“金玉良缘”之说。她急切地想要了解宝玉是不是重视这种“邪说”,并为此深深苦恼,宝玉越是着急否认,她便越是怀疑他心里有“金玉”的念头,这不祥之说,为黛玉和宝玉的关系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使他们在大观园里共同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争吵笑闹或沉默使气之中。真是“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给她的爱情带来一些甜蜜的痛苦,那么,她自身的封建传统观念却是导致她爱情悲剧的一个关键因素。黛玉虽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从不说那些混账话”,但她毕竟生活在封建传统观念像空气一样地包围着每一个人的时代。爱情,即使从黛玉的眼中看来,也是一件可怕的、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她经常处于这样的心理矛盾中:一方面希望宝玉对她倾吐衷肠,但另一方面当宝玉赤裸裸地表白爱情时,她又忽然变得气愤和悲伤。有好多次,宝玉在她面前这样表露真情:“我就是那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你死了,我做和尚……”当她听到这些话时,总是气得说不出话来,或者“早把眼圈儿红了”,又认为那是“胡说”、“欺负”等。有一次,她听了贾宝玉的倾诉之后,感到“如雷轰电掣”,细细思之,竟比从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谁知她“怔了半天以后,又是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封建礼教像一只无形的黑手紧紧扼住她心里升起的爱情,她既敏感地觉到现实的阴冷,但又似乎对贾母等封建家长抱着幻想。她既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不肯在贾母、王夫人面前献殷勤、讨欢心,只能用渺茫的希望填补空虚的等待。当傻大姐泄露机关,她如遭雷轰电掣地迷了本性,悲痛与愤怒都变成了“笑”。她从那冥冥幻想之中一下跌到现实面前。横在林黛玉面前的只有一条生路,就是那一社会给妇女们规定的铁律,不准有爱情,只能遵守封建礼教,服从命运的安排。然而,她的性格中的纯真与热烈使她不能这样做。她只能毫不犹豫地祈求死。

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因为她没了父母,没了家中的财产,因而没有一个有相当社会权势的家庭做她的后盾而造成,但也不能忽视她的叛逆思想和不甘趋炎附势的性格因素。

《红楼梦》产生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停滞和沉闷的时代,整个社会匍匐在礼教与王法的重轭之下,封建统治者正施展着它最后的也是最暴虐的余威。在这异常沉闷而苦痛的时代里,一切生动的思想、美好的感情、鲜明的个性,得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年轻的、有生气的事物,被压抑在沉重的封建僵尸之下,呻吟着,挣扎着,最后只得毁灭。这可以视作林黛玉的悲剧的外在社会根源,当然也是最本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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