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贾宝玉的性格

阐释贾宝玉的性格

阐释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

对于伟大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我们都无法阐述无遗,无法在作者意图的源头与他会合,但是,我们“应该尽量接近这个源头”(1)。《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蕴,为读者提供了多维解读之可能。

      宝玉不仅是“悲金悼玉”的爱情悲剧中的男主角,也是贾氏家族先祖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第5回)的接班人。因此,这一形象既是解读《红楼梦》中爱情悲剧的关键,也是解读其家族悲剧的关键。我们拟结合成长环境,从心理学角度对贾宝玉这一独特形象的个性特征作较深入的分析。

    先秦儒学以政治伦理思想为主体,哲学色彩较淡;作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人性论,自然也不够深入,不管是孟子的人性本善论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论,都使复杂的人性问题简单化了。由道家而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讲成仙、成佛,寻求性命的归宿,相对于儒家对“外”的处世哲学来说,从人自身着眼的道佛可以说是“内学”。宋明以来,理学家不再满足于儒家思想的政治化和伦理化,援佛道入儒,并从儒家经典《礼记》中选取相对来说有较浓的“治内”倾向的《大学》和《中庸》,与《论语》、《孟子》一起,合为《四书》,从中探求性命之学(2)。宋明新儒学的功过至今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得到承认,那就是在将儒学哲理化的过程中,对宇宙人生的奥秘等一贯被轻视的“虚理”有了哲理性的探讨,大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化的思辩色彩。   就人性来说,宋明理学家不满于“本善”或“本恶”的简单划分,以《中庸》“天命谓之性”为理论起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理学创始人程颐提出,“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3)这里的“才”指材,即材料、材质,与人性相通。人性是由气禀决定的,气禀有善有恶,从而人有生而为善或生而为恶者,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先天的善恶。朱熹进一步发展程颐的人性论,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为“天理”,为永恒的善;气为“气质”,有清浊偏正之别。个体的人或物禀受“理”所形成的性是天命之性,是人之本性;禀受“气”所形成的性是“气质之性”,是人之形体。人和物未生时,天理流行于天地之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但理一旦进入形气体质就受到了“气质”的“污染”,就有了善恶。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就是这种“气质之性”,是道德理性和感性欲求的综合体(4)。很显然,这已将人性的探讨上升到宇宙论的高度。理学家这种对人性的哲理探讨在《红楼梦》中有直接的体现,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注意。

      第二回当冷子兴说到贾宝玉怪异的言行并以“色鬼”视之时,贾雨村根据所秉天地之气的不同将人分为大仁、大恶和正邪兼备三类:大仁者秉清明灵秀之正气,应运而生,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等;大恶者秉残忍乖癖之邪气,应劫而生,如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正邪兼备者则兼秉清明灵秀之气和残忍乖癖之气: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娼。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稽、稽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番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贾雨村所列举的这些正邪两备者,不管是隐士、皇帝还是诗人、画家;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俊男还是美女,不管是有异行奇情还是有怪才美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率性而行,不为流俗所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我的真性情。贾雨村在作品中既是现实层面的忘恩负义、贪赃枉法的小人,同时又是寓言层面的“假语村言”、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作者有时通过他来“自表书旨”(5)。我们认为,贾雨村在这里对人的分类应该带有代作者言的性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段话对刻划贾雨村这一形象并无直接帮助,于全书意旨却非常重要。正如小说中有些人物主要具有情节功能一样,贾雨村的这段话也主要起代作者言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想指出三点:一、作者将理学家周、程、朱、张归入“大仁”之列,可见他并不像俗常所认为的那样反理学;相反,他完全接受理学家的人性论,以先天所秉之气来解释复杂的人性;二、作者立意甚高,塑造贾宝玉这一形象是为了探讨他所代表的“一类人”的生命状态,而不是为了反应某时某地某朝某代的积极或消极的思想意识,“无朝代年纪可考”,“易地则同”,都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三、鉴于前两点,我们强调:《红楼梦》审视的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在某种特殊环境之下的生命状态,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人性人情的探索,而不是简单地反科举反封建婚姻制度反封建文化体系。

    如上所述,贾宝玉禀受了正邪两气,具有浪漫不拘的个性。用警幻仙子的话来说就是:

     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天性中的“意淫”是宝玉性格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意淫”有许多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宝玉的‘意淫’是一种对美丽女性的纯情感、近乎是精神性的爱慕,而不带有欲的成分”(6),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宝玉的“意淫”是超越了男女之情的博爱思想。何炳棣先生以生理和心理科学知识,对作品中有代表性的六个“意淫”个案的内容、性质和科学含义进行了细致、准确的分析,然后得出六条结论,大意是:“意淫”不是纯真无邪的感情,也不是博爱或柏拉图式的爱,而是潜意识中对具有性吸引力的美丽女性的一种性情绪,在“超我”的克制之下,最终完成性的升华,“将潜意识中自私满欲的驱力提升转化为体贴、同情、怜悯”(7)。就我们所见,这是对“意淫”的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一种分析和解释。

    如果只是把宝玉的性格说成是天生的“意淫”,那就堕入了先验论的泥坑。曹雪芹以天才的睿智写出了形成“意淫”的后天环境。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认为,男性自婴儿时期始就具有的恋母仇父情结会对其日后的个性以至择偶等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代心理分析派则不再单纯以性潜能解释性格与行为,而更强调社会环境和教育因素。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以及宝玉的生活环境使弗洛伊德所说的“仇父”情结和“恋母”情结在宝玉身上都不会发生,要理解宝玉的性格特征,只能从家庭环境和他所受的教育入手。

    弗洛伊德的《自我与本我》认为,婴儿初生时,心灵结构中仅有包含性潜能和其他各种原始欲望在内的“本我”,“本我”是无法克制的,所以,婴儿的任何欲望比如说饥饿、便溺等都必须立即满足;五、六个月以后,开始生长能调节“本我”的“自我”,但这种调节功能还很有限;到了五、六岁或稍晚,开始生长能对自己的良心、行为进行裁判的“超我”。在“超我”产生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所处环境非常重要,对男孩来说,父亲的教育尤其重要。如果父教成功的话,最初的“仇父”心理会转化成对父亲的敬佩和爱戴,父亲的人品和事业心等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没有父亲的合适的管教,孩子的人格将产生缺陷,《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宝玉出生在一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的贵族大家庭里,荣宁两府的最高权威贾母视他如命根一般;生母王夫人因长子英年夭折,对独子宝玉也就更加溺爱;父亲贾政虽然为人正直但个性刻板,再加上有贾母和王夫人的庇护,他根本无法对宝玉进行正常合理的管教。当宝玉在为大观园题词表现出超常的才情时听不到父亲半句鼓励的话,当宝玉与书童等在书房里闹得乌烟瘴气时,忙于公事的父亲也蒙在鼓里。当然,贾政并没有完全放任自流,书中多处写到宝玉对父亲的恐惧:二十三回元妃下谕让宝玉和众姐妹去大观园居住,宝玉正喜之不胜,忽听父亲叫他,“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而不敢去”;二十五回贾母说:“都是你们素日挑唆着逼他念书写字,把胆子唬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避猫鼠儿一样”;二十六回宝玉正要哄黛玉开心,一听到父亲叫他,“不觉打了个焦雷一般,也顾不得别的,”疾忙走了,从这些情节中可以看出,宝玉的“惧父”心理有多严重。对“宝玉挨打”一节已有了许多分析,一般认为主要内涵是“封建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从父子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是典型的对失败父教的描写。对贾政管教方法的不得当,作者借贾母之口作了评价:

   (贾政)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当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日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

     贾母责备贾政教子无方,贾政无话可说,只好向贾母保证“以后再不打他了”,事实上,贾政从此几乎不再管教宝玉,宝玉的“惧父”心理却并没有消除。正如何炳棣先生所指出的,宝玉“把经常性‘惧父’的紧张转移到对全体男性的憎恶”(8)。宝玉最初的不肯读求功名的正经书,也许只是由于小孩贪玩的天性和娇生惯养导致的任性,但父亲经常为他不用心读书也严加责备甚至责打,则使他产生强烈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父亲逼他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参加科考走上仕途。既然视读书为畏途,对科举仕进当然也就深恶痛绝,所以,凡读书上进的人在他眼里都成了“禄蠹”;再加上耳闻目睹荣宁两府成年男性的种种卑劣行为,尤其是他们对女性的摧残,不但促成了他心理上的“转换”,而且加深了他对大观园以外的男性社会的恐惧和痛恨。从宝玉成长的心理过程来理解他的“叛逆”性格,也许更能把握这一独特形象的心理学深度以及他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开头部分沉痛的忏悔语调: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时,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

     以现实的人生经验而论,当曹雪芹挈娇妻弱子,面对蓬牖茅椽和绳床瓦灶来追忆昔日繁华时,难免不生“天上人间”之叹!因此,我们相信叙述者的忏悔是真诚的,以今日理性之“超我”来反观当日感性之“自我”,大概会有“花非花”“我非我”之沉痛!

    特殊的成长环境和失败的家教,一方面使宝玉对科举仕途以及整个男性社会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养成了他“意淫”的个性和爱红、爱吃胭脂的怪僻。第三回介绍,贾府里哥儿姐儿每人有一个乳母、两个贴身丫鬟,另有四个嫫嫫和四、五个小丫鬟。宝玉更是特权人物,“自幼姐妹丛中长大”,到了婚娶的年龄还在大观园中与一大群美丽的女孩生活在一起。从他的感官发育到心理发育,接触最多的是红颜消退的奶妈、嫫嫫和青春美丽的女孩。相比之下,当然是讨厌前者而喜欢后者,他甚至好几次为了偏袒丫鬟而触犯自己的奶妈。可以想象,从小这些丫鬟们就经常抱他、亲他,她们脸上的胭脂以及特殊的体香都给了他无限的快感,这是一种原始的性的满足。祖母和母亲都庇护、溺爱他,父亲不能时时管教他,管教的时候又很不得法。所以,他对世事的了解对人生的看法多来自身边的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在长期亲密的接触中,他对女孩们的喜怒哀乐有细致入微的了解,并且在情感上有强烈的依恋。年岁渐长之后,不能再与这些女孩无所顾忌地“拉拉扯扯”,少女们脸上的胭脂和体香就成了他意念上时刻不去的恋物,不时激起他的欲念,爱吃胭脂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恋物癖。恋物癖属于轻微的性歧变,在中国野史、笔记中对各种各样的性歧变现象多有记载(9),但是,如此成功地将性歧变运用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曹雪芹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现当代文学中大胆写性的作品不少,但能像《红楼梦》一样既有性心理深度又能深化主题的恐怕并不多见。从性心理学上说,“这一类的物恋现象,若在比较轻微的限度以内,还可以说是完全正常的”(10)。宝玉的恋物癖基本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因为它并没有成为性恋的专一对象,也没有到引发性情绪的程度。不过,有时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比如第十九回宝玉答应了袭人要改掉“吃人嘴上的胭脂”和“爱红”的毛病,到了二十四回竟又要当袭人的面吃鸳鸯脸上的胭脂:

     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功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带着扎花领子。宝玉把那脸凑在勃项上闻那香气,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涎脸笑道:“好姐姐,把你脸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一面说,一面扭股儿糖似的粘在身上。

    很明显,宝玉在这里已经不是单纯恋物,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鸳鸯的服饰,然后集中到脖子,当他凑上去闻体香时,已是情不自禁,讨吃胭脂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以他与袭人的特殊关系,将鸳鸯皮肤的“白腻”与袭人比较这一心理活动更说明他此时的内心的欲念。值得指出的是,宝玉与这些年轻女孩的密切接触,双方都获得了潜意识中性的满足和愉悦。那些女孩纯洁美丽,但也许并不像一般论者所说的那样“无邪”,二十四回宝玉要喝茶,身边的几个丫鬟都不在,恰巧被大丫头小红碰上,给宝玉到了茶并说了几句话,秋纹、碧痕看到后,对小红盘问、讽刺、挖苦,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事实上这小红也是仗着自己有几分容貌,有心“妄想向上高攀”;晴雯、袭人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更是充满了醋意。宝玉之所以喜欢年轻女孩而讨厌生过孩子的老丑的女性,恐怕也不完全是因为她们沾染了男子社会的恶习,而与潜意识中的男性占有欲有关,他经常为那些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女孩要结婚而苦恼,他希望得到天下所有美丽女孩的眼泪,这在潜意识中不是“占有”是什么?同样是已婚女子,在宝玉心目中,平儿因为“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因而竟为未曾在她面前尽心而深以为恨,当意外地为她稍尽片心时竟以为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内心怡然自得”;后来有机会为已婚的香菱换裙、尽心,更觉得是“意外之意外”的侥幸;五十八回他见杏树息花结子想到邢岫烟已许婚,过两年也就要“绿叶成荫子满枝”,再过几年则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于是伤心叹息失落怅惘,“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由杏树结子产生的联想与男子世界的恶习无关,想象中邢岫烟的变化是由与“性”相关的“生子”引起的。可见,大观园并不是无“欲”的透明世界,女孩们喜欢与宝玉亲近,有着两性间微妙的性吸引,在宝玉,是宽泛的“意淫”;在这些初涉世事的女孩,是青春的梦幻。与其说作者是以大观园来象征理想世界的诞生和毁灭,不如说是将宝玉和一群美丽的女孩置放在大观园这个特异之境里,来演绎青春的伤感和美丽、成长的愉快和烦恼。若过分强调大观园的“洁净”,反而不合人性人情。

    在宝玉的性格中,无论是对男性的深恶痛绝还是对女性的温柔体贴,都与他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宝玉的“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气逼人”(第二回);“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20回)。警幻仙姑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宝玉以天生的一段痴情,处千紫万红的大观园中,对众女儿昵而不至于乱,乃所谓“闺阁良友”,乃所谓“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宝玉的“叛逆”个性和方式的确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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