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贾宝玉新在哪里?

“新人”贾宝玉新在哪里?

“新人”贾宝玉新在哪里?

贾宝玉

甲:前次我们谈过,《红楼梦》中人物的诗词,都是人物的心声的流露。作者替人物写出这些诗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一完全是必要的,有益的。是不是这样?

乙:是这样谈过。难道你又有新的看法了?    

甲:没有什么新的看法。不过,情形恐怕也不可一概而论。《芙蓉女儿诔》里面那一联:毁詖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你看有点问题没有?

乙:这是老问题了。“毁口”,“剖心”,而且“忿犹未释”,这样激烈的话,完全不象贾宝玉的口吻。如果“詖奴”是指袭人,“悍妇”又是指谁呢?周瑞家的么?似乎当不起。王夫人么?当倒是当得起,但是绝对无法想象贾宝玉会骂自己的母亲是“悍妇”,还要“剖心”,还“忿犹未释”。

甲:有一位老朋友说过:《芙蓉女儿诔》大概不是写到“痴公于杜撰芙蓉”这一回时,才特地替贾宝王写的。而是曹雪芹自己的生活中,早就有过类似的悲悼,早就写了这篇诔文,后来写小说时现成地用上的。所以诔文中表达的是作家曹雪芹的感情,同书中人物贾宝玉此时此地的感情不尽相合。

乙:这倒是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假设。可惜缺少硬的证据。

甲:有证据,没证据,反正我并不想研究《芙蓉女儿诔》本身的问题。刚刚买来一本《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著),就把“詖奴”和“悍妇”都注为“王善保家的和周瑞家的一伙迎上欺下、狗仗人势的奴才管家们”,这也是一说,我也不一定反对。我提起这个问题来,只是为了探讨一点:为什么所有的研究者和读者,一致都认为“悍妇”决不可能是指王夫人?其实,照我看来,“愚而且悍”,完全可以作为王夫人的定评。

乙:当然是从宝玉一贯的表现来看的。他连向黛玉发誓的时候,还是这样说:“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林妹妹了。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可见祖母和父母在他心里占着最优先、最不可动摇的地位。

甲:说得好!可见,我们常说贾宝玉怎样叛逆,怎样反封建,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贾宝玉的生活中,最直接代表封建势力的,就是这三位封建家长。宝玉对这三个人,却从来没有一点怨恨不满之意,甚至对于贾政,也仅仅是害怕躲避,从来没有任何对抗意识:这也是清清楚楚的。也曾经有人想把贾宝玉尽量“拔高”,但是,如果问问他“剖悍归之心”是不是针对王夫人,恐怕他也不能不犹豫犹豫,难以立刻作肯定的回答。

乙:你是不是对宝玉这个形象的思想性有所怀疑了呢?我认为,宝玉身上那一点民主主义的东西,不管怎么微弱,总是新的东西,所以是可贵的;至于他身上更大量的旧的东西,以及那一点新东西的严重不足,那是历史的局限性,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评论历史人物,不是看他比我们今天落后多少,而是要看他比他先前的和同时的人前进多少。我还是相信这个原则。

甲:原则不成问题。但是,对待一个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单单引用这条原则,就够了么?两百多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千万读者,为宝玉和黛玉的命运伤心痛哭,就仅仅为了他们有那么一点点微弱不足道一一是的,就是微弱不足道的民主性的要求么?

乙:过去的读者说不出“民主性的要求”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所同情所赞成的东西,客观上就是这种“民主性的要求”。

甲:那么,小说里的人物形象,是不是民主性的要求愈自觉,愈强烈,愈完整,他就愈能感人呢?小二黑和小芹,牛大水和小梅,甚至觉民和琴表妹,他们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思想,比起宝玉和黛玉来,不知道深刻、强烈、完整、自觉到多少倍,但能不能说他们都是比宝玉、黛玉更为成功的文学典型呢?

乙:当然不能说。那岂不成了后代写新人物的任何平庸小说,都超过前代的一切文学名著了?

甲:可见,评价文学艺术中的典型,同评价历史人物还是不一样吧!如果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来看,说小二黑和小芹,牛大水和小梅,乃至觉民和琴表妹,远比宝玉,黛玉进步,那是毫无问题的;但作为艺术典型来看,说宝黛的典型不如他们成功,不如他们有意义,就完全不对了。  

乙: 你的意思是要强调艺术性,强调思想与艺术之不可分,强调文艺作品中思想性必须通过艺术性才能够表现出来么?

甲:我也不知道我的意思该怎么表达。我只是有几点怀疑。第一,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们强调宝玉、黛玉的进步性和叛逆性,强调得很不少了。假如有一个青年读者来问我:“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水平,还赶不上宝玉和黛玉,还要我们向他们学习么?”我简直无话可答。

乙:对呀!不是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林黛玉决不可能革命么?

甲:我顶多只能这样回答:“不要看宝玉、黛玉的进步性、叛逆性太微弱!要知道,他们是两百年前的青年。从磐石下面挣扎出头来的小草,比起空旷地上顺利长成的大树,生命力恐怕还是前者更强些。”但是,青年人仍然可以这样驳我;“你这种比较,只有植物学专家们才会感到兴趣。我们普通人,要观赏,要取材,反正只会去找树林,不会搬开磐石去找压在那下面的小草’不管它生命力多少强。”这样,我仍然无话可答。

乙:可是鲁迅也歌颂野草呀!

甲: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鲁迅正是那直刺“夜的天空”的大枣树。

乙:如果这样说,也就同样适用于《红楼梦》。难道《红楼梦》只是磐石下面一根小草吗?

甲:我们说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水平”,不是整个《红楼梦》。其实,就说《红楼梦》,如果单论抽象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研究者们曾经介绍黄宗義、王夫之、唐甄、戴震等思想家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指为曹雪芹的思想渊源。我不知道这个理论能不能成立,但是这倒引起我怀疑另一个问题:如果把《红楼梦》里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容抽象出来,比起那些思想家的理论,可是粗疏、浅薄、软弱得不知多少了。如果单论抽象的思想,《红楼梦》远远不是它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和他同时的戴震。才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的代表者,何况黄宗羲等又比他早多了。如果曹雪芹同那些思想家的思想真有过接触,那只能说他对那些思想毫无理解,甚至是从那些思想的到达点向后倒退了。

乙: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甲:我想,分析宝玉、黛玉、宝钗乃至《红楼梦》里的一切人物,当然都必须分析他们的思想,分析他们之间的思想矛盾和斗争,否则就容易陷于“两峰双水”,“钗黛合一”。但是,又决不能停留在思想的分析上。

乙:当然还要作艺术分析。一一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是说,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出这个人物有什么思想,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刻画性格。是不是!其实,这才真正是艺术分析。

甲:现在这才真正接触到关键了。试想一想,两百多年来,宝玉、黛玉感动千千万万读者,不正是靠他们崭新的美好的性格么?过去,甚至现在,最普通的读者,谁去注意什么“反封建的思想”?他们喜欢贾宝玉、林黛玉,首先是喜欢他们的整个的“人”,喜欢他们的心灵、情操、幻想、追求、执着、割舍、眷恋、诀绝……这一切所构成的“性格”。我们分析思想,也只是为了分析性格。性格的形成离不开思想,但性格不等于思想,性格也不是完全从属于思想。

乙:你这说得对。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史湘云。要说思想,她完全是薛宝钗的追随者。但是读者全都喜欢她,包括最不喜欢薛宝钗的读者在内。不是喜欢她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不是喜欢她劝宝玉讲究“仕途经济”,而是喜欢她那种“英豪阔大宽宏量”、“霁月光风耀玉堂”的性格。

甲:不只是史湘云,无论哪一个人物,性格才是独特的东西。能够成为典型形象的性格,更是极为独特而又有极大概括性的。如果贾宝玉没有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自己大雨淋的水鸡儿似的,反提醒别人避雨;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看见鱼儿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甘心为丫头充役,受丫头的气;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蹋起来值千值万都不管;……如果贾宝玉没有这一切十分独特的性格表现,如果书中不是生动地写出了他那聪明而又憨厚、女性化而毫不轻薄、喜欢女孩子们而也为女孩子们所喜欢的性格,又是让他到处发些反对“禄蠹”的抽象议论,到处说些“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之类的疯疯癫癲的话,谁又会对他感到兴趣?难道我们会把他写进《清代思想史》里面去,算他一个思想家么?

乙:有趣!如果这样,黛玉就更不好办了。她连宝玉那一类的议论也没有发过;她从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路,但“不劝”也只是“不欢”而已,却并无正面的议论。一一后四十回写她忽然劝宝玉学八股文,那是胡说八道!如果把黛玉的一切性性格表现都抽出来,她还有什么呢?哦,她还有一本诗稿,她还她还对香菱讲过诗法。也许,她还可以凭着这两方面写进《清代诗歌史》和《清代文学批评史》里面去吧!哈哈!  

甲: 你这就涉及我的另一个怀疑之点了。当然,《葬花词》在《红楼梦》的诗词中,也许可以称为压卷之作,甚至可以算作整个《红楼梦》的主题歌。但是,如果离开《红楼梦》,如果它是清代某个无名的女诗人的作品,那么选一部《清诗选》时它能不能入选,还是大成问题.

乙:我曾经搜集过清代女诗人的集子,当然都是些通行之本,常见之书,发现其中有不少相当不错的诗,却是任何清诗选本都没有收过的。《葬花词》如果就诗论诗,当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

甲:我们天天说林黛玉,林黛玉。林黛玉究竟有什么了不起呢?她是“玉尺量才”的盖代才女么?她是飒爽英姿的巾帼英雄么?她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么?她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么?她按照新道德,英勇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了么?她按照旧道德,割股疗亲,舍身救主了么?全都没有。不过是十个寄居外祖母家的孤女,同表哥坚贞地相爱着,这爱情却不见容于封建家庭,使她含恨而死,如此而已。她短短十七年的生命里,唯一的才能表现,就是会做几首诗词,尽管也见出相当的聪明材力,但远远谈不到入于作者之林,如此而已。

乙:我更加懂得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宝玉、黛玉这两个人物的典型形象的成功,不仅不靠他们的抽象思想,也并不靠他们的学问文章,才能技艺,立功立德,治国齐家。这就更突出了性格塑造的意义。是不是。

甲:其实,作者自己说得很明白,他一方面说自己创作的目的,是要“使闺阁昭传”,是要写出“闺阁中历历有人”,“以告天下”。另一方面,他却又让“空空道人”向“石头”批评道:“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而“石头”对此也并无反驳。这就是说,所谓闺阁中历历有人,并不是什么大贤大忠,无非是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罢了。    

乙:很有意思。我们天天说,贾宝玉尊重女性。可是,他究竟尊重女性的什么呢?是不是尊重女性的才能技艺,学问文章,立德  立功,齐家治国呢?我们往往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没有认真地透彻地想过这个问题。“闺阁中历历有人”那一段话,我们常常引用;“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这一段话,我们却很少引用。其实,以钗黛为首的所有的少女少妇们。可不正是“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么?这九个字不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她  们的情况么?对,对,确实是这样。  

甲 :我也是最近才明确这一点的。你记得,前回我们谈话时,我也就是只强调“闺阁中历历有人”那一段。根本没有注意“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这一段。其实,贾宝玉尊重妇女,并不必尊重女神女性,并不是尊重女英雄女圣哲,他尊重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妇女,顶多也就是“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妇女。要说民主主义,这才是彻底的民主主义。

乙:让我来分折一下:我们自己虽然并没有想在大观园里寻找花木兰武则天、李清照,更没有想找卢森堡、蔡特金、居里夫人、卓娅、刘胡兰。但是,当别人拿卓娅、刘胡兰的标准来要求林黛玉,或以这个标准来否定林黛玉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有点要替林黛玉向他们道歉,甚至要向他们检讨的意思了。当另一些人把林黛玉拚命“拔高”,简直要说她文才可为李清照的后劲,争自由可开娜拉的先声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有点替林黛玉沾沾自喜了。这都是我们对于“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那一段话太没有注意的缘故。

甲:不仅如此。贾宝玉同样在这个“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范围之内。他不是黄宗羲、戴震,他也不是李贺、夏完淳、邹容,甚至他也不是觉民、觉慧。如果因为宝玉比不上他们,就否定宝玉或是把宝玉“拔高”,都是荒唐的。在我们谈过的宝玉对待父母的态度问题上,宝玉决不是“五四”时期的吴虞。这是毫不足怪的。

乙:我们不是一个圈子兜回来,还是回到那个“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出面来了呢?你起先似乎不是这个意思。

甲:的确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文学艺术,特别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它的任务本来就不是写思想。写文才,写功勋,写韬略,而是要写生活,写人,要写生活着的人和人的生活,而最关键的是要写出人的性格,灵魂、内心世界。如果说,宝玉、黛玉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第一次出理的萌芽状态的“新人”,那么,他们的“新”就新在性格、灵魂、内心世界上,而不是新在什么理论体系、功勋韬略上。

乙:好!好!这虽然是文艺理论的常识,但是好象哥伦布立鸡蛋一样:想不起那个简单的常识的时候,为难得很;想起来却简单得很,而困难的问题正是这么简单地就解决了。贾宝玉的这一条思想,那一条思想,都可能从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武库里找到;即使是他的比较新颖的思想,比起黄宗羲、戴震的理沦来,也零碎得很,不成熟得很。但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聪明、才智……这一切所合成的那个“性格”,却是完全新的,是同他那个社会完全不协调的。正因此,所以遭受到“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命运,被看为“痴病”“疯魔”。这是一切新的性格出现在旧社会中的共同命运。  

甲 :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这样。“五四”时期,宣布了彻底反封建的“新人”的诞生的,是《狂人日记》。现代中国文学上第一个“新人”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被旧社会视为“狂人”,这不是偶然的。贾宝玉一出场,那首《西江月》便说他:“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那么,可不可以说:两百年前曹雪芹笔下的“似傻如狂”的贾宝玉,正是两百年后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遥遥先驱呢?.

乙:宝玉是“狂人”的先驱,这倒有趣!

甲:我看,可以这样说,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文学作品里从没有贾宝玉这样与环境不相协调的人。过去的文学作品里,也有忠良被谗,英雄失路,才人不遇,公子落难,佳人薄命,等等。但是,他们同所属的环境是协调的,就是说,同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观念,同当时的真善美的标准,是完全协调的,他们不管遭遇到什么不幸,总归代表着当时輿论公认的正义和美好的力量,在作品里总能得到当时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了解、同情、赞助和支持。而迫害他们的人,不管怎样嚣张,总归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公认为好邪和丑恶的力量。《儒林外史》写了一个杜少卿,他是中国文学作品里第一个有点不祜了解的正面人物,但是,不了解他的只是那些鄙俗的八股之士,此外;毕竟还有虞博士等了解他的人,而虞博士等人,正是理想化了的封建人物。

乙:《水浒》呢?

甲:粱山好汉们在精神上,仍然是同那个社会协调的。“义”也好,“忠”也好,“忠义”也好,总之都是包括在封建伦理观念的体系之内。只有贾宝玉,以他的整个性格,同他的社会相矛盾。除了林黛玉以同一类型的性格成为他唯一的知己而外,书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有的认为他是“淫魔色鬼”,有的认为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有的说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最低限度也认为他有些“痴病”。他们并不是宝玉的仇人,都是.疼爱宝玉的祖母、母亲、姐姐、妹妹们,还包括那个“恨铁不成钢”的父亲。而且,他们也并不是当时的烁邪宵小之徒,他们的观念正是当时最正统的观念。可是,被他们不通“庶务”“怕读文章”“偏僻乖张”“无能第一”的这样一个“似傻如狂”的形象,却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在中国文学里面,这就不是简单的事了。

乙: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文学里出现了这样的“狂人”的典型,这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极严重极尖锐的问题:究竟是他错了?还是社会错了呢?当然,作品就用美学的评价作出了回答:这样美好的性格和心灵,决不可能真是疯狂;那么,与他不相调和,把他看作疯狂的整个家庭和社会;显然不可能是合理的了。

甲:前次我们谈过,一个贾府是不是彻底没落,并不能代表整个封建社会是不是彻底没落。现在可以说,贾宝玉这样一个与他的社会极不相协调的“新人”的出现,这才真是封建社会将要彻底完蛋的朕兆。    

乙:不过,宝玉的“似傻如狂”和“狂人”的狂,好象不大相同。“狂人”看得出周围的火以及他自己都是“吃人的人”,宝玉却只看得出所有的男子以及他自己都是“泥做的骨肉”。“狂人”是想到“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才高呼“救救孩子”;宝玉却只希望自己死后能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  

甲:相隔二百年嘛。要对比,还有许多可比。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宝玉完全是从旧的阶级出来的,他的“新”,就“新”在他第一个以女性化的心灵,强烈憎恶男子(主要是本阶级的“禄蠹”们)的污浊粗暴,从而对他们完全绝望;还“新”在他第一个以女性化敏感,对一向受压制的女性寄以尊敬和同情,一身担负了她们全体的悲剧的重量。所以,他是悲哀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其所以“有时似傻如狂”。正因为“无故寻愁觅恨”的缘故。但是,难道真是他“无故”去寻去觅吗?前回我们引过鲁迅的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原来悲凉之雾是客观存在的。别人都不曾呼吸而领会之,只有宝玉一人呼吸而领会之。所以,从那些还陶醉在“繁华丰厚”中的人们看来,他就是“无故寻愁觅恨”了。

乙:那么就是说,宝玉的似傻如狂,其内容就是悲凉愁恨了。秦可卿死的那天晚上,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蒋凤姐惊醒。也可以说,贾宝玉的出现,就象这四下云板,报告封建社会的丧音了。

甲:更精确地说,是那第一下云板。当然,这是说的中国文学史,不是说的中国思想史。

乙:那么,好象是新思想新理论出现在先,新人物的艺术形象出现在后了。

甲:是不是这样的普遍规律,说不清楚。但这样的情况是有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那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他们已经出场呐喊好久了。高尔基的《母亲》发表在一九○六年,更不用说了。

乙:在这种情况之下,似乎是,从新思想新理论的灌输。到新人的艺术形象的出现,就是从浇灌到萌芽茁发的过程。一种新思想新理论,总要到它的影响产生了新人,这新人又成熟到能被表现为艺术形象的时候,才算它结下了果实。

甲:似乎是可以这样说。但是,不管怎样,总不能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标准,去衡量和要求伯惠尔;不能因为伯惠尔赶不上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水平,就否认他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第一个无产阶级“新人”的典型。

乙:同样,也不能拿“狂人”的思想水平,去同李大钊、陈独秀相比。

甲:不管任何情况之下,这样去比,都是不对的,可惜的是,我们对于“文学就是人学”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往往总是忘记了,倒是千千万万最普通的读者,读了《红楼梦》,相互谈论起来,总是只谈“我喜欢宝玉”“我喜欢黛玉”,喜欢的是他或她整个“人”,而从来不谈思想理论之类,这倒是读文艺作品的正道。

乙:这好象也就回答了你设想的青年读者的问题:今天还要我们向宝玉、黛玉学习什么?不,问题提得就不对,根本就不是学习什么的问题。既然每一个典型都是“这一个”,都是绝对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因此也就是无法去“学习”的。只要你喜欢他们,象一知已朋友一样同他们相处,爱他们,体贴他们,乐其所乐,悲其所悲,这就行了。如果他们身上有什么好东西,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真正吸收到你身上来,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用旧的说法,这就叫作“陶冶性情”。用新的说法,这就是灵魂的塑造。

甲:这好象太玄了一点吧!

乙:没有办法,目前恐怕只有这样说才比较恰当。

甲:那就暂时假定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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