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的女儿观(一)

论贾宝玉的女儿观(一)

论贾宝玉的女儿观(一)

贾宝玉

贾宝玉是曹雪芹满怀激情、呕心沥血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是《红楼梦》人物系列中性格最复杂亦最难理解的典型形象,也是我国小说史上最独特、最有魅力的艺术典型。

曹雪芹将贾宝玉置身于一个珠环翠绕、脂浓粉香的有情世界,并冠以“千古情人”、“情痴情种”的头衔,又以“意淫”点化出贾宝玉的“感情”是“古今未有”之情。宝玉的情感是博大而精深的,他的情感指向他身边所有相貌姣好、聪明灵巧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做为人性中真善美的化身,调动了他全部的生命活力,牵引着他的人生杭向,他为这些女孩子付出了包括爱情、友情、同情在内的全部情感。因而说,贾宝玉的女儿观及对女儿的情感是他性格的焦点扣核心,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他的女儿观、女儿之情是全面而深人地理解贾宝玉形象的关节点。本文拟对贾宝玉的女儿观、女儿之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  “女清男浊论”产生的根源

贾宝玉的心理有一个“情结”, 就是认为女儿清净,男人浊臭,喜欢女儿的清净,而厌恶男人的浊臭。他在七、八岁上就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女清男浊论”,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宝玉以“水”和“泥”作比,把女儿的“清”和男人的“浊”对立起来:从人性论的角度做出了女儿的本质优于男人的规定,以夸张的手法表达了对女儿的赞美之情。

贾宝玉的“女清男浊论”虽属童稚戏语,其中却也蕴含了社会历史的某种真谛。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社会里,男人们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垄断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并为分享社会利益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由于男人在成长过程中过分追求“身外之物”,在争权夺势中迷失了本性,在沽名钓誉中丧失了天良,因而.他们身上存有太多的伪价值,其生命状态表现为陈腐、僵化的特征,男人世界如一潭污水,他们不仅把社会搅得乌烟瘴气,自己也弄得一身浊臭。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子,往往在社会生活中被迫充当弱者的角色,她们被男人从社会中隔离出来,圈禁在家庭范围之内。尤其是未出嫁的女儿们,可以算做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们深居闺房,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不仅没有参与世务的权力,也绝少涉足世事的机会,因而“能够较少受履行原则所摧残,… … 仍然能够保持她的感受性,也就是说使妇女能够比男人更具有人性。”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到李贽的“童心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他认为“童心”之所以会“失却”, “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女儿们正是由于很少受到社会上的“闻见”“道理”的熏染,大多葆有完整的“童心”,如一股尚未受到污染的泉水,充满了新鲜、流动的生命力;她们纯真的天性和优美的心灵给人以无比“清爽”的感觉。

贾宝玉生活在广泛流行“男尊女卑”论调的社会男,他的“女清男浊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他自身的生活盛受。贾宝玉出生灰“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兄长早逝,身为独苗,且又生得天资聪颖、“神彩飘逸”,加之他衍玉而生的奇特“来历”,受到了以贾母为首的家长们的极端溺爱,被当作凤凰一般宠养着。他“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更兼“他家几个姊妹都是少有的”: “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她们个个聪慧美丽、多才多艺,令宝玉敬慕不已。就是他所接触的丫鬟们如晴雯、袭人、金钏儿、紫鹃、平儿等人,也都各具才貌,或“风流灵巧”,或“温柔和顺”,或机敏能干,她们对他关爱备至,以女儿特有的真擎、温柔的心围绕着他。宝玉从他身边的女孩子们― 不论是贵族小姐还是为奴的丫鬟身上看到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在他眼里,女儿世界宛如芝兰之室,洋溢着人情美、才情美、青春美。相反地,贾宝玉在贾府范围内所见到的男子大都令他失望,男人们身上沉淀了太多的丑恶、愚钝、凶残,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已丧失殆尽。男人做为一个整体已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气象,他们虽然把持着宗法社会的统治权,却没有能力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他们尽管压迫着人类的另一半,却掩盖不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全面衰退的事实。

通过在女儿和男人两个世界中体味人生,贾宝玉感悟到:“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把女儿奉为人上之人,与女儿们交好,在女儿身上“留心用意” ,而“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浊物,可有可无”,“女清男浊”形成了贾宝玉好女恶男的情感倾向,进而产生了向女背男的行为准则,指导着他的人生选择。也就是说,贾宝玉在心理上和情感上厌恶男人的污浊,导致了他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与男人世界的分离趋势。他拒绝接受社会和家庭对白己的设针和规范― 在宗法社会中,遵守社会和家庭对个人的设计和规范是一个男子长大成人的必要条件一一不愿进入男人世界而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男人他甚至对自己主人男子而感到难堪和遗憾,在女儿面前常常自惭形秽,动辄自贬为“浊物”、“浊玉”、“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对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的逃避态度决定了贾宝玉与他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是紧张的、不可调和的,劝导、谩骂、答挞等外部力量都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走完“于国于家无望”的一生。

贾宝玉降生在贾家从富贵的峰巅走向没落的途中。在经历了百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以后,贾氏家族已“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进入了它的“末世”。不仅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更重要的是“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家长们把宝玉当作“略可望成”的接班人,对他寄予了振兴家族的希望,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材”, 为他指定了一条贵族子弟传统的人生道路:读书、应举、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具体要求他:“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贾宝玉敏锐地感觉到,这恰恰是一条充满男人浊臭的道路,他便尽力逃避以保全自己的真性。他梦想一个“人迹希逢,一吃尘不到”的清净之地,在那里自由自在度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可见,贾宝玉分离的决心是坚定的,家长们越是想方设法把他向“正路”上规引,他分离的趋势越是强烈。第五回写警幻仙子曾受贾氏宗祖的鬼魂之托,“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使之浪子回头,不料,宝玉不仅没有听从警幻仙子“以情悟道,守理衷情”的教导,反而“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以至更深地陷入了“情天情海”的“迷津”, “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更加无情地嘲讽并大胆否定既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凡“读书上进的人”,都被他归入“钓名沽誉”的“国贼禄电”之流,骂他们是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禄蠹”,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圣贤之书”.生宝玉口里被说成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并做出了“焚书”的壮举。“君子杀身以成仁”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最高道德准则,“文死谏,武死战”则被当作封建社会中大丈夫的两大名节加以鼓吹,而贾宝玉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她那是出于“只顾邀名”和由于“疏谋少略”的胡闹。宝玉无意按照“修齐治平”的封建道德模式塑造自己,在他心里,家族观念较为淡薄,面对他的家族处于崩溃边缘的情势,他毫不动心,对积极“补天”的贾探春的改革之举不以为然,反劝她“只管安富尊荣才是”。贾宝玉的种种言行与社会规范、家族期望背道而驰,表现出明显的叛逆精神。

弗洛姆说:“分离的情形可能产生一种孤立状态,从而产生凄凉之感,和造成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分离意味着失去依靠和保护。贾宝玉从男人世界中分离出来后,带着一颗孤寂的灵魂到处流浪、漂泊,成为一个“富贵闲人”。所幸的是,他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在大观园中找到了尚存的一块未被污染的情感圣地,他的灵魂也就找到了精神家园。贾宝玉倾向于女儿世界是他对男人世界深感失望的必然结果。

二   以真善美理想为底蕴的女儿之情

贾宝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追求真善美,从严格意义上讲,他所追求的真善美的内容即是才貌兼备(美)、心灵“清爽”(善),个性自由(真)的人。贾宝玉把大观园中的女儿们看作真善美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就在他被父亲贾政打得卧床不起之时,面对女孩子们的眼泪,心感女孩子们的柔情、他忘记了疼痛,郑重宣告道:“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叮惜。”他把对女儿之爱和赢得女儿之爱置于“一生事业”之上,甘愿为女儿们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生命中的一切,无红无悔。听了宝玉的宣言,我们也就深深地理解了他只愿在女儿堆中“厮混”,喜欢对女儿“作小服低”、“低身下气”;以及他那“爱红的毛病”等等“怪癖”,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把那说成是贵族公子的劣根性或空虚无聊的表现,那正是他关怀女儿、爱慕女儿达到无以复加境地的一种折射。贾宝玉把“作养脂粉”当作一项神圣的事业,对其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他的理想、兴趣爱好、生活乐趣以及喜乐悲优都是以女儿为中心,女儿之情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并成为他生命的最终目的。有脂评为证:“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 … 除闺阁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融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有了理想和信念做支柱,宝玉的女儿之情就显得厚重而深沉、庄严而崇高。在女儿们身上,贾宝玉找到了庄严的人生,美好的人性,只有在女儿世界中,他才能达成他的人生愿望。

在外人看来,贾家是个“诗礼簪缨之族”,最是“富而好礼”,这个“礼”,便是封建的礼教。礼是从人本身分化出来的异化模式,它反过来统治着人本身。在礼教盛行的社会里,礼似一把尚方宝剑,高悬在人性之上,所谓“非礼勿视,非札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的一言一行都为礼教所操纵,人的个体欲望受到礼教的无情压制,人的自然天性淹没在僵化的礼教之中,人成了礼教的傀儡,仅仅是礼的体现者。礼教还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这一点上来说,礼教是残酷的,它成了“尊者”、“贵者”残害和压迫“卑者”、“贱者”的堂皇借口和不见血腥的屠刀。贾府象维护祖宗的基业一样维护着礼教的统治,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礼的影响,荣宁府内无处不笼罩着礼教的气氛。元春省亲本应是一出骨肉团聚、暂叙天伦的喜剧,脉脉的温情硬是被“君臣大义”搅成一行行硬咽的泪水;一场场欢快的家宴,一搬出整套的繁文缚节便显得索然无味。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体现着等级森严、尊卑长幼有序的封建秩序;贾宝玉虽然备受封建家长的宠爱,却也摆脱不了礼教的束缚,贾母对他的溺爱可以说达到了纵容甚至包庇的地步:她纵容他“淘气憨顽”、“有天无日”地胡闹;原谅他种种“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包庇他逃学、不读书、不务正业,但是,这种溺爱不是无原则无条件的,宝玉的行为可以偏僻乖房,可以顽劣任性,但就是不可以超越“礼”这个度。贾母曾对甄家的四个女管家说过:“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是他一则生的得人意,二则见人礼数竞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这就证明了,爱是有条件的,而讲礼守礼是无条件的。

    贾宝玉天生“重情不重礼”,在礼教辖制下,他的内心里充斥着个性遭禁锢、意志受扼抑的痛苦。在家族中,他是骄子,是“命根子”,是“小祖宗”,他这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象一条锁链,将他紧紧地拴缚在贾府的高墙深院之内,宛如一只鸟儿被关在金玉笼中,别说想飞出去,就是稍微扑一扑翅膀,也会立即引来更多的羁绊。他曾经满腹牢骚地对柳湘莲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也不由我使。”池想做而愿意做的却不让池做,他不想做而不愿做的又被迫着去做。他去一趟袭人家里,妥偷偷按漠的:去郊外私祭金钏儿,要瞒上瞒下的。池“赖与士大夫诸男人按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又不得不为之;他不愿读书,也是避之不及。富贵荣华并没有给贾宝玉带来精神上的快乐,难怪他要发出富贵“限人”的感慨。在“锦衣玉食”、“饮甘餍肥”的富贵生活中,贾宝玉强烈地感受着身心不自由、意志不自主的烦恼。他恨不能挣脱一切桎梏,发扬正常的人性,他渴望在自由的空间里“任意任情”地活着。显然,贾宝玉的这种生活理想是与现实相抵触的,他的思想被看作“异端”,他的行为被说成大逆不道,连他整个的人都被说成“疯”、“傻”、“痴”、“呆”。同时,就贾宝玉而言,由于缺乏理念的支撑,他的生活理想流于过分的情绪化,使得他在行动上难以有所表现,顶多,只能在生活小事上玩玩小花样,比如摆个“自斟壶”什么的“别致”一下。

放眼大观园“有情人之天下”,纯洁美好的少女们身受礼教更为深重的压迫,她们更没有自由度和自主权,女儿们的不幸引,泣了贾宝玉的强烈共鸣。他有意把大观园女儿世界营造成一个个性自由、意志自主、平等互爱的理想王国,以买现他的人本主义理想,他明确宣扬“世法平等”、“物不平则鸣”的主张,并首先“从我做起”, 把弘扬个性、尊重人性的自由平等观念融入对女儿的爱慕之中,使得他的女儿之情带有“因情忘其尊卑”的特点。在与女儿们的交往过程中,他既不情逼也不情忌,而是抱着以情换情的态度,能够真心尊重他人的情感和个性,听凭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自由选择。

从贾宝玉所属的阶级来看,唱戏的女孩子是“奴才的奴才”,身份最低贱,地位最卑微,被当作“猫儿狗儿”一样的“顽意”。只有宝玉将爱心输送给她们,尊重她们的意志和感情,还她们以人的尊严。一次,宝玉兴兴头头地去梨香院请龄官唱曲,不想碰了一鼻子灰,但他没有恼怒龄官的违忤,也没有拿出主子的款儿加以逼迫,反而“讪讪的,红了脸”,无言而归。又因被龄官的情有独钟所感动“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 “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

在怡红院中,贾宝玉就是“宝天王”、“宝皇帝”,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无视封建宗法的等级规定,主动放弃阶级特权,平等待下,以情为出发点,力求建构自由年等的人际关系,使主奴尊卑上下贵贱的界线融化在平等互爱、互相尊重的宽松、自由、舒畅的气氛中。在丫鬟们面前,宝玉不愿摆出主子的成严,表现得“连一点刚性也汉有”,甚至“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他不仅不欺凌作践丫鬟们,而且纵容她们“没上没下”, “无法无天”。他的丫鬟可以“偷懒”,反过来享受他这位“贾府第一公子”的服侍;可以随便排揎他,用硬话“村”他,而不必担心会怜怒他这位“爷”,即使把他气得“浑身乱战”、“黄了脸”,结果还得是他这位作主子的主动向女奴陪不是。宝玉不仅自觉尊重丫鬟们的个性,处处维护她们的权利,而且鼓励她们为“不平”而“鸣”,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希望她们“各得其情,各达其欲”。(戴震语)他甚至要解放奴婢,打算“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 … 都要回太大全放出去,与各人父母自便。”让她们都获得人身自由。在重礼轻人、礼教钳制人情的贾府及至整个社会里,怡红院犹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尘世间唯一的一片情之圣地,而“怡红公子”贾宝玉便是“圣之情者”。

但是,应该看到,贾宝玉的女儿之情是直觉的,非理性的,不代表一种郑重的政治观点,实际上,在等级森严的家族中,贾宝玉除了地位优越而外,在政治上经济上没有任何权力,甚至连一个有体面的奴仆都不如。他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志趣去选择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也不能凭借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婚配对象和朋友,就诊在他身边伺候他的小丫头的去留等生活小事,都要一概听命于家长的安排。他自己尚且处于被封建象长任意摆布的位置何谈给予奴隶以自由?所以,他的“解放奴隶”的设想,只是在那个病态社会里所产生的一种企图改变女儿命运却无法实现也不能实现的社会空想,是一座比乌托邦还乌托邦的空中楼阁。或许,这仅是他兴之所至的虚言枉语,谁真见他“回”过“太太”?非旦“解放奴隶”是空想,就连“保护奴隶”他都做不到。金训儿因为同宝玉说了一句玩笑话,被王夫人一巴掌打了出去,宝玉竟一溜烟逃离现场,避他的祸去了。抄检大观园后,王夫人亲自督阵将身患重病的晴雯硬给架了出去。面对母亲的盛怒,宝玉一句求情的话都不敢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残酷的一幕,王夫人走后,他才倒在床上号陶大哭:“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尽管他万箭攒心般地痛惜晴雯,但他根本做不出任何于事有补的积极举动。对于此,除了表示原囿和谅解,我们还应看到:贾宝玉的女儿之情的针对性是尖锐的、现实的,而其思想涵盖却是空泛的、超现实的。在现实世界中做着超现实的斗争,这就是贾宝玉软弱性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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