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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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贾宝玉形象

贾宝玉

一、贾宝玉的“不肖”与“无能”

《 红楼梦》 塑造了一个被贵族家庭、封建阶级视为“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富贵子弟贾宝玉。

肖与不肖,能与无能,当然是相比较而言的。在贾府家长看来,贾政与王夫人所生二子贾珠、宝玉,贾珠为孝、为能;宝玉则为不肖、无能。为什么呢?贾珠“十四岁进学,后来娶了妻、生了子”― 进学意味着读书上进,有可能做官,使贾府光宗耀祖;生子便能为贾府续香火,使世代替缨之族不断繁衍,这当然是标准的孝子了。而宝玉恰恰相反,好色,在女子堆里厮混,又不思科考,专门搜些杂学旁说的闲书来看,只有“歪才”。

可惜贤能的贾珠才二十岁就一病死了,于是贾府只有把振兴祖业的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 红楼梦》 第五回写警幻仙子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宁荣二公之灵殷殷嘱托她: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巧,用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他跳出述人圈子,入于正路,便是吾兄弟之幸了。

有道是希望寄托得越大,往往失望也越大。宝玉经过警幻一番开导,不肖无能依然。最大罪名是好色,周岁时贾政让儿子“抓周”以试其将来志向,宝玉“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贾老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以周岁孩子偶而抓弄的东西作为将来前途的依据,自然近同儿戏,不可相信。但妙的是宝玉长大后果然好色,专门在女孩子堆里厮混,吃人家嘴上的胭脂,与’丫环们偷情… … 除此而外,还好男色,在外玩戏子优伶。如果仅仅到此为止,按贾府的标准,恐怕仍不能断定他的不肖与无能。贾太君、王夫人明知他的毛病,仍视之为命根子。在他们看来,贵族公子哥儿即使多讨几房妾,多玩弄几个丫头使女,也无伤大雅。用贾母的话来说,这种风流勾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的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话是针对贾琏偷鲍二老婆的事说的,但却表达了她对子孙们偷情玩女人的看法。对宝玉,又何尝会例外呢?

事实上,宝玉也有被家庭欣赏、骄傲的一面。贾政在官场应付,常把宝玉带了去,吟诗作对题词,他在一旁捻须微笑点头不语,暗中还是赞赏儿子的才华的。第二十三回里说:贾政一举月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又看看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胡须将已苍白,因此上,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

同贾珠比比不上,同贾环比则有余。因而在政老爷心目中,宝玉虽不肖却也不至于是坏人,虽无能却也舍不得委屈了他。

封建家庭对宝玉的最大不满,是他不肯好好读八股应科试。宝玉对科举的议论,对现买的看法,使人联想到明朝的李卓吾。李卓吾最恨“读书食禄之家”,怕受‘管束”;宝玉称读八股的人是“禄囊”,也反对束缚爱自由。李贽在《藏书二十二· 智谋名臣论》 中说:“夫惟国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声名,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同宝玉斥责“文死谏,武死战”,简直如出一辙。不读书,不当官,这就使世代显赫的贾家后继无人,失去了希望。有罪于祖宗,对家族的前途不负责,这才是大事!基于此,才说宝玉“于国于家无望”。

从贾宝玉的角度分析,说他巴不得这个家族崩溃,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描写;说他要承担起理业兴家的重任来,也不符合实际。他也希望家庭兴旺,他自己当然也受益;但他又不愿负任何责任。宝玉欣赏的是逸士高人、诗酒风月那一套。所以,按封建家庭的标准,他“不肖”。

第三十三回,宝玉终于因“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这是封建家庭对孝子贤孙的要求与宝玉的不肖、无能的矛盾发展到顶点时的一场总爆发。挨打的原因当然由来已久,但总的还是出于贾宝玉让贾政失望。贾政打儿子,是真打而不是假打:

“… 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 …

这顿暴打的根本原因,是“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废学业,逼淫母婢。”简言之,好色,不读书。好女色之外还好男色,甚至赠私物被发现坏了贾家声名;不读书之外还淫母亲婢女,真不肖之极!贾政打了儿子也伤心,“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下来”,他是恨铁不成钢。

贾宝玉的不肖、无能,是从封建家族要求的角度评价的,当然不正确。但如从他的不肖无能中,得出其他的结论,也有点荒唐。比如,从宝玉对女孩子们的亲热中,得出他有“男女平等”思想的结论;从宝玉爱同蒋玉菡、柳湘莲交往中,得出他有‘民主思想”的结论;从宝玉不读书、不做官的态度中,得出他有“叛逆精神”的结论等等,都是一种超越时代、阶级的一厢情愿的推论。

贾宝玉就是贾宝玉。他没有背叛朝廷、皇上,也谈不上反对科举制度,追求民主平等。他是一个公子哥儿,特殊的社会家庭环境使他过上了悠闲放达任性的“富贵闲人”的生活。他远离官场,不希望对社会负什么责任;他寄情女子,也不希望对家庭负什么责任。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在政治失意、救国无门时的一种消极愿望。由色而走向空,由生活的刺激而走向归隐淡泊。读者自然可以从中领悟到三昧。

二、贾宝玉的忠君孝父观念

似乎已经听惯了贾宝玉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一类的评论。但根据《红楼梦》 的作品实际考较一下,觉得这个评论无端地拔高了贾宝玉。宝玉并不是封建时代的贰臣逆子。先说贾宝玉的忠君。

《 红楼梦》 第七十八回,贾政及众幕友读到一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的事情,即“姽婳将军”林四娘剿灭黄巾、赤眉起义,令贾宝玉做一首挽诗。贾宝玉因此故事与美女、诗酒有关,得得意意做了一篇长歌行。这篇《妮烟词》 ,就是站在正统皇权的立场上歌颂忠义的。在平日的嬉笑游乐中,也可以看出宝玉“颂圣”的态度。第十七回宝玉在大观园题对额: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必须颂圣方可.… … 莫若‘有凤来仪’四字。”

庚辰本第六十三回,更有一段宝玉关于华夏夷狄的说词:“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俯头原远来降。找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听了说:“既这样看,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说:“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

由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宝玉不管有多少怪癖,但他在君臣大义上仍是儒家本色,忠君、颂圣是时时不忘的。

贾宝玉反对封建臣子为臣的最高标准,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这并非对君不忠,而是从另一角度考虑皇上的处境和名声。贾宝玉说:

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

也就是说,宝玉认为谏死、战死还算不得真忠,真正的忠臣还得考虑死后会不会影响皇上的形象。你看,这是个“叛逆者”么?

再说贾宝玉的孝父。

有人认为,贾政打儿子,是宝玉和他父亲“作斗争”,这是天大的笑话。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父亲打儿子骂儿子,是教育“严”的表现,天公地道的,不但是权利,而且是义务。贾政打儿子,贾母心疼异常,但嘴上说的是“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看来,打儿子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是重了一点,毒了一点。王夫人抱住板子劝贾政,也不敢说不该打:

“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保重。且炎著天气,老太太身上又不太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

儿子该打,但贾政你应该体谅爱孙心切的老母亲!这就是封建的孝道。

当儿子的挨了打,不但不能反抗,还不能有怨言,这才叫孝。贾宝玉就没有反抗,也没有怨言,所以他符合孝父的标准的。在贾宝玉心目中,父亲享有绝对的尊严。有一次要出去看薛宝钗,必须经过他父亲的门口,宝玉有点心虚,跟小厮说,咱们绕道走吧。小厮提醒他,今天老爷不在家,你可以放心走。宝玉说,不在家也不行,过那里仍然要下马,还是绕道走吧。在宝玉看来,父亲在、不在都应当按《礼记》 的规范办,儿子过父亲堂前必须下马。宝玉出家当和尚去,第一件事就是拜别父亲。贾政的船路过毗陵驿,他赶过来拜了几拜,以尽为子之道。封建社会和家庭对宝玉不能光宗耀祖不满意,这是一回事;宝玉并没有背离忠君孝父的大轨道,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

贾宝玉有时也痛恨自己的贵族公子哥儿的身分,因为这个身分妨碍了他逸士高人理想的实现和影响了他的诗酒风月生活。比如初识秦钟时,宝玉说:

“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套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

然而,如果一旦贵族公子的身分无碍于诗酒风月时,他的公子哥儿的本性就流露出来了。生在“深宅大院”里的优越感,以“八抬大轿”、“姨太太”引诱丫环的诸多言语,无不表现了他的这种自尊自贵的心理。第三十回里写宝玉有一天回来情绪不佳,恰恰门又叫不开。这时袭人来开门,他只当是小丫头,一脚踢过去,一边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着我取笑了!”可见,主人还是主人,奴才还是奴才,上下尊卑在贾宝玉的思想深处,是清清楚楚的。

有人怕否定贾宝玉是“叛逆者”就贬低了曹雪芹塑造的这个典型人物,贬低了《红楼梦》 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这实在是一种祀忧。贾宝玉的典型意义要按照作品实际提供给我们的形象来分析,而不能随意地拔高、贴上我们需要的标签。宝玉不是叛逆者,但他确确实实是封建家庭由盛到衰的旁观者,是“干红同哭,万艳同悲”的悲凉世界、女子惨剧的目击者。而且这悲凉之雾遍华林,是宝玉先觉察到的;这悲凉之气冷滩爬,独宝玉先嗅知了的。贾宝玉的典型意义在此而非彼,在“看见了”而非“背叛了”,这是应当弄清楚的。

三、“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目击者

《 红楼梦》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看见这部悲剧的第一人就是贾宝玉,在他看来,一切有价值的人都毁灭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经毫无价值,因而毅然决然走上“却尘缘”的道路。

曹雪芹笔下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宝黛爱情悲剧,尽管他们的爱情有体态、交往、旨趣作为基础,远远超过了崔张、柳杜等男女“郎才女貌”的爱情水平,但毕竟仅仅是一对男女在旧婚姻制度下的牺牲。曹雪芹所描绘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剧。林黛玉的悲惨自不待言,而薛宝钗那活守寡的命运又好到哪里去呢?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谐音为“原应叹息”: 元春算佳人红粉最美满的结局了,然而仍然进了“薄命司” ,那宫廷在元春看来,是牢狱般的“见不得人的去处”,怪不得回家省亲时里里外外一片哭声。迎春的命运是被恶狼追捕的美女,受尽欺凌而赴黄粱。探春枉有才志,“生于末世运偏消”。惜春看破了红尘,遁入空门去伴青灯古佛。李纨青年守寡,靠回忆“镜里恩情”过日子。史湘云步其后尘,摊到了同样的境遇。妙玉被宗教清规戒律剥夺了做人的情趣。晴雯、金钏、鸳鸯都含悲而死。更为可怕的是,象平儿、香菱一类女子,身为悲剧人物而未感受到她们身上的悲剧的重量,因而更为可悲。

宝玉是一位泛爱者,他爱林黛玉,也爱薛宝钗、史湘云,还周旋于袭人、晴雯、麝月、平儿、紫鹃、金钏、鸳鸯、红玉等等之间。宝玉又要把一切所爱的人的不幸和苦恼全担在自己的肩上,因此,他的不幸成了全体不幸者的总和。所以,宝玉是个大不幸者、大苦恼者。鲁迅先生说:“在我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市上,不幸人多。”“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悲剧是千红万艳的共同悲剧,但看见这个悲剧,知道悲剧的重量的只有宝玉,这才是宝玉这个典型形象的最大意义。

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发现了青年女性的美。在历朝历代的贵族男性眼里,女子要么是生儿育女的工具,要么是花花绿绿的玩物。而贾宝玉,发现了女子身上的春天,欣赏的是女性的美。《牡丹亭》 里的杜丽娘“在婢女春香的怂恿下,她偷偷地离开自己的绣房,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春天,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命是和春天一样美丽。”(徐朔元先生语)从杜丽娘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的觉醒。在大观园,首先意识到女性美,启蒙女性觉醒的,则是贾宝玉。宝玉宣布过他的女性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对女性的美唱着热烈的赞歌,对女性的悲唱着沉痛的哀歌,为一切男性包括自己自惭形秽,这无论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都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从宝玉择妻的角度来看,更可以看出宝玉审美高人一筹的地方。在宝玉身边,一位是“世外仙姝”林黛玉,一位是“山中高士”薛宝钗。过去对林、薛二人,有“双峰分峙”说,“拥林贬薛”说,“拥薛贬林”说,答笔者另文独论。早就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各观形象血论,林、薛都是美的。宝玉对两人都接近,都亲热,但他除了要求体态的美丽之外,还要求亲密的交往,更要求融洽的旨趣。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从这方面来讲,贾宝玉是反其道而行之,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宝玉眼中,林、薛二.人体态的美丽都是无可挑剔的,亲密的交往似乎也差不多,唯有旨趣的融合,林黛玉更可人意。林黛玉诗云:“数去最怜君傲世,算来惟有我知音。”她是宝玉真正的知音。因此,当黛玉早天,宝玉娶钗之后,虽然面对的是美丽贤淑温柔的妻子,表面上“举案齐眉”,厮抬厮敬,内心深处“到底意难平。”宝玉的选择,无疑是一种高境界、高层次的选择。用舒芜先生的话来说,在芙蓉与恶草二者之间选择芙蓉,不算什么稀奇;在芙蓉与牡丹之间选择芙蓉,这才是“涉江采芙蓉”的风流格调。诚哉斯言!

林黛玉寄人篱下的凄苦心境及后来的悲惨结局,对贾宝玉自然有极深的刺激。在此之前,金钏儿的跳井,晴雯的含悲而死,鸳鸯的愤怒自尽,尤三姐的惨烈刎剑… … 无数女子的悲剧无不引起宝玉强烈的内心震撼。他同情受凤姐之威、贾琏之俗的平儿,怜惜受薛蟠蹂躏、被金桂欺压的香菱;以忧虑的眼光看着姊妹们不幸的命运;以无尽的柔情关心着丫头、戏子们的悲欢。鲁迅说他对女孩子们是“昵而敬之,恐拂其意”, “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真是准确之极。他不是晏小山、纳兰容若式的“多情”,更不是西门庆式的“泛爱”。他是昵中有敬,关心女孩子们的哀乐悲欢,注意女孩子们的荣辱得失,承担着所有青年女子悲剧的总重量一一这就是贾宝玉的悲剧。

宝玉经常在黛玉面前说:“你死了,我当和尚”。一般读者理解为这是宝玉的爱情誓言,实则谬矣!黛玉是宝玉心目中美的象征,理想境界的象征。美好的东西从世界上破灭了,消失了,纵然活着还有什么意趣?试想,大观园里面没有了欢声笑语的众姊妹,没有了姿态各异的众丫环,没有了苏州来的十多位唱戏的小女孩… … 剩下贾母,两个儿媳,两个守寡的孙媳妇,一群仆人和老嬷嬷… … ,大观园还有什么生命力,“家道复初,兰桂齐芳”又怎么样呢?贾宝玉热情,因为他有爱;悲苦,因为他首先体味到周围的黑暗;矛盾,因为他在黑暗中见到了美和光明,追求之而不可得;幻灭,因为他终于见到了美的消亡和微弱的光明的消失。这是时代的必然,宝玉无法超越。

在浓重黑暗的环境下,当时不外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少年维特式的,对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走一死了之的道路;另一条是逃避现实,象宝玉那样出家当和尚去。对贾宝玉来说,美好的事物一个个破灭了,特别是代表最高审美价值的林黛玉悲惨地毁灭了,这个人世对他也就毫无价值了。所以说,贾宝玉是这场大悲剧的总的主人公。

四、风月繁华场中的老庄思想

贾宝玉生活在风月繁华场、温柔富贵乡,却不时流露出一些虚无缥缈的念头来。一面是替姐姐妹妹操心,不能忘情于男女厮磨;另一面是悟禅悟机,读《庄子》 ,学禅宗。表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现象。

《 红楼梦》 第二十一回,写宝玉到黛玉房里梳洗、吃胭脂,引起袭人不满,两人口角赌气。宝玉感到冷清,独自看《南华经》 ,其中外篇《 月去筐》 一文云: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芋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人始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珠之月,而天下始人含具明吴;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贾宝玉读这段文字时,意趣洋洋,还提笔续文,可见同庄子的意气是极为相投的。这篇文字,说透了是三个观点:其一,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外界因素所决定和引发的,否定内因的决定性作用。贾宝玉有种种幻想和人生思考,但由于受社会、家庭的桎梏,摆脱不了环境的羁绊,反映了对周围环境无可奈何的心态。其二,认为各种不同的人之间并无本质的差异,盲明、美丑、愚智都是一样的。过分强调了事物的统一性、一致性,否认了事物的特殊性、规定性。它反映贾宝玉追求一种朦胧的平等,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等级差别有所不满。其三,主张消灭权力之争,消毁一切限制人类活动的因素,使人得到绝对自由。这种毫无拘束的无政府的乌托邦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却反映了贾宝玉的和睦世界的幻想。

贾宝玉读《 胠箧》 ,产生了虚无主义思想,并为之写了一篇续文,流露出将一切弃绝不顾方可免于爱恋之心的思想情绪。庚辰本脂评在此处批道:“宝玉有此世人莫忍为之毒,故后文方能‘悬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宝钗之妻,麝月之脾,岂能弃而为僧哉。”可见,照曹雪芹的构思,宝玉这次续《庄子》 ,一直贯穿到他出家的情节,是一种铺垫、暗示。

这段文字,在《 红楼梦》 中至关紧要,因为它写的是宝玉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反映的却是曹雪芹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应当说,毁弃人类文明,回到古代原始社会,进一步要消灭一切艺术、工具乃至艺术家的感觉器官以及制造工具的手,从根本上取消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能等等,并非曹雪芹真正的政治理想。它只是在曹雪芹的儒家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一种愤世嫉俗的牢骚,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抗。

贾宝玉一方面用庄周的哲学观思考着人生,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生活于温柔富贵乡,哲理思考与现实生活矛盾的痛苦纠缠着他。《红楼梦》 第二十二回,写贾宝玉因卷入湘云、黛玉的纠纷,两头不讨好,又一次陷人苦恼。于是,他填写了一偈(佛家诗歌),表示出割断一切情丝,达到彻悟境界的愿望,其偈云: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所谓证,既是印证,又可引申为佛家的领悟。宝玉说,你在寻求印证,我也在寻求印证,我们的精神和意念都在寻求这种印证。看来只有万境归空、无须再寻求这种印证之时,这才是真正的立足之境。贾宝玉说的“证”,究其实,是同湘云、黛玉的感情联系,也就是有情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仍未离开一个“情”字。所以,黛玉在后面加了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要连立足之境都没有,才是真正的干净呢!从空无的观点看,黛玉比宝玉更彻悟了一一当然,归根结蒂是曹雪芹的彻悟。这一笔,再次为贾宝玉最终遁入佛门作了铺垫和预示。贾宝玉在爱情遇到不如意时就想超尘脱俗,但真正要摆脱烦恼、超尘脱俗并不那么容易。他在偈后写了一首《寄生草》 就很说明问题;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

字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贾宝玉要断七情,绝六欲,从此不当“情种”了。但明眼人脂砚斋却在该回评日:“宝玉悟禅亦由情。”悟禅,依然脱不了儿女情长的案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黛玉一眼就看穿他并未真悟,几句话就道破了机关。其实,宝玉悟禅,不过是在他得不到黛玉、湘云等理解时,引起的一点人生思考而已,离真悟相距十万八千里。然而,宝玉以谈禅、悟禅的形式来言情、表情,恐怕是情爱史上闻所未闻的了。

我们由此推想,也许曹雪芹也受了老庄、禅宗的虚无思想的影响,但恐怕谈不上参透、悟机,仅仅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角度的思考而已。曹雪芹祖上失宠于皇上,家境败落,功名无望,治国平天下已不可及,很容易产生宝玉被姊妹们冷落时的那种心境。这种心境、处境,极易同老庄、禅宗的超尘脱俗的思想相通。通过《红楼梦》 的这些描写,可以看出曹雪芹受老庄、禅宗的思想影响。但这并不等于曹雪芹完全忘情于皇上,忘记了祖、父辈轰轰烈烈的场面。这个影响的“度”不宜估计过分。

五、贾宝玉是中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的典型

分析贾宝玉这个人物,不由联想到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这个人物比贾宝玉晚出现半个多世纪,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的典型,但在许多方面,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或者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贾宝玉这块“顽石”,乃女娲补天时被娲皇遗弃,是被冷落的、多余的“宝玉”。作者开篇第一回就明白无误的告诉读者:你纵是“宝”纵是“玉”,一旦离开了“补天”的行列,背离了社会大环境为你安排好的出路,你必然一事无成,成为多余的人。所以,贾宝玉一出世,命运就已经注定他是闲人,是多余的。

奥涅金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同贾宝玉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受过那个时代的文明的熏陶,有热情,有梦想,不满贵族社会。贾宝玉不肯应科考,奥涅金拒绝出任公职。贾宝玉遇到了追求高洁爱情、爱读《西厢记》 一类“淫词艳曲”的林黛玉;奥涅金则遇到了不喜平庸生活,酷爱自然美,常读理查生、卢梭作品的达吉雅娜。他们都是长期生活于愚昧落后,墨守成规的贵族环境的公子哥儿,对环境与社会诸多不满,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热情逐渐消失,梦想已经破灭,追求绝不可得,于是沉溺于醇酒美女,追求诗酒风月,终于成为被社会也被贵族阶级抛弃的多余者。

这两个人物形象,都说明了一个道理:贵族阶级的某些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朦胧的民主思想的萌芽,也有了一定的批判现存社会秩序的愿望。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先进的理论武器,所以,往往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比如贾宝玉,他只能用“重女轻男”去批判“重男轻女”。他们的批判旧秩序的水平,仅仅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庸俗气”;他们对环境的不满与反抗,仅仅是意念上的,也就是说,“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是远离人民的,一事无成的,必然成为失败的悲剧人物。

从中、俄文学史这两个多余的人典型身.上,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一条规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文明或多或少地侵人封建贵族阵营以后,必然会在贵族阶级的青年中产生这么一些先觉者,他们颂扬自由、人道、个性解放,思想敏锐而有热情幻想,追求个人的幸福甚至拒绝与封建贵族合作。然而,在强大的贵族阵营、社会习俗和旧势力面前,他们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最后在醇酒、美女中消磨,意气消沉,靠诗酒风月填补内心的空虚。奥涅金也好,贾宝玉也好,他们有时是伟大的,批判现实的,爱嘲笑的,鄙视现存秩序的天才;有时却是渺小的,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庸人。这类典型形象最终表现的是受到民主思潮影响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敏感、热情、苦闷、软弱与毁灭。

贾宝玉是一位“富贵闲人”。富贵的人或忙于争权夺利,或溺于矛盾算计,不一定能闲;闲散的人往往衣食不周,或处境窘迫,不一定能富。能达到富贵而又有闲,实在是贾宝玉的一种福气。然而,贾宝玉生活在锦衣玉食的环境,财产的支配权却并不是他的;贾宝玉日子过得悠闲消停,但经常是“无事忙”,心中却充满悲苦,所以他又是不幸的。

按中国的传统,对知识分子讲究“立德、立功、立言”,斯谓之为有成就。换句话说,要么成为道德做人的楷模,要么对国家民族做出贡献,要么能著书立说传之久远。以这个标准衡量贾宝玉,实在是一无是处。应当说,贾宝玉活在世界上,是对这个世界没有贡献甚至没有用的人。当然,贾宝玉的无用不应完全由他个人去负责,而应当由社会负主要的责任。曹雪芹由此而描写了一系列矛盾斗争,描写了许多人物和事件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这才是《红楼梦》 的意义之所在。

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戈尔认为,人生可以达到的高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感官的层次,这是低档次的,其欢乐是浮浅的,转瞬即逝;第二,道德的乃至创造的层次,比前者多一些魅力,但心灵仍然骚动不安,没有寄托;第三,信仰的层次,这才是最高尚、最令人充实的。由这三个层次,人生可能享受到四种快感:即感官的快感、道德平衡的快感、创造的愉悦和信仰的沉浸。以上述标准来对照贾宝玉,又如何呢?我看贾宝玉主要还是第一层次的,最多涉及到道德的层次,他谈不上创造,更与信仰不沾边。因此,贾宝玉最多享受了感官的快感与道德平衡的安慰,其它两种人生的快乐他是没有欣赏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并不高,过分渲染他的“叛逆性格”、“民主思想”就背离了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形象的客观基础。、

当然,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具有独特鲜明个性的人物。同曹雪芹描写的诸多人物一样,对贾宝玉的性格行为,我们也不能以简单的善恶律条去绳墨。在贾宝玉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棱面。他陷于“温柔富贵乡”难以自拔,同时又感到寂寞、空虚;他鄙弃升官发财、荣宗耀祖的已经为之安排好的道路,厌恶,不满,却找不到新的道路与追求;他蔑视憎恶世俗男子,对女子充满同情和爱怜,却又对一些女子采取玩弄和泛爱的态度。他的特殊性格的滋生和发展,同大观园这个特殊环境的礼法相对松懈有关。但这种性格的发展的“度”,仍以封建家长能容忍的极端为限。贾宝玉的希望,归根结蒂仍寄托在封建家长的同情和恩赐上。第十八回,提到元春对贾宝玉的教育方针是:“千万好生抚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忧。”这位皇妃对贾宝玉确实是眷念之心,刻刻不忘的。贾宝玉就在“严”与“不过严”之间成长,环境可谓特殊。当然,他不可能成为贵族阶级的有用之器;很遗憾,他也不可能成为对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有用之器。他的意义,仅仅是以一个富贵闲人、多余者的形象给读者以某种启示或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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