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三重性格在《家》里面的体现

贾宝玉三重性格在《家》里面的体现

贾宝玉三重性格在《家》里面的体现

贾宝玉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深邃博大的思想,以及卓越的艺术成就等等,影响了后来许许多多的作家,巴金则是其中成绩突出的一位。巴金在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场景描写等方面,都对《红楼梦》进行了借鉴,不少研究者都指出了《家》与《红楼梦》的相似之处。吴定宇先生总结说:“巴金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实质上是《红楼梦》怎样为后来的家庭题材创作起典范作用,以及现代作家又如何从古典文学遗产中吸取营养、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以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的问题。”①但“巴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皓首穷经的红学家”②,他不像红学家那样对《红楼梦》进行一字一句的考证,而是以一个作家的方式对《红楼梦》的艺术精神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家》中,则主要表现在对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高氏三兄弟与宝玉形象的关系上。

在阅读中,读者很容易将《家》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联系起来,里面的场景、人物,也可以一一对照。高家俨然就是一个荣国府,由高老太爷可以想到贾母,由鸣凤可以想到鸳鸯,由梅可以想到黛玉,由珏可以想到宝钗,等等。但巴金不是一味的模仿继承,更多的用时代的旋律,让《红楼梦》有了新时期的韵味。

有研究者这样说过:“贾宝玉一角在《家》中则分化成了觉新与觉慧兄弟二人,他们分别在爱情婚姻与异端精神方面与宝玉类似。”③笔者认为在《家》中,高氏三兄弟分别表现出了宝玉不同的三重性格:觉新体现了传统与顺从,觉民体现了矛盾,觉慧则体现了激进和叛逆。

  一 三重性格的体现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很多人的眼睛里是一个叛逆者,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但这只看到了其中之一面。贾宝玉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对传统的顺从,父母之言、家庭之利对宝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巴金先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家》中以觉新的形象来具体表现。巴金在《家》中介绍觉新时这样写道:“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一个‘宁馨儿’。”听说自己的婚事被决定后,“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的幻梦而哭。”后来与珏成亲时,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得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幻想,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这些,都与宝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宝玉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自小就被贾母珍爱。宝玉与觉新一样,在家是备受宠爱,却不能随自己的心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觉新打算毕业后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深造,甚至留学,却由父母做主,放弃了学业。宝玉则反之,他不愿考取功名,却不得不在家庭的压力下去参加科举考试,承担了复兴家业的重任。为了实现“四大家族”的联姻,宝玉只能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宝钗完婚。结婚时宝玉虽是浑浑噩噩,心中所想的只是黛玉,但知道所娶的是宝钗后,也只能是叹息而已,且婚后“见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觉新与珏的婚姻,正是宝玉与宝钗婚姻的影子。这些都说明,宝玉与觉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宝玉对于觉新的形象塑造有着较大的影响。二人的性格都有怯懦软弱的一面,在婚姻上,他们都爱慕一个女子,却因为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娶了另一个女子;他们都没有自己主宰自己婚姻的权利,都无力去抗争,最后只能接受家庭的安排。巴金在觉新这一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继承,而觉新更为显得懦弱。作为一个受到新时代思想影响的青年,觉新读过《新青年》,能够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但他选择了顺从。

如果说觉新并未觉悟新生的话,觉民的抗婚行动则已经有了由“民”自主的觉悟。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中带有一点叛逆倾向和进步因素的一分子,但他并不反对这个封建家庭。觉民也有一些叛逆,有一些进步,他的叛逆虽然远不如觉慧激进,但他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爱上了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子;在受到家庭干预时,他敢于抗婚。比之宝玉,觉民的叛逆更进步一些。

与两个哥哥相比,觉慧将宝玉的叛逆性格演绎得更彻底。宝玉的叛逆被视为“迂阔怪诞”、“混世魔王”,正如同觉慧被祖父称为“脾气古怪”、“胡闹”。他们两人都追求个性解放。宝玉公开指出老师宣传的性理之说不受人喜爱,斥责科举制度培养的是“国贼禄蠹”,他“重自我,轻外物”。在《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他对晴雯说:“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以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在宝玉看来,扇子、杯盘不过是寻常之物,他看重的更是人的本身。觉慧也很注重人性,注重人的身体,这些可由高家烧龙灯的事件看出。正如他对琴所说:“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这样看来,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嘞!”这说明觉慧在人性化方面比觉民更进了一步。宝玉和觉慧最直接的追求人性自由体现在二人都毅然出走,他们的出走,是给予封建家庭,乃至封建制度的决然反击。正如吴定宇先生所说:“在贾府,叛逆者贾宝玉被封建家长视为‘不肖的孽障’、‘混事魔王’,宝玉没有成为这个显赫家族的继承人,用出家表示对封建家庭和礼教的反抗。在高家,觉慧与长辈格格不入,亦被看作是‘叛徒’,他和《春》中淑英的毅然出走,给他们的叛逆性格着上光彩的一笔。”④

 二 继承发展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一般所指的是在特定的时代需要的精神。《家》完成的时代,正是“五四”时期,这个时代具有更强烈的反封建性,更多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而在《家》中,这种精神就体现得非常充分。

前面说到,巴金的成就,更多地在于他对宝玉这一形象的发展,他将宝玉这一形象融入了高氏兄弟三人身上。宝玉身上有诸多性格特征,而巴金把这些性格特征分别给予了觉新、觉民和觉慧三人,使他们的形象更为鲜明和独特。

宝玉的顺从、忍耐,更多地体现在觉新身上。在抄检大观园时,宝玉不能像探春一样反抗;在贾赦迫害鸳鸯时,他不说一句批评和反对的话,只有“心中着实替鸳鸯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这种不反抗的精神让觉新发挥到了极致。但觉新虽是一个懦夫,却是一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的顺从和忍耐又多少融入了一些“五四”的时代特征。他阅读《新青年》,在“五四”的新思潮影响下,他能清楚认识到封建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他是旧家庭的产物,又是“长房长孙”,他的生活离不开这个旧家庭,他所能做的只是一味的回答“是”,为了维持这个溃烂的家庭,他不得不做这个家庭的帮凶,但他痛苦,矛盾,因为善良、怯懦而不得不顾全大局。觉新这个形象是很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矛盾使得这一人物性格更多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如果说觉新、觉民、觉慧是宝玉形象的三个台阶的话,觉民则较为“中庸”。他有一定的觉悟,为自己的婚姻敢于勇敢抗争。他稳健,对人温和。他不像觉慧一样有锐利的棱角,也不似觉新如棉花毫无刚性。他更像一块鹅卵石,能恭顺地回答被觉慧称为刽子手的冯乐山的话,亦能在婚事上追求自由,他能喊出“死囚牢就是我底家庭,刽子手就是我底家族……请你们绝了妄想罢,我底条件不接受,我是决不会回来的”这样坚决的宣言。正因为他这种性格,才使他不会像觉慧一样被软禁于家中,也不会走上如觉新一样顺从的道路。他把爱情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形象,是宝玉所不具备的。在宝玉眼中,爱情也很重要,晴雯死、迎春嫁他是难过的,但都不及听说黛玉回扬州使他伤心,但宝玉只能凭借他人的宠爱来争取自己的爱情。在婚姻上,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主动地争取,因此,在婚姻上,他失败了。觉民则因为自己的坚持而成功,最后赢得了胜利。

觉民的形象,亦来源于当时的时代。在“五四”时期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巴金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选择地赋予了觉民。觉民追求民主,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在当时的中国,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知识分子很多,但是他们通常具有狭隘性,片面地理解民主自由,片面地追求民主。因此,觉民形象的塑造,在当时也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

宝玉的激进、叛逆,主要体现在觉慧身上。贾宝玉的叛逆,在于他不愿意走仕途,他追求的是身边的女子都能永远看着他,守着他。而觉慧则承担了时代的责任。他被高老太爷软禁于家中不是因为他玩乐,而是因为他参加学生运动。对晴雯的死,宝玉自欺欺人地相信她做了芙蓉花神,为她作《芙蓉女儿诔》,而觉慧则因为“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打算放弃鸣凤。但是鸣凤的死擦亮了觉慧的眼睛,他为自己没有救出鸣凤而自责,“因为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我恨我自己。”这种恨,使他与过去的他分离,在他与他的家庭中间划上了更深的裂痕。如果说宝玉的出家只是一种消极的避世,那么觉慧的出走,则是积极地融入到新的世界。

觉慧形象的创造,根源还是在于“时代”。他是在“五四”的时代大潮中吸取了更多新的思想,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并最终勇敢地冲破家庭的牢笼,投入到创造新的社会中去。他是旧家庭的“叛徒”,这个“叛徒”,正是“五四”时期觉醒青年的典型形象。巴金先生对这 个“叛徒”充满了挚爱,给他身上赋予了更多时代的精神,那就是勇敢地走出去,追求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

吴定宇先生说:“如果说贾宝玉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资本主义处于萌芽时期的典型形象,那么高觉慧就是‘五四’时代觉醒青年的典型。”⑤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他本身也经历了由一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陷落到“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困境。他精心塑造的宝玉这个典型,也寄托了自己的思想追求。但是他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作为出路,只能朦朦胧胧追求个性解放却不能更进一步,正如宝玉一样。儒家的伦理思想扎根在宝玉的文化心理深层,他认为“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逆”。宝玉“虽厌恶‘四书’为代表的儒学,却找不到新的文化思想来取代它,左冲右突,仍陷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圈子中,只能从儒家跳到佛家,在《南华经》、《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等佛经道藏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⑥。巴金却不一样,他能广泛的接触到各种思潮,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巴金在吸取了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所认识到的各种新思想。“五四”的时代精神影响着巴金,使他的反封建精神较之曹雪芹更为彻底。宝玉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而在《家》中,巴金把“五四”的新风吹进了高家大院,让高家的“宝玉”们在新的思潮影响下由于不同的性格而有了不同的道路。

巴金曾说:“我写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由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结局。”⑦这些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结局,正是对宝玉形象的延展,这种延展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宝玉”更多的精神内涵,也将宝玉的形象在“五四”背景下扩展了开来。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红楼梦相关
红楼梦人物
红楼梦典籍
红楼梦大全
古诗大全